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在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茅 盾
各位代表同志：
自从上次的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文协”以来，四年中间，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文教建设事业有了伟大的成就。三年来的抗美援朝、保卫和平的英勇而艰巨的斗争，已经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穷凶极恶的侵略计划，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创造了重要的条件。经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伟大运动的胜利成功，我国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本质的变化。
新中国到处充满着生气勃勃的新气象，到处激荡着轰轰烈烈的建设的热潮。
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政治、经济、文教方面的成就与发展，民主的社会改革工作的伟大的成功，人民物质生活与文化水平的提高，——这一切，使得我国文学在新的社会基础上获得新的成就和发展。这是我们国家制度的优越性的反映。
新的社会生活赋予文学以新的内容与形式，改变了文学与群众的关系，培育了新的、命力充沛的文学队伍。和过去想比，我国文学已同样发生了显著而巨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和发展，和共产党的领导与关心是分不开的，和毛主席的英明的文艺指导方针是分不开的，和全国的文学战线上全体同志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这种变化和发展，首先表现在文学作品的内容上，在作品的题材和主题上，在新的人物形象的创造上。曾经长期渗透在我国文学中的各种反动的腐朽的文学思想，包括封建阶级的和殖民地的文学思想，基本上被清除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思想，已经从文学上丧失了它们的地位。新中国的文学，在共产主义思想照耀下，显然生气勃勃的，充满着对于祖国建设和人类解放的无限信心与乐观主义精神，由于这样，文学的视野和其所反映的生活范围，就比过去广阔得多了。据我们初步的调查，四年来在全国主要杂志报纸上发表的两千多种小说、散文、通讯报告和剧本，以及放映的电影中，以工业生产和工人生活为题材的约400种，以农村斗争和农民生活为题材的约四百余种，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为材的约三百余种，描写部队生活与军民关系的约三百余种，描写少数民族生活和斗争的约七十种，描写其他各方面社会斗争和社会民主改革运动的约二百种。这些数字虽然还不完整，但显然可以看出新中国文学和过去的相比，是发生了怎样巨大的变化。我们作家从祖国丰富的、沸腾的人民生活和斗争中，吸取了各种各样的新的题材和新的主题，创造出各色各样新的人物的形象，通过他们反映了我们国家各方面新的面貌和其远景。这些题材和主题，在我国若干年以前的文学中是很少出现过，或完全没有出现过的。
在近年来的作品中间，出现不少成功的和比较优秀的作品。如小说“铜墙铁壁”，描写了解放战争中农民和人民解放军的亲密合作、克服困难、支援前线的斗争，创造出勤劳纯朴、大公无私的农民干部的光辉形象；影片“钢铁战士”和话剧“战斗里成长”，表现了解放军战士在解放战争中的坚强勇敢、百屈不挠、对于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高贵品质；如巴金的朝鲜通讯和魏巍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以及许多反映朝鲜战争的优美的速写、报告、人的英雄主义的崇高品质，获得斯大林奖金的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和歌剧“白毛女”，深刻而生动地反映了伟大的土地改革和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创造了新的农民的优美的形象。话剧“在新事物的面前”反映了企业改革中进步与保守力量的斗争。这些作品，在艺术上都获得了一定的成就，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教育作用。
还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以少数民族生活为材、以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的先进人物为主人翁的文学作品。我国少数民族的团结、和睦、幸福的新生活，愈来愈多地在文学上反映出来了。其中有不少优秀的作品。少数民族优秀的青年作家已经出现了。
我们的作品中出现了大量新的人物：解放军和志愿军的战斗英雄、工厂和农村的劳动模范、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新型的妇女和儿童。他们不像过去的作品所写的那样，以被压迫、被剥削者的形象出现，他们是以生活的主人翁、新中国的创造者的形象出现的。这些人物的典型性虽然还不充分，但无论如何是在各种不同程度上显示出新的社会的本质力量。从他们身上反映出中国人民的高贵革命品质和崇高的道德观念，也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变化，对于人民精神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力量。
由于这样，文学和群众的关系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们的文学日益广泛地取得了工农兵群众的关怀与支持，文学普及的范围更扩大了。文艺成为他们生活中重要的思想武器。文学书籍的发行数量达到解放前的十倍到二十倍。一九五二年电影观众达到了六亿人次以上。工厂、农村、部队普遍展开了文艺活动。许多作品被群众改编为通俗的戏曲和戏剧，群众也编写许多的曲艺，快板和歌曲。过去和文艺作品没有接触或很少接触的劳动人民今天已成变文艺的基本读者和观众了。广大读者不仅热情地关怀和支持作家的创作活动，并且认真地监督了我们的文学活动。来自读者的意见不但很快，而且非常热烈的尖锐。我们的作家和各个文学刊物的编辑部经常收到大量的来信，对于作品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工厂、部队、机关、学校的读者，用座谈的方式讨论一部作品的情形，已经愈来愈多。热烈地拥护凡有教育意义的、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本质、表现了具有劳动人民高贵品质的新人物的作品，反对那些歪曲现实，或者没有具体地反映现实、枯燥无味的概念化的作品。群众还经常提出意见，要求我们给他们怎样的作品。
