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英雄人物的性格总是从斗争中间发展的。没有斗争，也就不会产生英雄。凡是不能或大胆去表现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落后力量的斗争的，不是把英雄人物放在斗争的中心去描写的，就不可能创造出鲜明、生动，使群众激动鼓舞的形象。而因此，在描写这种斗争的时候，对于反面人物的描写也是必要的。但是在我们有些作品中间，英雄人物常常是离开斗争的中心孤立地去描写的。他们不是站在斗争的前列，而是站在斗争的后面或外面。作者虽然也竭力企图去塑造他们的性格，表现他们的特征，描写他们的生活细节，但是由于离开矛盾和斗争去描写他们，因此这种人物的性格常常是不发展的，从头到尾是一样的；人物性格和斗争的环境似乎是没有多大关系，和作品的主题是没有多大联系的；作者只是为了描写性格而在描写性格，而不是从典型环境中创造性格，因此既不能从他们身上看出时代斗争的深刻内容，也不能从斗争的行进中去看出反映于他们性格上的阶级本质的特征；甚至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物，对于作品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在这类作品中，对于反面的或被批判的人物也常常是无力的、概念的、丑角化了的。由于这样，就削弱了作品的真实性。
其次，和人物创造不能分开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作家从革命的发展中真实地和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所以“文学和艺术必须大胆地表现生活的矛盾和冲突，必须善于使用批评的武器，把它当做一个有效的教育工具”(马林科夫)。而我们许多作家常常缺少这样一种大胆，缺少这样一种战斗性。我们常常是在生活矛盾和冲突前面轻易地避开了，或者是把复杂的矛盾简单化了。或者是用一种公式方法来解决了。例如今天我国农村中间，一方面是广大农民已经脱离了封建的剥削而成为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的最巩固的同盟军了，而另一方面大量小生产的个体经济仍然存在，个体经济的思想仍然有它的历史基础，我国的农业技术还处在落后的状态，因此在加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农村中间个体经济思想与集体经济思想的矛盾，决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教育农民无疑地是个极其复杂的任务。我们作家必须现实地去认识和对待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决不能那样轻易地把这些矛盾看作一天早晨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可是在我们若干描写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的作品中，却常常把这些矛盾通过一些喜剧的方法，简便地解决了。从这样作品中，我们很难看出今天农村中生活真实的面貌，似乎农业集体化的斗争已经是一条康庄大道而无需这样那样艰苦地努力了。
在描写战争的作品中，也有同样的情形，为了表现解放军的英勇，而往往把敌人过分的写得不堪一击，因而把敌我斗争的艰苦性和其胜利的伟大意义反而掩盖住了。在有些作品中，作者为要表现战斗中的乐观主义精神而采用了大量的日常生活中的“逗乐”和“开玩笑”的描写，其结果反而冲淡了战争的气氛，显得没有力量。事实是，只有表现了艰苦的战斗，才能够凸出地表现出战斗的英勇和战斗的乐观主义，否则就削弱了战争的真实感，并且也造成了人物性格的模糊。
在描写其他方面题材的作品中，也有类似的情况。
由于不敢去大胆地表现生活的矛盾和冲突，在我们中间也还缺乏揭露和讽刺反面人物和落后现象的作品。这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能够充分地发挥文学的力量，无情地去烧毁生活中一切腐朽和垂死的东西，一切阻碍进步的东西。
这种现象，应当怎样来解释呢？
基本的原因自然是作家对于现实认识的不足，他们或是看不见或是不理解什么是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缺乏明彻的观察力，缺乏对于现实生活的研究，缺乏独立的分析和概括、判断的能力。由于政治修养的不足，生活经验的狭小，常常被现实的表象所迷眩了，看不到生活本质的东西，自然也就不能区别本质与非本质的东西，看不到全面的东西，自然也就不能掌握全面与局部的关系，因此他们虽然到了生活中去，却只是见了树木不见森林，这样自然就很难在作品中去深刻地反映出生活中的矛盾了。
也有一些作家，未始不是看见了生活的矛盾和斗争，但由于他不能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不是全心全意投到火热的斗争中，那种高度的战斗的精神，因此他就不敢大胆去接触这些矛盾，不敢深入去挖掘这些矛盾，他生怕犯错误，在一种“但求无过”的心理状态下，觉得既无十分把握，还是不写或少写为妙。这在作品上就表现为对待矛盾采取轻轻掠过，或故意回避的态度。
