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你的鞭子》 徐悲鸿 

　　纪念抗战胜利不能忘了抗战戏剧，回忆抗战戏剧更不能忘了上海的戏剧抗战，因为它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和成就。

　　以延安为代表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战剧是在我党全面公开的领导下开展的，物质环境极为艰苦但工作顺利。以重庆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区即大后方在统一战线环境中的抗战戏剧十分复杂，但地大人多，戏剧力量强。而上海和它所代表的沦陷区，戏剧战士们只能在日寇汪伪包围统治的环境下尽其可能地以戏剧进行抗战宣传。这就是它的特殊性。

　　上海从来是中国话剧最集中的地方，从来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左翼进步传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上海的田汉就写出了最早的抗日救亡戏剧《乱钟》 。随后许多剧作者都写了揭露抨击日寇的剧作并广泛演出，突出的如陈鲤庭原作、演遍全国的《放下你的鞭子》 ，于伶的《夜光杯》等等，当时称为抗日救亡戏剧、国防戏剧。

　　1937年七七事变，战争全面展开，也是上海在夏衍、于伶等同志领导下率先在一个月内以集体力量编演了《保卫卢沟桥》 。该剧震动了上海，随后上海话剧界又组织了多个救亡演剧队分赴内地，影响了全国戏剧界奋起抗战。到了这年11月中，上海撤守，只留下中心区一大片土地是英美等国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仍由租界当局管理，日本军队不能进入。从此时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约4年时间，这一区域被称为“孤岛” 。由此上海戏剧工作进入“孤岛时期” 。这一时期话剧的领军名家有于伶、阿英、欧阳予倩、李健吾、朱端钧、吴仞之、顾仲彝等等。

　　租界地区还有一定活动余地，但英法等国不敢得罪日寇，一般正面抗战的戏已不能演出。上海租界就是繁华地区，抗战后江浙各地富裕人家都到租界里躲避日伪的迫害，而苏北苏南又有大批难民挤来找工作，一时显出畸形繁荣的市场景象，还是可以演戏的环境。上海剧人怎么做呢？  

中国旅行剧团《李香君》节目单

　　戏剧抗战自然要有剧团有演出。这时上海大量艺术骨干都已奔向延安和重庆，上海人力不足。党的地下组织根据情况，决定同时开展两方面工作，一是组织并且推动专业和职业剧团，一是广泛推动工商学各界开展业余戏剧活动。这其实原就是上海戏剧的传统。于是，于伶就同阿英、欧阳予倩（不久离沪到后方） 、许幸之、殷杨（即杨帆）等于1937年12月首先发起组织了专业的青鸟剧社， 1938年1月1日就首演了《雷雨》 ，接着又演了于伶新作《女子公寓》和阿英新作《不夜城》 ，都是暴露社会黑暗的戏。但不到半年就受到反动恐吓，被迫解散。于伶立刻又组织一个上海艺术剧院，刚演了一个戏又因不被批准没能组成。到7月间于伶等再接再厉，再联同李健吾、顾仲彝等，在法租界利用中法联谊会戏剧组名义，组成上海剧艺社。首先演出了由顾仲彝改编的法国名剧《人之初》和由李健吾译编的罗曼·罗兰的杰作《爱与死的搏斗》 ，都很成功。这些都是进步杰作，取得法方信任，站住了脚跟，“上艺”成为“孤岛”时期一个中坚力量，直到1941年底。他们演出的主要剧目有于伶新作《花溅泪》 《夜上海》 ，阿英新作《明末遗恨》 ，阳翰笙作《李秀成殉国》 ，李健吾作《这不过是春天》 《上海屋檐下》 ，吴天改编的《家》 ，曹禺作《北京人》等等一流大作。特别是1941年6月，首演了吴祖光由重庆寄去的新作《正气歌》 ，以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壮烈牺牲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了孤岛人民，震动了上海，影响深远。

　　这一时期的专业剧团主要还有，原在上海成立、后去华北平津等地巡演的、由唐槐秋主持的中国旅行剧团，他们常演剧目是曹禺作品，还有吴永刚的《林冲夜奔》 、阿英的《碧血花》以及《新梅萝香》 （石挥到上海后首演的戏） ，周贻白的《李香君》等等。1941年初姚克、费穆、梅熹等成立了天风剧社，除常演曹禺作品外，代表作是姚克的《清宫怨》 。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还有一个上海职业剧团。先是1940年8月，黄佐临由四川回天津再来上海，参加了上海剧艺社，导演了几个戏， 1941年9月，他和吴仞之、石挥、张伐、黄宗江等由上海剧艺社分出，组成上海职业剧团， 10月间就首演了曹禺抗战巨作《蜕变》 ，连演30余场，观众激动得高喊爱国口号，终被租界当局禁演。这个剧团也就是下一阶段的苦干剧社的前身。党的上海地下文委认识到，在上海的环境中，当然要以专业话剧活动为主，但决不能忽略业余和课余演剧活动。

