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摄影艺术在新长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中国摄影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徐肖冰

同志们：

　　我们怀着极为兴奋的心情，热烈祝贺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中国摄影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

　　中国摄影学会从一九五六年成立到现在，已经有二十三年了；从一九六○年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至今，也已相隔将近二十年了。在这段极不平静的岁月里，我们的党经历了异常激烈、复杂的斗争，我们的国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并在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基础上，率领全国人民开始了新的长征，我们伟大的祖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作出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决定，表达了我国亿万人民的强烈愿望，适应了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要求。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同志的重要讲话，明确指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的努力方向。我们的摄影工作，是党的整个事业的一部分，在这个继往开来的伟大时代，应当勇敢的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光荣使命。我们的这次大会，就是要使摄影艺术在新长征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一个动员大会。广大摄影工作者要紧张动员起来，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为了实现这样的任务，我们有必要对建国以来我国摄影艺术所经历的曲折道路作一个简略的回顾，以便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一

　　我国革命的摄影艺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虽然它在我国文艺战线上只是一支年青的新军，但却同样发挥了它革命的战斗作用；并在长期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战斗传统和优良作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摄影工作者遵循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引的方向，继承和发扬了摄影工作的革命传统，坚持深入工农兵群众，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热情洋溢地用摄影作品歌颂了党，歌颂了社会主义，歌颂了人民群众。在建国后的十七年里，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的题材、体裁、形式和风格丰富多样，主题思想健康，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又有感人的艺术力量。如齐观山的《斗争地主》、侯波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吕厚民的《欢送志愿军归国》、张其军的《鼓动》、田原的《炼钢能手李绍奎》、今甫、瑞华的《巧绣大地》、王志渊的《古树幼苗》、李仲魁的《在结婚登记处》、郑景康的《齐白石》、陈勃的《冒雨奋战》、黄翔的《黄山雨后》、袁毅平的《东方红》、柯复、一波的《过马路》、张印泉的《东北虎》、牛畏予的《数学家华罗庚》、吴印咸的《麦收忙》、张甸的《声震山河》、吴云龙的《考考你》、薛子江的《春泛嘉陵江》、高帆的《藏族民兵》、高明的《小足球队员》、方建平的《熊猫》、吴寅伯的《华山松》、敖恩洪的《丹顶鹤》、蔡俊三的《我也养》、刘旭沧的《窥》等。这些优秀作品鼓舞了人民，教育了人民，丰富了人民多方面的精神生活。与此同时，摄影的新生力量不断成长，专业和业余的摄影队伍不断壮大，摄影评论和理论研究工作活跃开展。摄影杂志、画报和画册在全国许多地区陆续出版，摄影教学工作也逐渐开展。同时，初步建立了摄影工业科研机构和摄影器材的生产行业，中国摄影学会及其各地分会先后的建立，在团结广大摄影工作者和业余摄影爱好者，促进和繁荣摄影艺术的创作，开展国际摄影艺术的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以上事实说明，建国后的十七年里，我国的摄影艺术在继承民族的艺术传统，借鉴外国的技巧手法，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使我国的摄影创作出现过初步繁荣的景象。这一切成就，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通过全体摄影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取得的。

　　但是，在一些政治运动中，由于受到左的错误的影响，摄影界也出现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情况，把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进行批判斗争，伤害了一些同志，并且使有些同志在政治上长期蒙受不白之冤。在创作上，“双百”方针的贯彻也受到严重的干扰，挫伤了许多同志创作上的积极性。在那个“理论权威”的插手干预下，还错误地批判了《景康摄影集》，后来又公开错误地批斗了其他一些摄影书籍，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摄影艺术、摄影理论的繁荣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十一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特别是叛徒江青的直接控制，我国的摄影艺术事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可以说是遭到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他们还在摄影界制造了种种冤案、假案、错案。我国著名摄影家张印泉、郑景康、顾淑型、陈正青、刘旭沧等，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生前惨遭迫害，先后逝世。现在，他们都先后得到了昭雪，恢复了名誉，我们在此表示深切的悼念。

