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宝金获中国杂技“百戏奖”暨终身成就奖
——专访中国杂协副主席、济南市杂技团团长邓宝金
邓宝金接受《中国艺术报》专访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大力倡导德艺双馨，着力培育正风正气，弘扬艺术之美、信仰之美、崇高之美，进一步营造文艺界见贤思齐、崇德尚艺、奋发有为的良好态势，不断发现、培育和推出当代优秀文艺工作者与文艺界先进典型，中国文联近期启动“艺苑百花”项目。《中国艺术报》特别开设“艺苑百花”专栏，深入挖掘优秀文艺工作者的动人故事，充分展现他们爱党爱国的崇高理想、追求卓越的艺术创造、扎根生活的精彩实践、感人至深的善行义举。“艺苑百花”第十九期，我们推出的是中国杂协副主席、济南市杂技团团长邓宝金，敬请关注。
杂技表演艺术家邓宝金有三重身份：舞台上，她是以超高难度技巧和优美造型征服观众的“杂技女杰”；剧团里，她是敢于破除陈腐旧套、锐意革新进取的“邓团长”；创作时，她是一名牢记艺术使命、认真讲好中国故事的专业编导。
从14岁考入济南市杂技团，成为一名专业的杂技演员，到42岁“腾挪转身”成为剧团管理者，再到新世纪以来带领济南市杂技团推出《粉墨》《红色记忆》等多部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经典剧目，邓宝金近50载的从艺生涯，展现了一位艺术家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对艺术持之以恒的探索，对杂技传承与发展的高度使命感与奉献精神。本期“艺苑百花”，让我们走近中国杂协副主席、济南市杂技团团长邓宝金，听她谈谈创作、表演和剧团里的那些事儿。
邓宝金为《中国艺术报》题词：时间只记住精品，艺术仅承认一流
2007年，邓宝金获评第二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
优秀的杂技剧，应该将古代的故事讲给现代人听，将革命故事讲给年轻人听，将中国故事讲给全世界听。 ●中国艺术报：在不久前结束的第十届全国杂技展演中，红色主题杂技剧《红色记忆》代表济南市杂技团成功亮相。为什么要用杂技剧的形式讲述中国革命的历史？ ◎邓宝金：用杂技剧讲好中国故事，是我们近年来创作的主要方向。首先，我认为艺术创作必须与时代接轨，反映时代的精神与诉求，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华诞，我们推出《红色记忆》，既是为了献礼，也是为了让今天的年轻人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之所以采用杂技剧的形式，是因为杂技剧能够“讲故事”，它可以通过合理的故事架构，把杂技演员高难度的动作技巧和情节的发展结合起来，让观众在欣赏杂技表演之外，被人物、故事和背后的历史文化吸引。 应该说，《红色记忆》的市场意识和创作意识都是很超前的。《红色记忆》由现代京剧板块构成，是一出包括《沙家浜》《红灯记》《铁道游击队》在内的折子戏。它的出发点是用现代的舞台语汇塑造现代的英雄形象。
这部戏从2011年开始演出，最初有很多瑕疵，一是和观众之间有距离，二是剧情不够完整。比如《铁道游击队》，最开始表现红军和日本鬼子间斗智斗勇，剧情和表演都设计得比较夸张，甚至用了很多戏耍的手法，艺术效果不是很理想。后来我们每一年都在调整、修改，剧情和表演都更成熟、严肃了，思想性、艺术性也提高了。创作过程中，我们一直想着艺术如何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想用我们的作品感染观众，让今天的观众更好地了解历史、铭记历史。