也还有一些作家，担心描写了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否“暴露”了人民的缺点呢?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我们表现了生活中的矛盾，正是为了表现出我们现实中作为矛盾主导力量的先进势力对于残余的落后势力的克服过程，正是由于表现了这样的矛盾，才显示出我们先进势力的强大。自然，这首先要求作者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具有一种对生活的高度信心。如果作者自己就缺乏这种对生活的信心，而且带着一种对生活怀疑的、阴暗的心情，那他就不会正确地去认识和反映现实生活的斗争。
马林科夫同志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必须在作品中无情地抨击在社会中仍然存在的恶习、缺点和不健康现象，必须创造正面的艺术形象，表现新型人物光辉灿烂的人格，从而帮助培养我国社会的人们具有与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毒疮和恶习完全绝缘的性格和习惯。”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任务。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反对在创作上那种“无冲突论”或类似“无冲突论”的倾向，反对那种脱离生活去描写生活的倾向；必须把从表现生活矛盾中去创造人物，作为现实主义的重要课题。
最后，是关于作家认识生活的问题。文学的特征是从生活的认识出发，通过艺术的思维，达到生活形象的创造，凭藉这样的创造来达到实践其教育改造人民的任务。因此认识生活问题对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是个更带根本性质的问题。要克服创作上的概念化和公式化、提高我们作品的现实主义水平，这是首先的关键。近两年来，许多作家都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等各方面生活中去。其他许多作家也都热烈地要求深入生活。这是很好的现象。而正是从这种深入生活的实践中间，作家如何认识生活的问题便更实际地被提出了。
在我们中间，有一种相当普遍的情形，就是着重于生活的观察和体验，而比较忽略了对于社会生活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常常说：“下去体验生活”。自然，体验是十分重要的，知识分子所缺乏的往往是工农群众生活的感性知识，但是如果不是把观察、体验生活和研究、分析生活统一起来，那么我们还是很难做到把复杂的生活现象概括和集中起来。许多作家在下去以后，常常最初是感觉新鲜，慢慢地就感觉有些茫然，我想这是和缺乏对于生活的研究、分析工作有关系的。我们知道，社会生活是整体的，无论工厂、农村、部队的生活，都不可能和整个社会及其发展分割开来。一个作家需要有对某一方面生活更多的知识，而同时还需要有广博的各方面社会生活的知识，还需要有一事实上的社会历史知识，这样才使他能够全面地历史地来分析研究局部现象，从局部现象去看到全面，从一定人物或事件来反映出广阔的时代风貌和精神。如果仅仅局限在“体验生活”的范围，就可能会使我们停留在一些表面现象的认识上，从而我们所表现出来的，也仅能是这些生活的表象。
我们到某一个工厂或农村中间，把这一个工厂或农村，作为我们生活根据地，这是完全有必要的。但这也并不等于说，我们的世界就是这一个工厂或农村，我们的视野就局限在这个工厂或农村之内。所谓生活根据地的意思，是要我们从对于某种生活环境的特殊熟悉条件下，能够更深入更具体地去观察、研究生活的各方面。一个作家必须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必须有世界的和历史的胸襟，有高眺远瞩的视力，而同时又有具体的丰博的生活经验与知识，有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同时又有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作品具有广阔的内容和丰富的色彩。目前我们作品中普遍存在的内容和风格的单调和狭隘，应该说是和我们有些作家对于认识生活的狭隘和庸俗观点是多少有关系的。
无论观察、体验和分析、研究生活，一个作家必须是“火热的斗争”的实践者，而不能是旁观者。所谓斗争的实践者的意思，还不仅是表示于作家是否在工厂或农村部队担任了一定的实际工作，而更主要的是他是否以先进者的立场和高度的战斗热情去对待他的生活与工作。如果缺乏这样的立场和热情，则即使担任一定的工作，仍然是一种旁观者的心境，那同样也不能使他从斗争中更深刻地去观察、体验、研究和分析生活。