我们还应当看一看，在我们的队伍中间，发生了怎样的重大的变化。
四年前，我们对于“为工农兵服务”这一文艺方针的认识还很不一致；一部分作家的认识并且还有错误，因而还发生了工农兵是否必须作为作品的主人翁和正面人物的争论。作家思想不纯、立场不稳的现象，还很多。一九五一年结合着对于反动的“武训传”的批判，展开了全国范围的创作思想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热潮；在这基础上，一九五二年开始的全国范围的文艺整风运动，更进一步批判了文学上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与此相结合，进行了作家们深入生活、改造思想的工作。各地最近展开的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学习，也有一定的收获。这一系列的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促进了我们队伍的思想、目标和步调的一致，也加强了我们的队伍的团结。新作家以其蓬蓬勃勃的朝气推动了老作家，老作家以其创作经验帮助新作家。老作家都认识到必须站到工人阶级立场、深入群众生活、改造思想、努力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不可分。不论党与非党的作家，不论工农出身的作家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不论青年作家与老年作家，经过了文艺整风和思想改造运动，我们的目标更一致了，因而我们的团结也更紧密了。
四年来，我们的新战士逐渐增多，到今天，已经成为我国文学蓬勃灿烂发展的依靠。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四年来全国出版的单行本小说共256种，诗歌共159种，剧本共265种，散文及其他共896种。如果再加上已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而还没有单行出版的作品，那总数还要大。这样大量的作品，其作者绝大部分是新进作家。值得注意的工农作家，他们的作品受到群众的欢迎。文学战线上新队伍的形成与发展，说明了我国文学的潜在力量的深厚。这些新进作家，极大部分是青年，他们的作品虽然还不大成熟，但他们是从工农群众中来的，经过斗争的锻炼的，熟悉并劳动人民的，对新事物新人物有锐敏的感觉的，对祖国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须胜利抱着无限的信心的。在共产党和人民的培养之下，他们的前途是远大的，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主要将依靠这一新的队伍而成长，因此对于他们的帮助和教育，成为当前重要任务之一。
四年来，文学上这些成就，深刻而巨大的变化，首先是说明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已经在我国文学事业上取得了确定不移的领导地位，共产党和毛主席对于文学运动的关心和指示，特别是1951年党中央关于批判“武训传”的指示，对于近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学运动只有在工人阶级思想领导之下，在共产党政策指导之下，方能取得它正确的发展。
但是，四年来我们文学上的这种巨大的变化和新的气象，还仅仅是开端。和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建设的速度相比，和人民生活的日新月异相比，和人民生活的日新月异相比，和群众对于文艺的要求相比，我们的文学工作还远远地落在现实的后面。最多只能说，我们是为更好地完成新的任务，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
文学工作落后于现实，自然有其客观的原因，如全国解放初期，由于国家工作的需要，许多文学工作者，参加了政府及其他部门的行政工作，因而减弱了文学战线上的力量。但是主要的应该说是我们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主观上的缺点。首先表现在我们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一般还不够高。我们若干作品中虽然也描写了新的人物，但是这些人物往往缺乏强烈的艺术感染的力量，和现实生活中每天在出现着的那些光辉的英雄人物相比，我们作品里的英雄，不是更鲜明，反而显得减色。还有一些作品中的人物，只能说是作者的概念的化身，而不是生活本身的形象，由于这样，这些作品就很难做到凭藉艺术形象去表现出作品的政治思想力量，和有效地发挥以社会主义精神去教育和改造劳动人民的作用。我们许多作品虽然也描写了新的生活，但是往往只是现象的罗列，而不是把这些生活现象按照毛主席所说的“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我们许多作家还不能大胆地去表现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矛盾，深入到矛盾的内部，去描写新的形势下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动态。他们往往不是从这些矛盾斗争面前轻轻滑开了，就是用主观的方法把矛盾轻易地“解决”了，因而复杂的、丰富的社会现象，在作家笔下简单化了，片面化了，变成了干瘪的公式。这就是普遍被指责的概念化和公式化的倾各。
文学工作的缺点，还表现在文学形式的单调和粗糙，对于语言和结构的不重视；表现在理论和批评的落后。我们许多作家和批评家还不善于熟练地和谨严地去使用我们文学的武器。
文学工作者协会对于上述一切缺点的基本责任，就是缺乏对于文学思想的领导，这就使得上述缺点不能得到及时的和适当的克服。
对于这些缺点的分析以及克服的方法，我将放在后面去讨论。这里应该指出的，即是这些缺点的存在，使我们绝无理由可以对于上面所说一些工作成绩感到自满(自然也不能和不应该自馁)。这些缺点曾经使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任务不能相称，而现在随着革命的发展，新的历史任务又摆在我们面前了。这新的任务是更加艰巨和复杂的，如果我们不是大家努力地积极地来克服这些缺点，改变这种情况，那么文学工作落后于现实的状态不仅将继续下去，而且其距离将武来越大。这次大会的任务，就是要来讨论和解决这样的问题。同志们，我们相信这些缺点和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来估计我们已有的成绩，吸取已往的经验，同时毫不迟疑地坚决地克服缺点，改进工作，满怀信心来迎接我们国家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的任务。