　　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要以文艺界为突破口，江青在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三日的一次会上说：“十个协会就是摄影学会是好的，其它协会他们按级别拿高薪，当寄生虫。”她这样讲显然是别有用心，一方面是为了把其它协会统统打翻在地，以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另一方面就是要把摄影阵地作为他们的舆论工具。“四人帮”利用他们控制的展览和刊物，突出地宣扬了“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叫嚷“眼睛要紧盯住走资派”，“每一个镜头都要把斗争的锋芒对准走资派”，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舆论，他们还利用影展和刊物宣扬了“三突出”等反革命文艺谬论，宣扬了他们一手制造的假标兵、假典型等。江青的那首“江上有奇峰”的黑诗和庐山汉阳峰黑照片就企图在复刊后的《中国摄影》上发表。在“四害”横行时的创作思想、创作方法、创作理论以及作品的内容，都被“四人帮”的所谓“主题先行”、“三突出”、“反对真人真事”、“事实为政治服务”等等一套模式和谬论所干扰，或被扣上“莫须有”罪名。那时候，“四人帮”完全从他们反革命政治利益出发，不择手段，大搞阴谋摄影，大搞弄虚作假，叛徒江青拍摄的那张林彪假装看书学习的照片等就是利用摄影为其篡党夺权服务的典型，当时她还被人吹捧为“旗手”、“光辉榜样”。这种恶劣的手段和做法，流毒很深很广，给我国摄影事业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使整个摄影界遭受了严重的外伤和内伤，这种创伤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治好，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当然，在摄影界，跟着林彪、“四人帮”干坏事只是极个别的，广大专业和业余摄影工作者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是不满的，有的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并拍出了一些好作品。一九七六年清明节，一批以青年业余摄影爱好者为主的作者，为了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冒着各种风险，在天安门广场拍摄了数以万计的反映“四五”运动的作品，为革命的“四五”运动留下了珍贵的形象纪录，成为有力的历史见证，在我国摄影史上写下了新的光辉的一页。其中吴鹏的《团结起来到明天》、王立平的《让我们的血流在一起》、罗小韵的《力挽狂澜》、鲍乃镛的《白花献给周爷爷》、陈比钢的《怒斥小丑》等四十五幅作品，获得了“四五”运动优秀摄影作品奖。

　　粉碎“四人帮”，文艺得解放。三年来，广大摄影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一面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一面加紧医治自己的创伤。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摄影创作、摄影理论探讨日益活跃。尤其是对于“四人帮”大搞阴谋摄影、篡改无产阶级文艺方向罪行的批判，对于他们一伙推行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破坏“双百”方针罪行的批判，以及对于他们一伙鼓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反动谬论、大搞弄虚作假等等罪行的批判，大家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因此在拨乱反正、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破禁区和枷锁、清除帮风和帮味、克服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和虚假现象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这期间，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摄影作品，如钱嗣杰的《关怀》（即《华主席和郭老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刘立宾的《重逢》、黄翔的《十月的螃蟹》、车夫的《美丽的西沙》、利麟的《生命在于运动》以及官天一的《赶超》等。为了贯彻“双百”方针，提倡题材、形式、体裁和风格的多样化，满足人民精神生活上多方面的需要，首都以及有的省、市、自治区除举办了一些综合性大型摄影艺术展览，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摄影展览以及“四五”运动摄影展览等以外，还分别举办了一些先进人物、风光、体育等各类专题摄影展览。此外，还举办了老摄影家的个展以及象《自然、社会、人》这样的青年业余摄影爱好者的影展。最近，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举办了全国以及省、市、自治区摄影艺术展览，同时编辑出版了建国三十年来优秀作品的《中国摄影艺术作品选》和反映祖国壮丽山河新貌的《中国风光》画册。前不久，还曾编辑出版了以全国人民深切悼念周总理为主题的摄影画册《人民的悼念》。全国各地其它摄影出版也日益增多；摄影创作辅导活动以及摄影理论研究和摄影评论活动也活跃开展。我们也高兴地看到，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恢复和开展，我国的摄影艺术作品重新在国际影坛上展出。今年五月在东京举办的亚洲第四届摄影竞赛中，我国有六幅作品获奖。所有这些，都说明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摄影战线上已经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当然，这些收获和变化都是初步的。我们的工作还有不少差距，我们的摄影艺术创作还不够丰富多彩，摄影理论的探讨和争鸣还不够深入，有的领导及创作人员的思想解放不够，这些问题的存在，使我们的摄影艺术远远不能适应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们要进一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从他们的禁锢中彻底解放出来。要继续解放思想，发扬民主，认真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切实保证有摄影创作的自由，摄影理论互相争论的自由，放开手脚把摄影创作进一步搞上去，为开创一个百花争艳、群星灿烂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