作家在群众生活中，应该不要忘记他自己劳动的特殊任务，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任务。在适当时期中担任一定工作是好的，但他应该随时随地在进行对于一切人物、生活和斗争的观察、体验、分析和研究。在观察、体验、分析、研究的同时，并应尽可能的写出一些报道、速写等形式的短小作品。但是千万不要本着一种主观的急于求成的心情，刚刚一到群众生活中间就匆匆忙忙替自己规定出了20万字或30万字的题材计划；这样的计划是相当危险的。
认识生活和研究党的理论和政策，是不可分的，因为党的理论和政策，是不可分的，因为党的理论和政策正是从群众生活斗争中概括和集中起来的，具有高度的客观真实性的指导原则。一个作家如果不是认真地去研究党的理论的政策，也就不会很好地去理解群众的生活斗争；同时，如果他不是认真去研究生活，也就不会很好地懂得政策，反映政策。对于在群众中生活的作家们来说，由于他们更直接参加群众生活斗争，这种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尤其有实际的意义。但应该指出，党的理论和政策只是作为我们去观察、体验、分析、研究生活的指针，而并不能以政策条文去代替生活，去代替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公式主义者按照政策条文去安排情节、布置人物，这样既不是研究政策，也不是认识生活，用这样廉价的方法写出的东西，也决不会是文学作品。
以上所说的几个问题，我以为是目前创作上比较主要的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我们相信是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是可以克服的。
为了克服目前创作上的缺点，提高我们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实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使我们的创作能够胜任地担负起我们时代的使命，应该要求我们的作家把创造人物性格的问题，特别是创造正面人物的艺术形象问题，提到我们创作的首要地位上来。我们国家的伟大生活中，每天都在出现着像黄继光、张明山、李顺达、郝建秀一类的英雄人物。他们以他们的高贵品质和英勇行为激励鼓舞了全国人民，而在我们文学篇幅中，还很少出现这样英雄的艺术形象。这是我们工作中的巨大缺点。我们应该把他们的生活形象比实际存在的更强烈地、更集中地、更典型地、理理想地、更有生气地在小说中、电影中、戏剧中、诗歌中描写出来，通过他们更广泛地有力地去教育和鼓舞千百万劳动人民。同时我们也应该深刻地来描写那些反面的、敌对的人物的形象，引起人民对于他们的仇恨和警惕。
应该要求作家们用阶级斗争的精神，大胆地来反映我们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社会生活的各种矛盾，通过这些矛盾来教育人民，知道什么是正在产生的、新的、前进的、不可阻挡的力量，什么是垂死的、旧的、腐朽的力量，从而来促进新生力量的加速生长和旧的腐朽的力量的加速死亡。
应该要求作家们更广阔地更自由地更丰富多彩地来描写我们社会各方面的生活，更广阔地选择作品的主题和题材，创造多样的形式和风格。
为了实践上述要求，作家们应该继续的深入社会生活，学会用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和态度去认真地观察、体验、分析、研究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艺术的原始材料；应该更努力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党的政策，继续努力思想改造，以加强我们思想的武装，提高我们的政治水平。政治学习和生活实践，对于作家来说，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最基本的问题。
同志们，我们祖国伟大的生活是如此灿烂，我们的劳动人民是如此英勇智慧，我们文学的源泉是如此广阔丰富，只要我们认真努力，我们是完全能够写出无愧于我们的作品的！
为了提高我们作品的艺术水平，作家的另一个重要的任务，是精通和锻炼我们艺术表现的技巧。一篇完整的艺术作品，必须具有严谨的结构，对于人物和环境的生动的描写，纯洁和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在诗歌方面，还须有优美的音节和韵律。作品的艺术技巧不是和作品的思想内容分立的，而是从属于内容，服务于内容的。作品的结构和人物的描写本身就是思想的表现。离开思想内容，只依靠技术，是不能表达什么的。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那种纯技术观点和形式主义。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以为作品可以不要领先一定的技术就能够生动地表达出正确的思想内容，这好比只要有战略思想而无需掌握作战技术一样，其结果无疑还是要打败仗的。因此我们又必须同时坚决反对那种轻视技巧或否认技巧的错误倾向。此外还有一种错误看法：承认技巧是需要的，但又以为过去的所谓技巧都是封建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不合于我们的需要，因而我们必须“白手起家”。从这样的想法，产生了漠视古典文学的倾向。大家都熟悉这一句金言：“只有确切通晓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改造这种已往的文化，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列宁）