什么是我们新的任务呢?我们国家现在是处在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无论哪一部门工作，无论哪一方面战线，都应该为完成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的政治任务而斗争。
这个斗争是艰巨而复杂的，但是一定会胜利的。在这个过渡时期中，我们要继续和国外的帝国主义作斗争，和国内残余的潜伏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在人民的内部我们还要进行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逐步改造，也就是在联合的条件下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还要对于几万万农民和手工业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教育。在这样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我们社会的阶级关系将产生比过去更深刻的变化，在社会的精神生活上也将反映出这种错综万状的变化。
文学的任务不仅要从作品中去真实地反映这些错综万状的变化，而尤其重要的，是要以艺术的力量推进社会主义的改造工作，就是说，要以社会主义的思想去教育、改造千百万人民，用劳动人民的高尚品质和英雄气概去鼓舞他们前进的勇气和信心，同时，要坚决地对残余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影响作斗争，要对资本主义的思想作斗争，要对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抵抗的各种思想作斗争，对人民中间的各种怕困难、保守自私等落后意识作斗争；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以文学的真实描写去教导广大人民不仅正确地认识今天的现实，并且认识明天的现实，教导他们在这种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改造自己、克服障碍，担负起建设祖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任务。
要实践这样的任务，那么我们的文学就首先不能不是以社会主义思想为内容的文学，我们的作家就不能不是社会主义者或努力把自己改造成为社会主义者。我们要教育人民正确地认识现实，使他们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就必须要求我们的作品能够真实地具体地反映现实，不但表现出人民的今天，并且要展望到人民的明天，要照亮他们前进的道路——一句话，要通过文学作品给人民以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
由于这样，每个作家就必须严格地要求自己遵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去进行工作，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更好地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自己成为马克思及列宁主义的好学生。
曾经有些人怀疑：这个要求是否过高?我以为这种怀疑是不必要的，这种怀疑是由于有些人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够了解。事实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我国文学上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五四”以来中国革命的文学运动，就是在工人阶级思想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发展过来的。特别是从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以后，更明确的奠定了中国文学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因而把“五四”以来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中国文学运动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所指示的关于创作上的原则，包括作家的立场与观点，服务的对象，作家与群众的关系，作家对于生活和学习的态度，对于接受文化传统的态度，以及关于典型的创造，关于批评的方法等等，难道不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吗？许多年来，我们大家努力为毛泽东的文艺方向而奋斗，很少听见有人说过这是“过高”的要求，为什么现在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就觉得是“过高”的要求呢？
应该指出，我们中间还有些同志，对于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还没有能够很深刻地体会，因而产生了一些人的这种怀疑。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应该加强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应该着重地提出这一问题，把它作为我们创作和批评实践上的共同方向和目标。
人们中间也许还存在这样一个错误的想法，以为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的社会，为什么要强调文学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呢？