●中国艺术报：2008年，济南市杂技团推出了大型古装京剧意象杂技剧《粉墨》，十年来，先后在北京、深圳、喀什、鄂尔多斯等城市，匈牙利、日本、新加坡、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家演出，深受观众喜爱。您是怎么想到将杂技和京剧结合在一起的？
◎邓宝金：好的故事，需要用好的形式呈现出来。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历史故事，内容已经非常丰富了，这就需要我们在表演形式上进行创新。著名舞蹈编导刘春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直在探讨不同艺术种类之间合作的可能性。我们发现，杂技创作有结合舞蹈的，有结合武术的，但运用戏曲元素的还很少，于是我们想到借鉴传统的京剧形式，打破传统杂技以单项表演为单元、各个单元互不关联的模式，用折子戏的结构串连作品。 我们是2007年产生这个想法，2008年着手落实的。当时正值北京奥运会召开，我们想做出一个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节目，给北京奥运会加油。我和刘春觉得，杂技和京剧都是中华民族传统的艺术门类，它们的融合是两种民族元素的融合，代表的是民族文化的精粹。于是，我们用京剧元素来服务杂技、包装杂技，用它的服饰、音乐和表演风格来烘托杂技，创作了古装京剧意象杂技剧《粉墨》。我们用了9个板块来完成它，包括《泥塑》《贵妃醉酒》《大闹天宫》《穆桂英挂帅》等等。
那一年，我印象特别深刻，《粉墨》的首演很成功，我们很快就受到北京奥运会组委会的邀约，在北京的祥云剧场办了专场演出。不久后，我们参加了第七届全国杂技比赛，取得了好成绩。我们在舞台上亮相的时候，很多观众都表示：“小小的济南市杂技团，却做出了一台令人意想不到的大戏！”也有人对我说：“邓团长，要是这部戏十年后还在演，那它就是精品了！”我很高兴，十年过去了，《粉墨》还在演，观众仍然很喜欢。应该说，它的创意和艺术构造非常合理，因此能够延续。
2、艺海无涯，“精品”无止步
邓宝金认为，创新是艺术发展的生命线，“精品”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市场的变化不断调整、精进。
●中国艺术报：《粉墨》《红色记忆》的演出，每一场都不一样，每一场都在调整，都在精进。作为创作者，您认为一个“精品”什么时候才算真正完成了？
◎邓宝金：我认为精品一定要与时倶进。一个作品获了奖，是“精品”了，是不是就可以止步了？当然不是，创作者还要继续创作、发现。你一旦止步了，就变成历史了，就不是精品了。在保留剧目的同时，还得发展自己，这就是艺术规律。 比如《粉墨》里的《霸王别姬》就推出了很多版。最开始的版本里，霸王的形象没有深刻地体现出来，停留在开场的一个露面、结局抹脖子时的痛苦。后来的版本里，我们就让霸王和虞姬产生了更多情感上的交流和碰撞。在抒发情感的过程中，我们也注重杂技技巧的展现，比如虞姬在给霸王跳舞时，霸王也在舞台上展示了杂技技巧。 每个节目里不完美的地方，都要随着时间、演员的变化进行及时调整和修改。为什么要随着演员的变化调整？一个节目，第一版的演员年纪大了，不能演了，就会有新的演员上来，新人来了，掌握的技术难度和技巧融合度都不一样了，就得改。我发现这个队形不好看了，音乐、灯光、舞美的感觉不对了，也得马上修正。随着市场的发展、演员的更替，我们每天都在变，每天都在改。不论是《粉墨》，还是《红色记忆》，都还在不断完善之中。
●中国艺术报：您认为杂技创作如何实现“技”与“艺”的结合？
◎邓宝金：这是令所有杂技创作者感到苦恼的问题。在今天，杂技变得更难了。过去杂技讲究技术难度，讲究超越极限；但当它已经超越了极限，再与艺术融合，就更困难了。比如第39届法国“明日”世界杂技节“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获得者孔海涛的《转台高椅》，技术难度已经摆在那儿了，怎么再与艺术融合？就要用他身体的主体线条来展示艺术魅力，用他体态的完美，他的每个肌肉块、他的眼神和内涵来体现艺术的完整性。这就需要持之以恒、一点一滴地训练，这个过程中，我要不断地告诉他哪个肌肉块还不到位、要重点练哪个肌肉块，从而完成他身体的舒展性。