在文学技巧这问题上，我们所应遵循的，也是 样一个方针。也就是说，我们要遵循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明白指出的继承遗产、发扬优良传统的方针。当然，继承遗产发扬文学传统，主要是继承古典文学中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其范围是比学习技巧要大得多的。
应该指出，在我们目前的创作中，对于技巧问题的注意是太不够了，结构的混乱和松懈，语言的不纯洁和拖沓，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许多很好的题材，往往因此而损害了。由于缺乏熟练的文学技术，许多作品教人读起来，感到沉闷，没有生气，因而也就丧失了或减弱了它鼓舞感染的作用。
一篇作品应当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这就是说，作品的人物、情节的描写，都不是可以随便增删的。也就是说，作家在处理人物、情节、环境描写等等的时候，应当精心计划，该有的就必须有，该去的就必须去，该长的就必须长，该短的就必须短。这样的工作，叫做“剪裁”，是写作中一个重要的工作。
我们的多数作品在这方面的功夫是很差的。有些作者似乎根本没有想到素材必须经过提炼，必须按作品的主题的需要加以剪裁。他们往往是有多少材料就用多少，不问精粗，也不管必要和不必要，统统塞进去就算了事，结果使得作品的结构臃肿松驰，不成格局，人物济济，一大半倒是可有可无，或者是“有不如无”的冗员；环境描写与故事的发展和人物的情绪互不配合，因而也就起不了烘托渲染的作用。
环境描写必须与人物的行动和感情联系起来。孤立地描写环境，便成为贴在人物背后的一张“布景”。应当通过人物的行动、人物的眼睛、人物的情绪与当前环境的交互感应，来灵活地描写。我国的古典文学中有不少这类值得学习的例子。虽然那些生活离开我们已经很远了，但是那些作品中所描写的环境和人物，对于我们，仍然是那么清楚那么生动，似乎是面对面可以感觉到的。
我国许多古典作品在使用文学语言上是异常经济的。像“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小说，往往用一二千字的篇幅，写出非常生动的场面。中国的旧诗，常用几十个字写出全部的意境，尤其具有不可比拟的精炼。这种传统，应该为我们所积极学习和研究。
托尔斯泰曾经告诉过我们：要学会消除艺术散文中的“臃肿”和发展“肌肉”。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实是我们许多作品中“臃肿”太多，而“肌肉”太少了。
对于人物的生动的描写，是艺术表现技巧中另一个重要的项目。人物描写，是为要写出性格及其发展，因此就需要从具体行动以及支配这些行动的思想情绪来写人物，要从故事的发展来写人物的成长，而且要从各种角度去写，以免把一个人物写得片面、单调、枯燥无味。
因为不善于从人物的行动中刻画人物，有些作品就致力于人物外形的描写，企图由此给读者一个印象。人物的外形当然也应该写，可是不能把这当作描写人物的主要方法。有些作品中人物外形的描写也很潦草，或公式化。有时还强调人物的形貌或举动上的一二特征，企图由此衬托他的性格。特征当然也可以写。但是不应当因此而使得人物丑角化。
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的安排，也常常不大被注意。有些次要人物似乎只是用来衬托主要人物的，他本身没有独立的存在，他在作品中的作用跟戏剧中的“道具”差不多。而相反也有过多地描写了次要人物，因而损害了主要人物的情形。
素材的剪裁、故事的和人物的描写是一种细致的劳动，不是经过反复的修改是很难得到完整的。有些作品的艺术上的粗糙，不一定是由于作家才能的限制，而只是由于粗心和草率，由于不肯花更多多的修改的劳动。在这里，我们必须记住毛主席对我们的指示：“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组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毛主席：“反对党八股”）
在文学技巧上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语言问题。
文学作品的基本材料是语言。文学作品的语言应当是形象化的、富有表现力的、准确的和精炼的，然后可以传达作者所欲传达的思想情绪，然后可以构成鲜明的形象。要表达一定的思想情绪，就必须用字正确，造句合法(语法)，必须选择适当的字，运用适当的句子。“语汇”贫乏，句法缺少变化，就会使得作品呆板枯燥，没有吸引力。反之，堆砌浮词，无原则地造作古怪的句法，就会使得作品拖沓、芜杂、生硬，使人不能卒读。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两种毛病是同样普遍地存在着的。
