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由市场决定的院线发行模式,已经成了这种记录田野万物、探索人性深度、充满艺术情怀和审美理想的乡土电影的阻力。后果是关于乡村故事的讲述,在银幕上是越来越少了,发行渠道严重不畅,观影人数严重下降,票房严重低下,自然导致产品生产能力下滑。
我们面前的乡村已经不是可以寄托精神乡愁的诗意家园,而是城市现代性高度影响下的乡村,是都市价值观参照下的乡村。如何记录和展现这种乡村的变化,如何反映和表现这种乡村变化中人的精神痛苦与生命体验,无疑是电影人要面临的挑战。讲好中国乡村故事的现实需求与把握中国城镇化、城市化建设经验的实际困难的矛盾,更是对中国电影人创作有历史深度、人性深度和审美深度的乡土电影的巨大考验。
乡土电影的历史脉络
从国家发改委最新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5》中,我们可以了解到,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6.1%。而且,从1978年到2014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由1.7亿增加到7.5亿。我国城镇化和城市化的速度十分迅猛,不仅给社会结构带来了深刻调整,极大地释放了劳动生产力,推动了中国社会30多年的高速发展,而且改变了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同时这种社会转型也使“农民问题”进一步凸现出来,剧烈地改变着乡村的生活观念和情感方式。在中国现代电影史上,反映和表现乡村中国的电影被称之为“乡土电影”。20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乡土中国一直是重要的反映对象。但是,乡土电影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左右下,出现了两次转折:一次是“乡土电影”向“农村题材电影”的转移。这个转移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即20世纪50年代,随着《我们村的年轻人》《李双双》《暴风骤雨》等电影的出现,中国乡村生活的整体性叙事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紧密缝合,被完整地创造出来。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喜盈门》《月亮湾的笑声》《咱们的牛百岁》《咱们的退伍兵》《老井》等电影形成的“农村题材电影”的高峰期;另一次是“农村题材电影”向“乡土电影”的回归,实际是向“新乡土电影”的转移。这个转移发生在新世纪的前后,是以《老井》《黄土地》《红高粱》《野山》《秋菊打官司》《孩子王》《一个不能少》《二嫫》等电影的出现为标志的。这些作品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以现代性来观照中国乡村的过去与现在,描述整体性叙事的瓦解和碎裂后,现代文明对乡村文化冲撞形成的困惑和危机,比如《边城》《良家妇女》《乡音》《人生》等电影也是如此。
实际上,所谓的“乡土”概念本身其实就是现代性的产物。当城市、工业和现代文化等“先进的他者”出现之后,才映衬出了“乡土的自在性”。而电影本身就是工业和城市的产物,所以,从一开始,它所观照出的就是乡村的愚昧、贫穷和落后。这样,中国的乡土电影对乡村的叙事本身就是分裂的:一方面,启蒙主义的立场赋予了乡村以与“现代”相对立的“传统”含义,贫困的农民因愚昧、麻木甚至病态,成了“国民性”的代表而被当作启蒙或拯救的对象;另一方面,乡村平静的田园和农人原始而单纯的性情,又成了精神乡愁的诗意寄托,有着某种浪漫主义的道德优越。这两种“现代的”和“反现代”的乡村叙事,一直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乡土电影所表现的主题,而且一直也处于一种混合和暧昧的状态。
当下电影语境中乡土电影的困境
在这个变化太快的时代里,中国的电影市场取得令世人震惊的增长速度,在保持多年增长率高达30%的背景下,2015年全年总票房突破440亿,以较去年增长48.7%的速度,继续稳居世界第二。2016年春节档电影票房再次“井喷”,54天全国总票房超过110亿。业内预计2016年的票房将达到600亿,与北美100亿美元的电影市场并驾齐驱。在这种外表光鲜的朗照下,连续几年来出现了大量的、无以计数的“粉丝电影”“综艺电影”“明星电影”“娱乐电影”“IP电影”“颜值电影”“美图电影”和“弹幕电影”,而真正反映现实生活、深刻提示现实矛盾的影片却难得观看,致使现实主义精神在电影商业化制作创作中日益稀缺。一些电影离开内容的需要,过度追求“现象美学”和“视听奇观”,而忽视精湛、深刻和独到思想的表达,致使许多电影存在思想内涵肤浅、表面化甚至幼稚的问题。同时,大量非专业资本进入电影产业,为实现资金的回收和增值,捆绑观众的票房率和收视率,大大淹没了电影的艺术审美品格。院线影院按照影片上线前票房舆情预估确定和调整排片的策略,缩窄了商业电影之外的艺术电影、纪录电影、主旋律电影、实验电影、戏曲电影、少数民族电影、公益电影等非商业电影的发行放映传播渠道。这种纯粹由市场决定的院线发行模式,不仅大大控制了这一系列的非商业电影的生死命脉,已经成为制约思想价值、艺术价值、商品价值和社会价值兼顾的优秀影片创作生产的瓶颈,使一些优秀的电影作品从创作生产结束之时起,就成了“仓库电影”,仅仅等待电影频道播出后给点安慰式的补偿而已。
在这种电影语境中,乡土电影的生存状态自然是十分尴尬的。现在的院线发行模式,已经成了这种记录田野万物、探索人性深度、充满艺术情怀和审美理想的乡土电影的阻力。后果是关于乡村故事的讲述,在银幕上是越来越少了,发行渠道严重不畅,观影人数严重下降,票房严重低下,自然导致产品生产能力下滑。《三峡好人》《世界》《一个勺子》《心迷宫》《山河故人》等优秀乡土电影院线排片率低、票房收益惨淡、诚意创作受挫的命运,就是中国乡土电影的命运缩影。
而且,随着城镇化、城市化不断加速,乡土电影本身也在面临挑战。在中国电影经典叙事、经典类型、经典形象遭遇越来越多的碎片化、偶像化、IP化元素挑战和颠覆的大语境中,乡土电影充满了深广的困境,其自身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与遗憾。毕竟,我们面前的乡村已经不是可以寄托精神乡愁的诗意家园,而是城市现代性高度影响下的乡村,是都市价值观参照下的乡村。如何记录和展现这种乡村的变化,如何反映和表现这种乡村变化中人的精神痛苦与生命体验,无疑是电影人要面临的挑战。讲好中国乡村故事的现实需求与把握中国城镇化、城市化建设经验的实际困难的矛盾,更是对中国电影人创作有历史深度、人性深度和审美深度的乡土电影的巨大考验。
乡土电影的突围
面对如此的命运、如此的尴尬、如此的困境,乡土电影如何才能突围呢?