这样的错误想法是必须澄清的，要知道，第一，即使并不描写社会主义社会，一个社会主义作家的创作方法仍然应当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例如阿·托尔斯泰之写“彼得大帝”或者高尔基之写“母亲”，都是如此。第二，我国今天并不是还没有社会主义，相反的，在今天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社会主义的强大的领导力量，都是早已经存在并且正在迅速地发展着的。今天我国的现实生活中不但已经有巨大的社会主义企业，而且已经有大批的英勇的先进者正在为社会主义的实现而创造条件，已经涌现了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具有社会主义者的高贵品质。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必须要求自己善于觉察出生活发展的方向和新事物的萌芽，善于从革命发展中去表现生活；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的职责正是必须要把在今天看来还不是普遍存在，然而明天必将普遍存在的事物，加以表现。不会正确地看到今天和明天的现实，就不能正确地表现今天和明天的现实，这样的作家就不可能成为好的现实主义者。
为了能够很好地担负起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明确肯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必须坚定不移地向这个方向去努力。
但这也并不是说，今天就要求每一个作品都能够达到高度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水准。这样要求是脱离实际的。要使我们的文学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健全地发展和成长，必须有学习和锻炼的过程，需要从创作实践中一步一步地去提高我们的水平，并且充分发展作家的风格的多样性。因此，如果脱离作家的实际，以一种教条主义的方法，向任何作家要求某一特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准”或“规格”，这是要不得的，这种批评方法，本身就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而是主观主义的。
可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以这样那样的理由，去拒绝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对于我们创作中那些违反工人阶级和人民利益的思想，反集体主义的倾向和反现实主义的倾向，不能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对于我们工作上的缺点，必须采取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去克服和纠正。因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只有是从创作实践中通过经常不断的学习和思想斗争，才能获得胜利的发展。
前面我已经指出，在我们目前文学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缺点，我们必须来分析这些缺点，来研究如何克服这些缺点，并为今后的努力指出具体的途径。
首先是创作方法的问题。在创作上，我们好久以前就已经注意到，但直到现在还普遍存在着的，就是作品的概念化和公式化的倾向。
概念化和公式化都是主观主义思想的产物。它们是一对双生的兄弟。这种创作方法是违反现实主义的根本原则的，因为它忘记了“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忘记了现实的人民的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它不是从客观的现实出发，而是从作者主观的概念出发，它把复杂而丰富的现实生活简单化为几个概念所构成的公式，其结构是所谓落后、对比、转变三段法，人物形象则有一定的几张“脸谱”，无论所写的是工厂，或是农村，不论主题是增加生产，或是争取婚姻自由，都可套用这样的公式。这样的作品当然就不可能有真实性和具体性，当然也不会被群众所喜欢。这样作品之所以产生，根本的原因是作家脱离了人民群众的生活，用闭户造车的方法去写作。这种情况自然是最坏的，但一般说还不是最普遍的。更普遍的情况，是作家也经历了一定的生活体验，也到工厂、部队或农村里去了，也掌握了一定的实际材料，但是所写出的作品，往往仍然给群众一种概念的印象，而很少有艺术的力量，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是更需要加以分析和研究的。
首要的问题我以为是对于人物性格创造的问题。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主要是通过人物性格的创造而表现。恩格斯说：“照我看来，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真实之外，还要正确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所以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根本问题。但是我们有些作家往往把这个根本问题忽略了，他们往往从生活中间抓住一些表面现象，抓住一大堆还没有经过头脑消化的材料，来不及等到人物在自己胸中酝酿成熟，就性急地预先为自己规定了主题，然后按照需要去找求人物，或者按照一种公式去填写人物。这样的人物性格特征，就是高尔基所说，是从外部贴上去的。这样的人物，当然就不可能有明朗的个性和血肉的感情，也就不会产生艺术的感染力量。我们有些作家常常花了更多的精力去考虑主题是否正确，这自然是好的，可是他恰巧忘记了如何通过描写人物性格以及性格与环境的关系去表现他的主题，结果使他的主题仍然不能很好表达出来。这样的情况可以说是相当普遍的，今年电影创作会议上所讨论的一些作品中，最主要的就是犯了上述这种毛病。
尤其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的许多作品对于正面的英雄人物性格刻划的乏力。在许多电影、小说、剧本中出现的英雄人物，特别是领导人物，往往是缺乏个性，缺乏感情，缺乏思想的光辉，这种人物常常是以说教者或演讲者的姿态出场，高高地孤立于群众之上，被偶像化了的，正如马克思所斥责，“这种神化了的拉斐尔画像，是失却了一切描写的真实性的”。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主要是我们作家对于新的英雄人物还不够熟悉，还没有能够去发掘出他们的高贵品质和典型的、正面的特质，因而也不能有意识地去万张和凸出地去刻划。我们作家虽然也还是访问了、观察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英雄人物，搜集了许许多多他们英雄事迹的资料，但是由于我们并没有真正从内在生活中去理解他们，从斗争中认识他们发展的过程，甚至对于他们还缺乏一种衷心热爱的感情，因而在描写他们的时候，仍然不免用自己主观的概念去代替，或者用一种东补西贴的方法去描写，结果英雄人物丧失了生活的光彩，成为毫无生命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