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三十年来，民间文学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可低估的，但是在前进中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特别是遭到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严重破坏，这使我们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的历史经验。
我国的民间文艺学是近代才产生的一门年轻学科，它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
六十年前，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在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下，我国进步的知识界发起了搜集和研究民间口头文学的学术活动。一部分进步的作家、学者提倡近世歌谣，成立了北大歌谣研究会，出版了《歌谣》周刊。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和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都曾经参与了这个运动。三十年代，在南方一些省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也曾有较大的开展，发起搜集歌谣以至提倡民俗学研究，是当时新文化运动中提倡平民文学、反对贵族文学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我国现代民间文学科学的可贵的开端。老的一代民间文学工作者如刘半农、朱自清、顾颉刚、常惠、钟敬文、容肇祖、杨成志等，对在“五四”运动烽火中诞生的新的民间文学工作起了开拓的作用。在左翼革命文学运动中，中国文化革命的最英勇的旗手鲁迅在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文章及其他著述中，对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鲁迅对民间文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包括民间文学的起源、民间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以至搜集工作等问题，都作了精辟的论述。
党在领导历次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在各革命根据地也曾经对民间文学搜集工作给予很大的重视。特别是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明了发展革命文艺的正确方向，强调作家要深入生活，并向民间文艺学习，高度评价人民群众文艺创作的意义，从而为我国民间文学工作开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民间文学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我们也经历了十分艰难曲折的道路。从开国到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处在初创时期的新中国民间文学工作，克服了种种困难，开始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但是，在一九五七年的以及其他的政治运动中，我们也犯了一些错误。特别是把学术问题当成了政治问题，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伤害了一些同志，例如对郑振铎、钟敬文等同志的批判都是错误的。一九五八年，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鼓舞下，广大社员在开山劈岭、战天斗地的集体劳动中，创作了很多新民歌，反映了我国人民要求迅速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壮志豪情。毛泽东同志倡导搜集民歌，掀起全国采风运动，大大促进了民间文学的普查、采录和研究，对全面开展民间文学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经济工作中的“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也影响到民歌创作。当时在文化中还提出了“人人写诗”、“人人唱歌”的错误口号，命令工农群众停工停产来放“文艺卫星”，大轰大嗡，摊派写诗，弄虚作假，后来又提出了“写中心”“唱中心”的口号，这些都违背了民间文学的发展规律，严重地影响了民间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一九六○年以后遇到天灾人祸，三年经济困难，特别是在文艺界过份地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错误地解释“厚今薄古”的口号，甚至提出“大写十三年”的错误口号而简单粗暴地否定其他题材，在这种形势下，民间文学的处境每况愈下。虽然一九六二年，由于制定了《文艺八条》，民间文学工作曾一度出现了新的起色，但是一九六三年以后，“左”的干扰日益严重，正常的民间文学工作步履艰辛，越来越难。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年间，在林彪、“四人帮”的疯狂破坏下，民间文学成为一个重灾区，我们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浩劫。林彪委托江青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颠倒黑白，肆意诽谤党的文艺战线，为从文艺界开刀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林彪、“四人帮”和他们的那个“顾问”推行了一条极左的反革命路线，他们把《纪要》当做“法宝”，对文艺界实行了封建法西斯“全面专政”。党的革命文艺路线被诬蔑为“文艺黑线”，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被诬蔑为“黑线专政”。革命文艺团体都被诬蔑为裴多菲俱乐部。民间文学界也不能幸免。许多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被打成“封、资、修”毒草，许多歌手、艺人、民间文学工作者惨遭迫害，大量的资料遭到焚毁，机构统统被“砸烂”，队伍被打散了，整个民间文学中断了十年之久。
林彪、“四人帮”对民间文学的摧残和破坏，是历史上所罕见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在林彪、“四人帮”的淫威面前屈服。就在林彪、“四人帮”逞凶的日子里，也产生了和流传着许多辛辣地讽刺林彪、“四人帮”的政治笑话；天安门前出现的悼念周总理、痛斥“四人帮”的革命风谣，表达了民心，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斗争。在我们民间文学队伍中也涌现出一些中坚分子，他们不惧怕林彪、“四人帮”的帽子、棍子，从没间断过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研究和保护工作。有的同志，在“四人帮”把《格萨尔》打成“大毒草”，大肆焚毁《格萨尔》手抄本及民间文学资料的紧急关头，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从火中抢救了近百本手抄本藏入地洞，使这一珍贵资料逃脱了“四人帮”的劫火而得以保存，这种不畏强暴敢担风险的可贵精神，是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与“四人帮”顽强斗争的一个范例。
今天林彪、“四人帮”这几个反革命小丑已经被彻底地揭露了，但是，他们为了卑鄙的目的，仇视革命、仇视人民、公开毁灭民族文化的罪行，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都不应当忘记。我们必须从这场浩劫中认真总结惨痛的教训，决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吸取呢？
第一，必须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肃清极左思潮的流毒和影响。