从国家对电影管理的顶层设计上,应调整改革目前大一统的院线发行模式,做到细分市场、细分观众、细分影院,根据社区人口分布和观众群体特点,建立农村电影影院、少儿电影影院、民族电影影院、经典电影影院和商业电影影院等差异化的电影院,努力改变当前商业电影一统天下、独霸票房的局面。这样,才能真正给那些乡土电影、艺术电影、实验电影、纪录电影、少数民族电影、戏曲电影、公益电影等非商业电影一线生命希望,不能让这些小众片再成为商业电影“输在起跑线上”的市场牺牲品,要让这些勇于进行思想和艺术探索的优质电影获得与商业电影“平起平坐”的地位。而且要加大对商业电影票房税的收缴,用于鼓励和反哺非商业电影和小众片的创作和生产,真正把影视剧的民族化和国家化建设纳入文化强国的战略地位,让电影艺术真正成为中华精神、中国形象和中国故事的传播者、代言人和讲述家,走出一条有益于人类文明进步和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创作生产道路。
在艺术观念上,我们的电影人应当看到,只有真实地再现生活,真实地表达情感,真实地表现活生生的人,才能创作出真正优秀的乡土电影。真实是任何艺术作品的生命,是对任何一部艺术作品的起码要求,而电影与“真实”有着最直接、最密切的联系,所以,那些杰出的电影艺术家才会说:电影最重要的想象力是处理“真实”。《心迷宫》讲述的虽然是发生在中国乡村的一起“连环怪尸案”,但它十分真实地反映了当下中国家庭关系的种种裂变,肖卫国和肖宗耀的父子之间、陈自立和丽琴的夫妻之间、王宝山和丽琴的情侣之间、肖宗耀和黃欢的恋人之间,都陷入了一种对立和抗拒的紧张关系,而这展现的正是在乡村社会大转型时期人们真实的心的迷途。乡土电影作品只有反映出生活层面和精神层面真实的铭心刻骨的生命体验,才能深刻感人、震撼人心。乡土电影应当给观众提供充满景深的广阔大地,从这片广袤的大地上,我们能看到时间、空间、自然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还有他们艰难而错综的故事,还有他们在演绎这些故事时的复杂情感和对人之自由的向往与低叹。乡土电影唯一能留住的,就是自然和空间在时间中的消失和衰老,这或许就是时间走过去的痕迹,也是在时间流逝的过程中,人,尤其是那些天下农人存在的痕迹。记录下了这些,就记录下了天下农人内心的复杂和灵魂的跃升。
乡土电影绝不能满足于仅仅展现乡村和土地,要有大的格局营造。《山河故人》让我们看到了1999年、2014年和2025年三个点的时间流逝痕迹,看到了空间的迁移与演变,但是,当我们看到老无所依的女主人公在飘舞的雪花中,随着GO West舞曲悠然起舞的时候,心里立刻柔软了下来,尽管她已是孑然一人,倒是身边有与她相依为命的狗,但更衬托出她乡土大地般的孤寂。“青山可移,感情永在”,与后景处汾阳历史地标文峰塔融为一体的视听幻象,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乡土大地般的情怀,这就是对亲人的深切思念,对内心永不消逝的青春怀想。
在艺术技法上,我们要改变过去乡土电影陈旧的叙事模式,摒弃节奏缓慢、镜头呆板、造型陈旧、剪辑不畅、影像模糊的电影语法,要有强烈的现代精神、民族志向、国家情怀,要有强烈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要有借助电影新技术、科技新手段把乡土电影拍成艺术大片的雄心,要借鉴当下节奏明快、镜头多变、视觉冲击等开放性和灵活性的电影语法,记住电影大家贝拉·塔尔的话,“不要迷信学校能教给你多少,不要被形而上的思考羁绊,不要让金钱也不要让经典困住你的决心和想象力”,“不要害怕拍出异于常规的电影”,中国电影人要更多走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乡土大地,走到活生生的人的心里,努力去创作充满中华文化、民族审美、现代独立精神和人之自由舒展情怀的乡土电影,争取以具有历史深度、人性深度和审美深度的乡土电影,屹立于中国和世界多样化的电影作品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