语法不通，用字不当，这是初学写作者的通病。其根源在于我们学校中的语文教学没有做好。至于“语汇”的贫乏，有经验的作家也不能免。大家常常都用同样的一些“语汇”，好像已经成为习惯，从没想到应该另找新的语汇。应当记着，旧语汇的滥用常常会造成恶劣的错误。如用“鬼哭狼嚎”一类字样来描写我们人民在敌人轰炸下的情形，用“像切西瓜般的”来形容敌人对我们人民的残杀。就是完全不能容忍的。自然，新的语汇也不允许滥用。如有这样的句子：“眼泪劈劈拍拍直掉”用“劈劈拍拍”来形容眼泪的既多且急。这就不免是新奇到失当了。创新是件好事，但不能不下苦功。贪图省事，随便创新，就会把好事也弄坏了。
怎样才可以丰富我们的“语汇”呢？毛主席早已指示：“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份。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的合理的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毛主席：“反对党八股”）
事实证明：我们并没有正确地认真地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
特别是“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这件事，我们的努力很不够。不但文艺青年，甚至不少的作家，对于我国古典文学是不重视的。“水浒传”，鲁迅的作品，看是看了，但肯用苦功去研究学习的恐怕很少。鲁迅的作品是尽量注意利用了古人语言中还有生气的东西的，现在我们的大多数作品中连鲁迅所已利用过的，也没有继承，更不用说自己去发掘了。但是，另一方面：“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在我们这里却并未绝迹。
比较认真，而且做出了一定的成绩的，是学习人民的语言。近年来的优秀作品，都有这一特点。极大部分的新作家作品如果没有从人民语言中吸收营养，那“语汇”恐怕还要显得贫乏。但是，另一方面，不必要地滥用方言，不经过选择原封不动地搬用社会生活中一些不健康语言的倾向，也很普遍。庸俗趣味的“歇后语”，也被经常地采用。“歇后语”不过是语言游戏，并不是文学语言。滥用方言和“歇后语”的结果，非但不能达到丰富语汇的目的，反而使得文学语言流于粗糙庞杂。我们要丰富我们的“语汇”，但同时也要注意保持我们祖国语文的纯洁。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作家，按照其自己的兴趣，选举各种各样的体裁，创造各种各样的风格。因此，积极地创造能够充分反映新的生活内容而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是我们文学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这种艺术形式方面的创造性的成就，就是个别作家和作品的独特的风格。鲁迅的作品就有他个人的卓越的风格。我们现在的许多作品可说是缺乏独特风格的。张三的作品如果换上李四的名字，也认不出到底是谁写的。这就说明了我们在作品的形式方面多么缺乏创造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但不是妨碍，而是要求我们创造和发展文学风格的多样性。
我们还要求发展文学的各种样式，如电影剧本、歌剧、歌曲、说唱文学等更具有普及作用的文学样式，在目前还没有被许多作家所采用。电影剧本特别缺乏。我们要求更多的作家来重视这方面的创作。
加强和改进文学批评工作，是促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条作。
这几年来，我们的文学批评工作，对于文学的创作活动，起过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曾经通过对于具体作品的批评，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斗争；曾经批评了违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曾经批评了若干作品中间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和情感。曾经对于新的来自工农兵的作家们的作品，给予极大的重视，及时地作了宣传和介绍，从而鼓舞了工农作家的写作热情。
但从整个来看，文学批评工作是有严重缺点的，而且比创作还要落后。文学批评工作还没有充分发挥它的指导创作的作用，还没有更有效地完成它的帮助作家、教育作家的任务。
我们的文学批评，常常不是全面地具体地分析作品内容，而是主观主义的教条式的批评，片面式的批评；光指责作品的缺点而没有肯定它的同时存在着的优点；成者，单称道了作品的优点而不能指出其基本缺点。对于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全面、细致而科学的分析，十分不够。若干具有全国影响的作品，在出版很久以后也还没有看到批评界的反应。对于创作上的一些问题的论争，也还不能常常及时地予以总结。