如今各个剧团都在进行艺术上的革新，形式也多种多样：话剧杂技、歌剧杂技、舞蹈杂技、武术杂技、戏曲杂技都出现了，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戏曲杂技《俏花旦》、舞蹈杂技《肩上芭蕾》等等，都在考验杂技演员的综合实力。可以说，今天培养演员比过去要难，就难在综合实力上。
3、杂技没有捷径，勤学苦练是根本
“我妈妈说了，不能回家叫苦；我妈妈还说了，既然干了，就不能给家里丢人，因为我爷爷是有名的艺术家，我是邓九如的孙女。”
●中国艺术报：您出生在一个曲艺世家，爷爷邓九如是北路山东琴书的创始人。您是怎么走上杂技之路的？
◎邓宝金：在我家里，爷爷、爸爸、姑姑都是唱琴书的。爷爷不仅是有名的艺术家，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参加过抗美援朝，是全家人的精神偶像。家里的琴书氛围让我从小就非常敬重艺术，想要像爷爷一样，成为一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也许因为骨子里有艺术基因，我上学的第一天就被选进了文艺宣传队。父亲常带我出去演出，监督我下腰、弯腿，再加上我身体的柔韧性很好，很快我就成了队里翻跟头的主力。 两年之后，我考上了体校。体校领导到我家调户口的时候，我妈妈还不同意，说“我们孩子不干这个”，但当时政治标准比较高，选上了还是要去的。在体校的时候，我的身体素质不是很好，训练经常晕倒，体力不达标，12岁的时候就被淘汰下来了。
邓宝金表演《顶碗》
1972年，我14岁那年，济南市文工团曲艺杂技队（济南市杂技团前身）招考，我陪邻居家的一个小朋友去考。考场在济南市歌舞剧院，别人考试的时候，我没事做，就在旁边压腿，结果老师说，“这孩子腿这么软呢，跟着一块儿考吧”。最后考试结束，那个小朋友没考上，我考上了。 文工团到我家调户口的时候，我妈妈又说“我们孩子不干这个”，最后三个老师给她做工作，我才进了团。进团以后，每次遇到困难，我就想起她说，“你既然自己喜欢，以后就不要说不，不要回来哭鼻子”。就是这句话支撑着我，让我下决心埋头苦干。 ●中国艺术报：对于刚进文工团的演员来说，14岁已经算“高龄”了，因此您当时并不是最被看好的演员。但仅仅一年之后，您完成了团里最拿手的节目之一“椅子顶”，比所有孩子登台都要早，这是怎么做到的？
◎邓宝金：这个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我知道我自己年龄很大。我本身有体操、舞蹈的基础，但我也知道我的臂力不行，综合实力不行。因此我基本上是半夜里起来练一个小时，再偷偷回去睡觉，别人午休的时候，我几乎不休息。这点是团里所有老师都认可的，就是能练。我给自己一个什么压力呢？我妈妈说了，不能回家叫苦；我妈妈也说了，既然干了，就不能给家里丢人，因为我爷爷是有名的艺术家，我是邓九如的孙女。
团里的老师对我的印象就是，“冬天披着一件小棉袄，不说话，除了吃饭睡觉，基本上都待在没暖气的练功房里”。冬天练“椅子顶”的时候，我的背心是湿的，是汗水把它浸湿的，冬天的汗是“冷汗”，每次从椅子上下来以后，我的背心都是冰凉的。练功房里晕倒次数最多的也是我。回想那个时候其实心里有点酸楚，但这种压力奠定了成功的基础。
●中国艺术报：1978年，您在编导的指导下，开始对传统节目《蹬板凳》进行革新。随后几年，《蹬板凳》凭借高难度的技巧和新颖独特的造型艺术，不断斩获国内、国际大奖，如第11届世界杂技锦标赛冠军、第10届法国“明日”世界杂技节大赛金奖等。请谈谈您是怎样发展《蹬板凳》的。
《蹬板凳》剧照