　　1938年1月间刚成立了专业的青鸟剧社， 2月间就推动一些业余剧团举办每星期日一次的“星期小剧场”活动，连续演出了六次。剧目有《压迫》 《蠢货》 《婴儿杀戮》等。这项工作由地下文委指定由殷杨、姜椿芳、王元化等负责。几个月之间，业余剧社风起云涌，不仅校园戏剧活跃，为沪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立信会计学校、爱国女校纷纷成立剧社，还有如银行系统、保险业、医药系统、乃至洋行华人职员、舞女联谊会等也都演起戏来。姜椿芳等就联合了近百个业余团体，组成一个上海业余戏剧交谊会，业余活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既有分散演出，又继续坚持星期小剧场的演出。

　　这一时期的业余活动得到专业人士的经常帮助，不仅专业上辅导，更常提供灯光布景服装等等，业余水平提高很快。1939年中竟有约十个业余剧团为救济难民举行联合义演，剧目中有《大雷雨》 《阿Q正传》等正规大戏。特别是舞女联谊会的剧团演出了于伶写舞女题材的《花溅泪》 ，引起很大反响。由此可以看到上海业余戏剧的力量。业余力量的加强反过来又成为专业活动一大侧翼，又是专业戏剧的可靠的基本观众，相得益彰。这方面的工作，我以为现在都应该考虑。前些年姜椿芳同志曾有长文回忆当年情况，可供参考。  

《保卫卢沟桥》演出广告

　　地下文委在推动专业和业余戏剧活动外，还特别注意发展戏剧理论评论工作。除在报刊上经常发表评论文章或编副刊外， 1938年11月就由李伯龙创编了《剧场艺术》月刊，成为当时一个突出阵地。这个刊物出版不久就有几本传到大后方重庆，引起广泛的惊喜和敬佩。一是印刷精美，重庆赶不上，二是有系统地介绍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学术著作，三是注意舞台美术。而最重要的是对上海话剧运动和重点剧目常有深刻精彩的评论文章和有指导性的意见。比如，第7期上发表的《论“此时此地”的剧运》一文，是在桂林的夏衍给在上海的于伶的一封回信，信中对上海剧运提出具体意见，更提出“此时此地”即从实际出发的指导思想，在上海以至重庆都引起很大关注。这个刊物出版了17期，是上海最出色的戏剧刊物。

　　上海“孤岛”时期的话剧以上海剧艺社为主干，联系着中国旅行剧团、新艺剧社、天风剧社、上海职业剧团等等，在1938年到1941年四年间演出不断。除前面已举出的剧目外，还有如顾仲彝译编的《最先与最后》 《恋爱与阴谋》 ，自创的《孤岛男女》 ，许幸之改编的《阿Q正传》 ，于伶的《大明英烈传》 ，夏衍的《愁城记》 ，丁西林的《妙峰山》 ，张骏的《小城故事》 《山城故事》《边城故事》等等。大体可分为上海剧作家自创的、上海译编的和从后方引进的三类。在内容上，或是表现中外历史上的爱国御侮、团结抗敌，或是暴露社会黑暗、追求光明，或是表彰正义善良、批判邪恶丑俗。尽管没有喊出“打倒日帝，抗战必胜” ，但敏感的群众看了都会清楚感受到这样的戏的爱国精神，鼓舞起抗日救国的热情。上海剧人在以戏剧抗战上是发挥了巨大的力量也付出了代价的。日寇汪伪也心知肚明，总是伺机压迫租界当局出面干预。1938年初青鸟剧社一成立，他们就加以恫吓分化，被迫解散。再组上海艺术剧院，又因租界当局不予合法登记，未能组成。1938年末进步剧人凭借中法联谊会戏剧组创立中法剧艺学校，他们就设法收买学校领导人加以破坏。1940年有一个青年剧人因写《文天祥》剧本就被查讯，被迫逃亡。1941年元旦，上海剧艺社预定上演《夜光杯》 ，就被禁演， 10月中当局更是公开禁止正在热演中的《蜕变》 。到了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了租界，对戏剧界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到上海剧艺社搜捕于伶，幸亏他已于1941年奉组织之命离开上海去香港、桂林，未遭毒手。种种恶行，说明上海剧人的危险处境，而他们正是在这种处境下坚持戏剧抗战，作出卓越贡献的。