对于新作家的指导和帮助，也是作得很不够的。各刊物编辑部几乎化了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来阅读青年作家的投稿，给他们提意见，各编辑部的同志们是够辛苦的。但是从整个看来，我们这项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四年来，很少针对着青年作家的一般情况而加以分析、指导的专论。对于文学遗产的学习，我们不是不常常提到，然而没有通过文学批评，举具体的事例，来引起作家们普遍的重视，特别是没有引起一般青年作家们的重视。
还应当指出：有些批评家对作家常常缺乏一种爱护的热情、帮助的态度，缺乏一种合作的态度，而采取一种粗暴的打击的态度。这种粗暴态度，表现在批评家没有用客观的科学的态度来研究分析他的对象，而只凭一时主观的印象匆忙地作了判断；表现在批评家对于作品所表现的社会生活缺乏深入的全面的知识，而只以一些革命文艺理论的原则作为教条、作为公式，来硬套他的批评对象；表现在批评家没有耐心研究整个作品的各方面，而只断章取义地抓住作品中突出的缺点，就下了不公平的、不能使人信服的论断。
还应该指出：主观主义教条式的批评，由于它不是从客观现实出发，来衡量作品，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它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并且还使得作家们会跟着它也按着一定的公式去写作，其结果，促成了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发展。也还应该指出：有些批评家不是从实际的创作水平出发，而是急躁地向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提出不适当的过高的要求。有些批评家是用一些固定的标尺，机械地去衡量一切作品，因此引起作家对批评家的畏惧和不满。这样的批评不是鼓舞作家的创造热情，而是阻碍了这个热情。有些缺乏自信的作家，常常因为批评而不敢动笔了。这固然应怪作家自己勇气不足，但是批评的不健全也是有责任的。
自然，轻视和敌视批评的态度，也是不对的，其结果也同样会促使批评衰落。作家自己对于创作情况应该也是采取一种积极的互相促进的态度，而不应该把批评工作看作只是批评家的事情。
批评工作不仅是帮助作家，尤其要教育读者。判断力还不强的青年读者常常把批评的文章作为他们读作品的指导。我们的批评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是很大的，对于这些青年群众的教育、指导，批评家是负有重大责任的。
克服文学批评工作的这些缺点，发展社会主义现关主义的批评，和促进创作是不可分的，同样重要的任务。因此要求我们的批评家应该站在思想斗争的最前线，善于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批评方法，从更高的思想水平来实事求是地分析作品，帮助作家教育读者。应该把批评看作一种的科学工作，群众工作，而不是感想式的工作。因此必须严格按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所指示的文艺批评的标准，坚持文学批评的原则性，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的斗争。
应该要求批评家和作家亲密地合作，用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学习的态度来建立与人为善的同志式的批评，应该要求批评家经常的倾听群众的意见，注意社会的情况。一个批评家应当比作家具备更多方面的社会知识，更有系统的对社会生活的了解，更深刻的对社会现象的判别能力，然后才能给予作家以更有效的帮助。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文艺理论，本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的基本知识，苏联文艺创作经验等，也是文学批评家必须具备的资本。一些搬弄条文的教条主义的批评，所以能够存在，正是表示我们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的武装。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应当是批评家的日常生活的重要一部分。
最后，让我们检查一下“文协”的工作。
