【事件】 语文教材修订版将《南京大屠杀》替换为《死里逃生》引争议

　　【观点】 语文教育是全民的、全年龄的教育

　　语文课本上的《南京大屠杀》一文被换掉了？语文出版社日前宣布，一年级至九年级共18册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修订版已进入《2016年义务教育用书目录》，同时透露了修订版对原来教科书的改动。人们最关心的莫过于增减了哪些内容。有媒体报道，修订版将七年级教材中《南京大屠杀》一文替换为《死里逃生》，引发不小争议。许多网友表示，南京大屠杀是国人不应忘却的历史记忆，不能从教材中抹去。语文教育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回应，修订版是将原来温书林的《南京大屠杀》替换为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一书节选的《死里逃生》，南京大屠杀这一题材并未撤掉。他表示，《死里逃生》“不仅写了南京大屠杀的惨无人道，而且刻画了一个普通中国妇女李秀英在日本鬼子惨无人道的暴行面前智勇双全、勇敢反抗的事迹，反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坚强决心和英勇无畏的精神”。

　　这一说明引发了更广泛的争论。反对替换者认为温文纪实性强，张文文学色彩浓，前者侧重控诉暴行，后者侧重记述反抗，前者宏观，后者则显片面，考虑到学生的年龄阶段，温文更宜，且《死里逃生》之名不妥，不如《南京大屠杀》直观具体，给人印象深刻。支持替换者针锋相对，称张文是宏观历史的具体化呈现，生动鲜活、易于理解，历史课文偏纪实，语文课文偏文学，无可厚非。更重要的是，作者张纯如在研究南京大屠杀过程中患上抑郁症，饱受日本右翼势力报复，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她的事迹和对待历史的态度，对青少年有教育意义。

　　这场争论参与者数千，通过微博点赞评论转发，浏览者不计其数，其中涉及问题极为复杂，包括如何铭记历史，历史记忆如何有效传达，语文教材的选文标准，课文的功能，语文教育侧重什么等等。但争论各方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共识，那就是通过语文教学，南京大屠杀必须更牢固地被铭记，我们应该担负起逝者、民族曾经遭遇的不幸。虽有少数言辞过激，但总体而言，这是一场充满爱国情怀的争论。

　　怀着亲眼分辨高下的目的，笔者浏览了两篇文章。诚如争论双方所言，温文有数字，有事例，有当事双方回忆，有第三方见证，时空交错，相互对照；张文记述受害者经历，其惊险、恐惧、艰难、痛楚令人感同身受。在阅读中，我渐渐放弃了比对的初衷，因为我像每一次接触南京大屠杀的有关叙述一样，又感受到了血淋淋的文字带来的疼痛、愤慨，从而领悟，这也许才是这场争论的真正价值所在。两篇语文课文，在从不同角度教育青少年的同时，也警醒了每个参与争论的公民，勿忘国耻。

　　“鲁迅的文章应该保留哪些篇目”“金庸的小说是否可以课堂讲授”，关于语文教科书的争论似乎永远存在，永远难以达成一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语文教育，也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共识，那就是语文教育关乎中国传统文化，关乎民族的未来。选入教材的文章给人的教育是多方面的，包括但不限于文学历史，也涉及道德修养、思想品质，乃至人格、理想等等，它在撰写之初，不是仅仅写给青少年的，它的教育对象也就不限于青少年。对于青少年来说，语文教育主要通过教师在课堂上对文本的讲解实现，对于成年人来说，针对一篇文章展开思想交锋，从而获得新知，或许也是语文教育的重要一端。由此看来，语文教育不是九年义务教育阶段能够彻底完成的，它可以贯穿人的一生，语文教育应该是全民的、全年龄的教育。

　　拓展语文教育功能的，是网络公共话语空间，它担当了人与文本、人与人、成年人与青少年对话的平台，这种争论虽然喧哗，但与网络上常见的粉丝为偶像骂战，或因阶层、性别立场等差异产生的口水仗不同。在历史面前、教育面前，参与争论者尽管各执一词，却是倾向于理性与无私的。在网络这个一贯被认为非理性的空间中，我们可能极少见到这样的时刻，普通公民不止关心自己的孩子，也关心祖国的下一代，比起个人喜好，更在乎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延续，引领这种蜕变的，正是“语文”。

　　“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这样描述。失去了有公心、有责任心、有正义感的网民，那么我们的网上精神家园必然将崩溃倾倒；得到了一个又一个有理性判断、有责任意识、有社会公心的网络公民，那么我们共同的网络家园就必然健康兴盛。笔者不敢断言，前文所述争论是不是越多越好，但至少可以肯定，它的出现对提升网络公民独立思考、理性对话的能力，树立对民族国家社会的责任心是有益的。虽不是课堂，却真正教育了每个人，这样的教育若能以适当的形式延续下去，将有助于我们离健康兴盛的网络家园更近，离客观公正的理性社会也就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