　　日寇对于租界早已虎视眈眈，日美开战，用不着任何战斗就进入孤岛，上海进入全面沦陷时期。但市面上没有什么大的混乱影响，市民文化生活基本进行，只是限制更严更紧。1943年夏汪伪政权名义上接管租界，也想组织剧团，根本搞不起来。上海剧人采取了新的斗争策略：多演优秀的正派的艺术戏。剧团的布局也陆续有所改变，主要的是，左翼的上海剧艺社解散，部分人组成华艺剧社，其余人分散到别的社团。天风剧社也解散，以费穆为主组成上海艺术剧团，首演《杨贵妃》 ，又演《钟楼怪人》等，黄佐临、石挥等开始办苦干剧团，先以一个公司名义演出由巴金作品改编的《家》 《春》《秋》 ，又与上海艺术剧团合作演出《大马戏团》 《秋海棠》 ，这是当时两部大为轰动的戏。苦干剧团于1943年9月正式成立，演出《飘》 。同时发布了一篇《献词》 ，其中说：“我们确信工作的庄严……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只要有所皈依，努力决不会白费。 ”它透露出上海剧人的爱国精神。1943年秋，地下文委推动戴耘、李伯龙等又组成同茂演剧团，先后演出了20个戏，其中包括张骏祥的《富贵浮云》 ，曹禺改编的《家》 ，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等，这个团实际上是地下党直接领导的团。

　　当时中小剧团很多，此起彼散，屡散屡建，这些团演出剧目还有曹禺的《北京人》 、李健吾的《云彩霞》 、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 、杨绛的《称心如意》 、由《钦差大臣》改编的《视察专员》 、由《马克白》改编的《乱世英雄》 、吴祖光的《林冲》 《牛郎织女》等等。这些戏都是好戏，但一句反帝反日的词都没有，连影射都说不上，敌伪当局无从禁演，然而这些戏中总有正义与邪恶，善良与丑恶的斗争，总是在剖析社会的腐朽不公，总是在启发观众思考，我们国家为此衰落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观众同前一阶段一样，依然很容易联想到现实，甚至像大后方作家巴金、曹禺、陈白尘、吴祖光这些名字都会引起联想和兴奋，对坚持抗战，最后胜利更有信心，产生亲切之感。上海剧人就是如此曲折隐晦但又相当明显地以优秀正派戏来满足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保存和发扬生活中的正气，同时也就是在舞台艺术上进行锻炼提高，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上面说的是上海情形，其实不止上海，北方的北平、天津，华中的武汉等地虽然剧团不多，还是常常受到上海的影响有所活动。比如中旅剧团原就常常在北方巡演，苦干剧团在成立初期也去过北平做大规模演出。几处当地也有话剧演出。所演剧团跟上海基本接近或者就是移植，只是规模水平自然不如上海。有些人才也常是在北方崭露头角，然后争去上海深造高就，突出的例证为石挥、黄宗江等等。

　　上海话剧的繁荣主要是由于话剧文学，同时舞台艺术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八年中上海涌现了一批优秀话剧导演，有四大导演之说，就是黄佐临、吴仞之、费穆、朱端钧四人。又有年龄稍轻的四小导演，抗战胜利之后也都成为大导演。优秀演员更多，如石挥、张伐、乔奇、黄宗江、丹尼、夏霞、蓝兰、黄宗英等等。这些光彩的戏剧家对于当时舞台艺术的完整性和突出的个人风格都各有独特创造，共同提高了上海戏剧的艺术水平。上海在抗战期间培育出的话剧人才，不仅为上海抗战戏剧的繁荣发挥了良性循环作用，也为抗战胜利后上海的戏剧电影事业，以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剧影事业和艺术教育事业储备了人才资源。这当然也是上海的抗战戏剧为抗战胜利所作的贡献。

　　总之，上海以戏剧为抗战服务，从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救亡戏剧、国防戏剧到七七事变后的“孤岛”和“沦陷”两个阶段的抗战戏剧，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取得可贵的胜利。其中最可宝贵的是在特定的环境中践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于戏剧艺术建设的追求。仅从观众对一些戏的热烈反应就可看出成就的巨大。八年中上海有过许多戏都是长演不衰或反复保留上演的。仅就我看到的材料，就有上海剧艺社的《明末遗恨》 ，连续35个日夜场， 《家》 127场，天风剧团的《清宫怨》 97场，上海职业剧团的《蜕变》 35个日夜场，上海剧艺社与苦干剧团联演的《秋海棠》 100余场，并复演多次，新艺剧社的《浮生六记》 3个多月，等等。这是今天很难想象的。我们今天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不仅是为了体现爱国精神，缅怀先烈，防止日本沉渣再起，也要总结经验，继承优良遗产。中国抗战戏剧无论哪个地区、什么时段，都创造了不能忘却的经验，也有教训，值得我们总结。

　　附记：今年7月29日，我在《中国艺术报》上发表了《抗战戏剧散忆》一文，写的主要是以重庆为代表的大后方情况，其实还有可忆可写的，一时来不及了。现在写的这一篇是上海方面抗战戏剧概况。我当时年轻，且已离开上海，没有参加过工作，没有条件写，只是想到上海的重要性，又想到当时老人现在怕已极少了，而我多少掌握一些文字材料，接触过一些上海剧人，觉得还是可以试写一下，为的是让今天的青年剧人不要忘记过去，温故而知新，不能忘掉戏剧工作者的神圣职责，但写得匆忙，如有不准确之处，希望得到读者指正。

　　　　本文主要参考书有《中国话剧史大事记》 《上海话剧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