“文协”的领导工作，四年以来，是没有做好。上面所说的文学工作的这一系列的缺点，基本上应该说和“文协”和领导上的缺点是分不开的。“文协”的许多工作机构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对于创作思想和文学批评的领导，“文协”做的很少，领导思想、方针都不够明确。对于有些工作，例如群众业余文艺活动的辅导，例如学习我国文学遗产，“文协”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在党的指示、督促之下，我们领导了文艺整风运动和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学习，也获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在运动和学习中发生的一些问题，未能及时地适当地做出结论。也是在党的指示下，我们曾两次组织作家深入生活，并组织作家的创作，也取得了若干经验。但是，作家下去以后，我们的关心是不够的。我们没有能够随时就他们在体验生活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给以必要的帮助和解决；最近，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已有所改进。“文协”的几个刊物的工作也是不够满意的。对于在普及工作上占重要地位的通俗刊物，我们几乎没有任何指导。
“文协”领导机关对于作家的关系也不够密切。在北京的作家人数很多，可是我们没有采取有的办法帮助作家交换意见，交流经验。1951年组织过一些以在京作家为基础的若干小组(诗歌、小说等等小组)，由于组织方式的未尽完善，更由于每次的讨论会没有很好的准备，结果是多半流于形式，以后就无形消减。我们需要使参加各组的作家个个有话要说，使各组的讨论既不致漫无边际，也要避免枯燥的搬弄理论，而能每次都有中心真正解决一些问题。
这一切基本的缺点如不坚决克服，我们决不能完成新的历史时期所交给我们的新任务。
为了调整并加强各文艺团体，全国委员会提出了改组“全国文协”为中国作家协会的建议。我认为这一建议是正确的，适合时宜的。大会主席团草拟了作家协会新章程的草案，即将付大会讨论。在这草案的“总纲”内，具体地规定了作家协会的任务。我们认为作家协会应该是以其自己的创作活动和批评活动积极地吕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事业的作家与批评家的自愿组织。它的任务，主要是下列各项：
一、组织作家创造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和高度的真实性的文学作品。加强对创造活动与批评工作的领导。我们必须很好地接受四年来的经验教训，继续有计划有地发动作家深入生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政府和党的政策，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和苏联的文学创作经验；我们必须通过创作组的方法，展开作家之间关于创作研究的互相竞赛，互相帮助，鼓励各种文学形式、体裁与风格的多样性的发展。
我们必须使得我们的批评工作走上健全发展的道路。在加强批评工作的领导时，应当注意克服主观主义的、片面性的批评，应当从研究和分析具体作品来帮助作家，从创作实践和批评中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
二、应当从思想与方法上加强指导文学普及工作。必须以最大努力培养青年作家，加强对于青年和初学演作者的指导，传播成熟的经验。特别要注意从工农干部中培养出新作家，并注意推进各兄弟民族的文学运动。
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地接受中国的和世界的古典文学遗产。整理和研究古代及近代的中国文学，发扬中国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促进国际的文化合作，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积极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和进步文化的伟大斗争。
这就是作家协会的任务，也就是我们大家共同奋斗的目标。
新的作家协会，必须是充满朝气的，紧张工作的作家的团体，必须是认真地负责地领导文学创作与批评活动的团体。
新的作家协会有责任领导我们为完成上述任务而作最大的努力，而作家协会全体会员同志也应当把完成上述任务看作自己的责作。
代表同志们：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给了我们各尽所长、自由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祖国效力的最好的条件。我们生活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时期。在我们面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美丽的远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之下，我们有信心完成光荣的任务。我国的文艺潜力是无限量的，我们的队伍在一天一天地壮大，我们每天每天在增加着健康的新鲜的血液。让我们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成长壮大而奋斗，让我们为新中国文学的辉煌灿烂的前途而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