林彪、“四人帮”一伙污蔑和否定民间文学的谬论之所以能够猖獗一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就是他们利用了我们民间文学工作中曾经存在过的某些“左”的错误倾向。过去我们的工作中长期存在着“左”的干扰，诸如，在如何认识民间文学的精华与糟粕问题，如何对待遗产问题，如何对待民间文学的今古问题，如何对待提供文学读物和进行科学研究问题，特别是如何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如何正确区分学术问题、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等，在这样一些带有根本性的涉及到民间文学工作方针、政策的关键问题上，“左”的观点、“左”的作法，都曾经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不少的困难和危害。这种“左”的观点，用革命的词句装璜起来，有一定的欺骗性。早在一九六二年周总理就曾经批评过“五子登科”的错误，强调实行艺术民主。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左”的干扰受不到批判，相反却愈演愈烈，以致一些“左”的口号和简单化、公式化的东西到了林彪、“四人帮”的手里，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变成这帮反革命分子篡党夺权的武器。我们必须从中记取应有的教训。
今天，应当清醒地看到，经过“四人帮”所造成的长达十年之久的浩劫，思想上、理论上的混乱和人们的心有余悸，至今还在群众中留下极其恶劣的影响和阴影。我们必须继续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恢复革命传统，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而拨乱反正，首先要为那些惨遭迫害的民间文学工作者、民间歌手、故事家落实政策，一切冤、假、错案都要平反昭雪，不留尾巴。同时，还必须进一步彻底批判林彪、江青合伙炮制的那个臭名昭著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是一个阴谋文件。它是林彪、“四人帮”大兴文字狱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纲领。只有彻底揭露和批判《纪要》，才能彻底解除“四人帮” 及其帮派体系的反动理论武装，才能明辨是非，批倒极左路线。我们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不断同极左路线的奇谈怪论作斗争，肃清极左思潮的流毒和影响。
第二、必须正确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从民间文学的特点出发，按民间文学发展的规律办事，才能使民间文学真正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长期以来，在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上存在一些片面的、狭隘的、庸俗的和机械的理解。这种错误的“左”的理解，危害极大，在民间文学方面的主要表现是：
1.只强调民间文学的教育作用，而否定了它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其他多方面的作用，包括它的认识作用、美学作用和娱乐作用。即使谈教育作用也把它理解得很狭窄，认为只有反映社会主义思想的新作品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然而这恰恰是与民间文学的特点及其在人民革命事业中所能发挥的作用相违背的。简单、庸俗地理解民间文学的思想意义和作用（包括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并据此对它提出种种苛求，就会使它丧失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优越条件。
2.要求民间文学不断地以配合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为自已的任务，或者竟以政治运动来代替民间文学工作，这就很难使这门学科根据自己特有的规律和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前发展，以建立我国的无产阶级的民间文艺学。当然，对民间歌手、民间诗人来说，希望他们更多地创作新的作品，宣传党的政策，这是需要的，也是他们的光荣职责。但是，如果把民间文学工作仅仅限制在这个范围里，那就会削弱以至取消民间文学工作。我们的工作既要注意当前的现实斗争需要，也要注意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长远利益服务，这两者是一致的。至于不断地搞运动，而且以政治运动来代替民间文学的科学研究工作，这就以仅妨害了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建立研究劳动人民的文艺创作的这门新学科，而且也容易混淆政治问题与思想问题、学术问题。不彻底改变过去的不正常的状况，我们就不可能有计划地开展民间文学的专业活动，就不可能充分发挥极其丰富的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学应有的巨大作用，就不可能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艺学，就不可能使我们的民间文学工作沿着正确轨道前进。
3.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政治目的，大搞阴谋文艺，一味地强调“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把“政治标准第一”变为“政治标准唯一”，以致把文艺与政治完全等同起来，并且鼓励任意编造所谓民间文学作品，伪造民歌，以便假借民意推行他们的极“左”路线。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造成极度的混乱，完全无视民间文学本身的特点，破坏了这一工作的特殊规律。
由此可见，狭隘地、片面地、机械地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而不从民间文学的特点和规律出发来办事，其结果恰恰是削弱了，以至取消了民间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妨碍了人民群众的民间文学创作活动正常地健康地向前发展，阻碍和破坏了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
第三，必须发扬艺术民主，解放思想，坚持“双百”方针。
三十年来的实践证明，只有发扬民主，才能真正实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集思广益、明辨真理，使民间文学工作更好地活跃和开展起来。周总理曾经多次谈到艺术民主问题，他要求党的各级领导要尊重艺术规律，用民主的方法领导文艺，反对瞎指挥，反对对文艺统得过死，干涉过多。
民间文学是人民群众的心声，任何个人都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去人为地灭绝它或者制造它。“四人帮”妄图砍杀民间文学，但砍不完也杀不尽，他们要禁歌却适得其反。他们伪造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民歌”，结果他们自己和这些伪造品一样都成了短命鬼。这种事例除掉在政治方面的深刻意义之外，还说明，民间文学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这种规律可以认识，可以利用，但绝不能随个人的意愿而改变，绝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民间文艺学在我国因为是一门年轻的科学，很多新情况和理论问题需要研究。我们必须为民间文学研究创造一个良好的民主空气。不因争论问题而影响团结，也不因拘于情面而妨碍对真理的追求。对不同意见，包括错误意见，只能用民主的办法、讨论的办法去解决，不能用强制的办法、五子登科的办法去解决。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记取历史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