◎邓宝金：1976年，《蹬板凳》参加全国杂技调演，当时是一个底座演员在下面蹬着板凳，另一个演员站在板凳上表演，给人的感觉就是底座演员很有劲，但没什么艺术性。后来想要发展这个节目，我首先结合了一下自己的长处，我练过体操，有平衡木的功底，也学过舞蹈，可以在板凳上表演“踹燕”、扳后腿等舞蹈动作。然后是道具的革新，板凳得又好装、又好卸，很多条板凳叠在一起，得保证它们在空中不晃悠。我当时的教练也是我现在的先生毕长江，几乎天天都在和木匠师傅琢磨道具的构造。
1983年，邓宝金在美国弗罗里达州演出
还有和底座演员的配合。《蹬板凳》有一个高难度的动作，就是“单脚蹬板凳”，底座演员要单脚把板凳拧上180度、360度，板凳转一圈，板凳上的演员还要表演翻前桥、翻后桥，技术难度非常大，需要两个人完美的配合。我和我的底座演员达成了一种默契，彼此一个眼神就知道动作应该到哪儿了。
4、杂技演员最好的素质就是不怕牺牲
杂技是一门技术难度大、危险系数高的艺术，对杂技演员来说，无论日常训练还是正式表演，身体、心里都得“绷着一根弦”。
1986年，邓宝金表演的《蹬板凳》获英国第11届世界杂技锦标赛团体冠军，并分别获得了“英航杯”和“特技项目对抗赛”冠军、金牌
●中国艺术报：《蹬板凳》的演出，经常受到场地的限制，如何克服？
◎邓宝金：举两个例子吧。有一次在南太平洋演出，冬天的海边风非常大，人在地面上都站不稳，何况是站到凳子上呢？当时我和底座演员的压力都很大，可一想到我们是代表国家出来演出，怎能轻言放弃呢？于是我们提前不断地测试风向，研究风往哪边刮、我们该往哪边使劲。演完之后，我们俩的衣服全被汗水打湿了。
还有一次，1984年《蹬板凳》晋京参加国庆35周年文艺演出活动，当时的舞台很矮，离嘉宾围坐的主桌又特别近，板凳万一倒了，就会直接砸到主桌上。我在板凳上表演倒叼花的时候，保险绳已经贴在我脸上了，我必须弓起身子亮相，再把花插到头上。应该说，很多时候表演环境很艰苦，但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好的锻炼。
●中国艺术报：杂技是一门有风险的艺术，您在演出时有过意外受伤的情形吗？
◎邓宝金：对杂技演员来说，演出环境、身体状况都是可能影响表演、导致意外发生的因素。有一次，日本友好访问团到济南来，我给他们表演《滚杯》。当时桌上放着一个铁制的梅花架子，我头上、手上、脚上都有碗，身体转动的时候头一下扎到梅花架子的铁枝子上了，血顺着脑袋流到身上，教练问我还行吗，我点了点头，继续演。《滚杯》演完之后，我在最近的医院处理了一下伤口，接着回去演《蹬板凳》，演完《蹬板凳》又去医院缝了五针，头上留下了一道口子。我担任济南市杂技团团长以后，有时看到演员们在舞台上摔断了胳膊还接着演，我都是流着泪看完的。我认为，一个杂技演员最好的素质就是不怕牺牲。
1986年，济南杂技团全体演员在英国第11届世界杂技锦标赛上获奖后合影
●中国艺术报：受意外、伤病的困扰，杂技演员的艺术生命通常不会太长，但您却一直坚持演出到45岁。
◎邓宝金：1989年，我评上了“全国劳动模范”，1992年，36岁的时候，我获得了中国杂技最高荣誉奖“百戏奖”暨终身成就奖，紧接着三十七八岁的时候，济南市杂技团几乎没什么演员了，因为杂技团改制，很多演员都“下海”了。团里的演员减少了，而我既是“劳模”，又拿了“百戏奖”，我就觉得肩上有担子、有使命，必须坚持演出。
邓宝金
5、为杂技的传承与发展奋斗终生
2000年，邓宝金实现了从一名杂技演员到济南市杂技团团长的“华丽转身”，作为“邓团”的她与济南市杂技团携手走进新世纪，迎来杂技团迅猛发展的二十年。
1987年，济南市杂技团赴朝鲜访问演出
●中国艺术报：上世纪末，济南市杂技团面临资金不足、人才流失等种种困难，您“临危受命”，担任济南市杂技团团长。如何实现从演员到剧团管理者的身份转变？
1989年，济南市杂技团赴巴基斯坦访问演出
◎邓宝金：今天总结的话，应该是一种责任感支撑着我。我是个比较执着的人，你要让我干这件事，我就想把它做到完美。
1993年，邓宝金与基里巴斯总统合影
