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旅行团，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旅行团。没有山水景点作为目的地，没有导游，甚至旅行者不知道终点，也未知旅行终止的时间。其实，这也不是传统意义的游学，因为它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学，尽管它秉持的是以社会为课堂、以实践为课程的理念。

　　自1935年始，江苏淮安新安小学的14名年龄不等的孩子，在汪达之校长的带领下，从淮安出发，开始了长达17年的修学之旅。17年间，新安旅行团行程5万余里、跨越22个省市，以演讲、歌咏、话剧、舞蹈、电影、写作、绘画等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唤起民众抗日救亡，并通过增设分团、成立分部等形式，先后吸收600余人入团，产生了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

　　旅行团的活动引起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宋庆龄、郭沫若、陶行知、谢觉哉、田汉、王洛宾、塞克等都曾经以不同方式支持、关注新安旅行团的活动。2021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的少先队员们回信，激励孩子们“刻苦学习，树立理想，砥砺品格，增长本领，努力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一个小小的旅行团，居然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不论是在抗战史还是中国教育史上，都堪称一个奇迹。

　　为了铭记这一段历史，2022年5月30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和淮安市委联手将新安旅行团的故事以戏剧形式呈现于舞台。该剧由冯俐担任总编剧、张颜执导，演出则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和淮安本地演员共同担当。尤为难得的是，新安小学的一批孩子更是以小演员的身份，重新走进了这一段民族历史。

　　创作“三难”

　　然而，将这样的题材带入戏剧，无疑面临一系列困难。

　　一难在故事。题材的碎片化和非故事性使得戏剧“走戏”很难。尤其是要以戏剧的形式来表现，会面临很多具体问题。比如，主创要面对一大堆比较零散的记忆碎片，体量很大，却很难根据戏剧表现的需要，找寻出主要事件，尤其是缺少贯穿性质的人物和事件。而最艰难的，是需要在人性和人情层面，挖掘出符合戏剧表现的细节和场面来。这种碎片化和“去故事化”构成戏剧编导的巨大障碍，是必须首先面对并予以解决的。

　　二难在“红色”。具体是指红色题材给戏剧带来的主题制约。新安旅行团的故事本身具有显见的“红色” ，它其实折射了一部全民抗战史和民族解放史。但这种显见的红色属性，往往在某种程度上对主题表达形成一定的制约甚至伤害，因为人们已经厌恶了那些单一浅薄的口号式呼号。因此，如何避免单纯和浅薄，追求丰厚和深刻的意涵，是创作者必须面对的第二个重要难题。尤其是如何克服概念化、符号化，避免标签人、符号人，都是难题。

　　三难在“儿童”。这不是成人剧，而是面向儿童、很大程度上又要由儿童承演的儿童剧。因此，表现童心、童趣是戏剧的要务。从言语行为、衣帽服饰到气质做派，都应该符合儿童的年龄特点。但同时，尽管这是一群孩子的故事，却由于人物所处的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它与一般儿童剧又有所区别。孩子们所有的“行走”，都不能走出历史镜框。这样，戏剧就面临走回历史、走进童年的双重吁求，担负了比表达童趣更沉重、更复杂的使命。

　　基于“三难”的五个突破

　　针对以上难题，该剧的编导们用心竭力在以下五个方面完成了突破：

　　一是以叙述与表演的频繁切换，达成人物和故事的随时出入和戏剧时空的灵活转换，从而以另一种方式完成戏剧的整体结构，形成明晰的故事线索。全剧15场戏，时间或古或今，人物或叙述或表演，于剧情故事则或出或入，在时空处理上高度灵活，同时又借助平行空间，达成叙事时空的频繁转切。而最重要的是，戏剧通过这种转切，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整体结构，避免碎片化导致的松散和凌乱。

　　二是用几个贯穿性人物，通过个体故事，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给历史以血肉和温度。尤其是陈默、冯则文两对父子的乱世离合，让观众走进人情人性，把历史还原成了“人”的故事。

　　三是借助丰富的戏剧手段，完成场景和故事的戏剧化表达。给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歌队的设置，具体则借助肢体表演、朗诵、叙述等表演手段，完成了场面的戏剧化。编导甚至让不同时空的人物在舞台相遇，如在第15场中，不同年代的两群孩子在舞台上一起舞蹈。

　　四是运用图像叙事和意象化的场景构造达成戏剧化。背景大幕的图像呈现随着故事转移而随时切换，而拉纤、腰鼓舞、黄河等意象化场景的设置，也都寄寓了创作者在画面背后的言说，耐人回味和咀嚼。

　　五是通过群场戏和表演的游戏化，契合了儿童剧的独特需求。全剧几乎都是群场戏，这些群场戏很适合儿童演员以群演的身份参与，对于演技的需求也相对不高。整个表演的游戏化也很能适应童趣和“戏”的需求，非常适合孩子们参与。

　　综上所述可见，面对特定题材和主题的“三难”，编导们苦心经营，实现了对于题材和主题局限的超越和跳脱。具体则形成了“三化”，一是情节的故事化，尤其是完成了故事的一体化；二是戏剧化，借助丰富的戏剧手段，诸如图像叙事、平行空间、歌队等手段，达成了以戏剧的方式表达、表现；三是儿童化，即通过群场戏和游戏化表演，完成了从题材到表演的全方位“面向儿童”。至此，原本零散的历史碎片，不仅被浑然整合在一个统一的言说结构里，而且形成了从历史到“人”的过渡，达成了从历史记忆到戏剧场面的艺术升腾。

　　关于“思想性的穹顶”和“红色的温度”

　　在谈到当代中国艺术时，我们提出一个具有贯穿性质的命题——“思想性的穹顶”。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的所有艺术，须臾未能少离、且必须提升到首要位置的正是思想性的观照。在此意义上，几乎所有的当代艺术经典，其炫目的辉光都是在“思想性的穹顶”之下散发出来的。以此为前提，当代中国艺术无法回避、必须回答的一个最重要的命题就是：跳好政治与艺术的“双人舞”。

　　对此，《新安旅行团》拿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我们能理解体会戏剧在意境和诗意方面的刻意追求，诸如雨声、风声、音乐意象乃至版画风格的背景图像，这些元素复合叠加，构成了一个饱含情感的整体意境，让观众在深刻沉重之外又体会到一种优美。

　　在“赋予红色以温度”上，该剧也可圈可点。《新安旅行团》试图把历史还原为细节、还原为泪水和酒窝，通过离乱背景下的个体遭遇，来重现那一段历史。为此，剧作安排了三对父子：冯则文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官员、陈默的父亲是红军、“大块头”的父亲则是普通劳工，三对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父子的不同遭际、不同命运，划出了三段命运线条，剧作也据此找到了个体命运和民族命运的交集。在这个意义上，个体的牺牲和殉难，每一滴泪水和鲜血，都是民族的历史，温热而生动。

　　当然，该剧虽然崇高而温暖，却也并非尽善尽美。于此，我们也萌生一点奢望和期待，比如建议该剧在现有基础上，再精心打造几个“泪点”。在生活中，总有一些人、一些事让人不能轻易忘记。戏剧也应该这样，它完成的其实是一次铭刻，而所有的经典作品都会给人的心灵以铭刻，持续而绵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期待《新安旅行团》可以塑造出更加丰满的人物，这样戏剧方能更加温暖、更加湿润。再如主题方面，能否多一点“刺痛感”，除了激励鼓舞，再带来一点反思，尤其是对于历史的深刻反思。因为在当下，反思也非常重要，一如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