我当团长的前四年，几乎是吃在团里，住在团里，和团里的老师一起教孩子、一起训练，他们拿顶我拿顶，他们压腿我压腿，他们翻跟头我翻跟头。那个时候我没有什么管理模式，我没学过，我就是结合自己在练功房里的感受，我了解演员需要什么，怎么给他们加压才能出成果，因为我就是在练功房里长大的，我能感觉到过去的领导管理我们时哪里可取、哪里不行，我知道我应该在哪里改变。我和演员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但我得想得比他们多，他们没想到的我都得想到，比如宿舍条件、暖气设备、训练中的意外情况等等。
1993年，斐济共和国总统观看演出并上台接见演员
当了团长，也就必须要考虑剧团的经济效益问题。首先，我着力打造能够代表我们团形象的节目，比如第一年我和刘春合作的大型主题晚会《龙的传人》，反响不错，我就带着它走出去，分成好几支队伍，到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进行商业演出，为剧团获得了收益；然后就是不断开拓市场、转变运营模式，一方面在固定场所如济南珍珠泉礼堂、铁路文化宫定期演出，培养观众群体，另一方面加强与企业的合作，打造适应市场需求的杂技晚会、魔术晚会以及品牌节目《粉墨》《红色记忆》等等，扭转了团里的资金困难局面。
2005年2月，《转台叠椅》在第十七届蒙特卡洛“初登舞台”国际杂技节获得“公主杯”和”金K奖“
●中国艺术报：今天培养演员的方式与过去有什么不同？
◎邓宝金：整体来说，我们对现在的演员要求更高了，要求他们有更强的综合实力。另一方面，现在演员训练的条件也变好了，住得更舒适了，冬天训练有暖气，夏天有空调，我们尽可能地为演员提供良好的环境。 但在具体的训练中，孩子们受到的诱惑也更多了。尤其是到了16岁左右的时候，他们迎来一个叛逆期、动荡期，不愿意继续吃苦了，想着不练杂技还可以去干点别的，对杂技的执念变少了。这时候我们就得改变教育方式，开始鼓励他们，比如说孩子们去俄罗斯演出了，我就问他们，“俄罗斯的观众是不是都很喜欢你们？你们的付出是不是很值？”孩子们都很小，没办法跟他们讲大道理，就得从小道理着手，一点一滴地影响他们。
2015年6月，济南杂技团在美国密苏里州布兰森市成立“粉墨剧院”
●中国艺术报：当团长的过程里，最困难的是什么？
◎邓宝金：我们团算上离退休的职工共180多人，是个庞大的队伍，很多事我顾不过来。应该说，自从当上团长，我心里一直绷着一根弦，可以说是毛骨悚然的时候居多。什么叫毛骨悚然？我就怕哪个老师、哪个队长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哪个孩子摔着了、哪个孩子要做磁共振了、哪个孩子马上就要比赛了不能再伤着了……每个孩子都是金子，一听到这种情况我就揪心得不得了，整宿地睡不着觉；一到晚上，电话一响，我就一个激灵，生怕出什么事。不过，我感恩的是，我的领导能理解我，下级也能支持我、维护我，让我心里舒坦，觉得还能坚持下去。
●中国艺术报：对济南市杂技团未来的发展有什么规划和展望？
◎邓宝金：济南市杂技团现在的基础很好，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名声也很好。只要我们科学地发展下去，前景是无可限量的。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会更加明确自己的定位，我们是国家的剧团，要承担社会责任、讲好中国故事，为全社会弘扬正能量。
邓宝金受邀作为评委出席第33届法国“明日”世界杂技节
就具体的作品创作而言，原来我们有一个未完成的作品《山海经4.0》，它讲的是神话故事，但是运用了很多科技手段。它的目标观众是年轻人，我们想用一种寓教于乐的方式教导今天的年轻人如何行孝。我一直对这个故事抱有期待，接下来还有余力的话，就是要去完成它。
艺苑百花
本期记者
王琼
制作
中国艺术报新媒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