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统区进步的戏剧电影运动
http://www.cflac.org.cn   2007-09-05      来源:中国文艺网

  五

  那么,这三年来我们究竟干些什么呢?

  我们先从戏剧方面来说吧:在职业化的各剧团解体以后,在平津、在武汉、在京沪、在海外紧接着起来展开戏剧活动的有我们的二、四、九、五、七、各个演剧队。国民党的“国防部”最初也发下数十本“戡乱”剧本迫令这些演剧队演“戡乱”戏,但他们却用尽许多方法始终很顽强地去抗拒这一命令,直到最后没有演过一次“戡乱”戏,没有唱过一个“戡乱”歌。由于进步的工作者始终采取这种“不合作”的态度,迫得官方也想自己起来“领导”什么了,但其效果呢?总是几等于零。譬如就北平来说吧,惨胜后——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五日所举行的第一届戏剧节,就是全部由反动派李辰冬等所一手包办的,但除了“奉命”被迫参加的人之外,进步的戏剧工作者根本就没有一个人出席。一九四七年的戏剧节,他们眼看无法包办了,只得邀约进步的工作者共同筹划,但附带着一个丑恶的条件,就是限制进步的工作者在大会中的发言。一九四八年的戏剧节,由于进步力量的增涨,他们再也无法控制,大家自行在建国东堂举行了一个相当盛大的纪念会,李辰冬等不甘心,也筹开了另一个会,虽发了许多通知,但结果到会的只有九个人,会既没有开成,反而留下了一个笑柄。

  同时,进步的工作者在这类高压底下的坚苦的环境中仍演出了许多有进步意义的剧本;而且每次演出都能获得大量观众的支持与爱好。这里,我们只举出两个例子来说:一个是二队在平津演出《丽人行》的时候曾获得广大观众的热烈赞扬,因此也就引起了国民党军方政治部特务的注意。特务们说这个戏是共产党的戏,曾一再勒令他们停演。二队的同志们用了许多方法去延缓这个“命令”的执行。后来,特务的首领——伪政治部的主任向他们提出了一个条件,说只要加上“造成这种种罪恶的现象都是‘共匪’的叛乱”这句话,戏就可以继续演下去。但二队的同志们宁可冒逮捕监禁的危险,誓死也不把这句话加上去。正由于如此,二队也就被特务监视起来了。另一个例子是五、七队的情形,他们的中国歌舞剧艺社,不到两年之间,在南洋各大城市一共演出了四百七十多场戏,获得了海外几十万侨胞无比的欢迎。“中艺”所到之处,在学生群众中更培育出大批新的干部,也建立了很多新的据点。此外,如香港的几个艺术团体联合演出了《白毛女》,曾轰动了港九整个上下层社会;时过一年,港九的市民们还不断在打听它重演的日期!

  再从学校剧运方面来说,这两三年的每次学生运动都有戏剧活动参加。每个学校里面作戏剧活动的学生们,在每次的学运中,都利用了街头剧、活报剧等各种简单的形式,来尖锐的反映现实的斗争,推动学运的发展。在伪国大开会和蒋介石登基时,北平的同学会演出过《金銮宝殿》,对伪国大和蒋介石的丑态作了极尖锐的讽刺。在反动派的新闻封锁下,北平各学生剧团都能在极短的时间内,突击地编出了短小精悍的活报剧或“卡通”剧,用以报道学运的动态。上海在“五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时,剧校同学会演出过活报剧《下天为此公》来暴露蒋介石如何残酷地屠杀人民。当时演蒋介石的同学,被特务们所注意,要加以逮捕,害得他东逃西奔,最后不得不跑到苏北的解放区里去。

  再其次,我们来谈谈地方戏的改革。在上海,如以演新越剧著名的雪声剧团,就曾改编并演出过鲁迅先生的《祥林嫂》。后来他们为了筹募戏剧学校的基金,越剧中的十位名伶,在举行联合公演时,曾受到潘公展的恐吓,说他们这次募捐是募来接济解放军的,要他们悔过停演。但他们不特不为特务们的恐吓所征服,而且还是把他们的戏继续演下去。这种不畏强暴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提出加以赞扬的。还有评剧方面,说起来也许大家不会相信,上海的评剧工作者,竟曾在苏州演出过“白毛女”;不过他们并没有直接用“白毛女”这个剧名,而是在《血滴子》这个戏的掩护之下把“白毛女”从头至尾的演出了。至于北方的地方剧改革运动斗争得更尖锐,成绩也特别好,这里我们就不必细述了。

  这三年来,我们在戏剧运动上,虽一再受到严重的迫害,但部分尚能顽强地予反动派以抗击。同时,也分散地保存了力量,如以个别的地区说,在北平和海外,就应该是有着相当好的成绩的。

  其次,我们再谈谈这三年来在电影上的斗争,和在这斗争中我们在前述的方针下作了些什么。

  首先要说的,是我们对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摄制反动电影的斗争。反动派的电影活动,是有它整套的编导方针和制片计划的。我们为了打击他们的企图,从各方面推动,在“中电”、“中制”两厂中还未撤出的电影工作者,特别是有名的编剧者、导演、演员拒绝摄制所有的反动影片。本来在他们计划中,“中制”是以拍“戡乱”片为中心的,伪国防部就曾三令五申给厂里,要他们赶快完成《共匪祸国记》和《共匪暴行实录》两部片子;但许多优秀的电影从业员们,都“谢绝”参加这一工作。一些上层的工作者也用尽种种拖延的方法,使他们无法达到这一目的。反动派计穷力竭,只好派了个无知的文化特务——蒋星德来导演《共匪祸国记》,经过我们从各方面的迂回分化,这部所谓“戡乱”片虽然被拍出来了,但就他们自己看起来也嫌污七八糟,实在不好意思拿出去。后来一直放在南京片库里,无人过问。就是这样,由于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坚持不和他们合作,所以在这三年中,反动派尽管拥有许多制片机构,但结果却连一部“剿共”电影也放不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他们的惨败。

  “中电”的实力比较雄厚,他们一共拥有三个厂。最初也企图摄制“剿共”片,但没有人肯替他工作。后来想摄制一部“剿共”卡通,也由于技术人员的怠工,虽勉强制成,却从来也没有放映过。这样受了阻击后,他们只好掉头用全力去制造间谍、色情和恐怖等等低级而黄色的影片。优秀的电影工作者,对这些当然是痛恨唯恐不及的,他们就只好延揽一些在“华影”时代落水了的人来工作,这才摄成了像《天字第一号》那一类的片子。另一方面,那些还未撒出“中电”的电影工作者,也力事争取,制摄没有毒素与有积极意义的影片,使他们无法尽量利用摄影场来制作更多的反动影片。

  上面说的是对反动电影的斗争。我们自己呢?我们在自己直接领导和间接影响下的民营据点内又做了一些什么呢?主要的有下列几点:

  一、建立并巩固民营据点:经过许多优秀电影工作者的积极努力,我们计划着要建立的民营据点终于建立起来了,而且还不止一个。在这些民营据点建立起来之后,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如何巩固它。我们在劳资合作的原则下,尽可能压低自己的生活要求,和投资者取得密切的合作,也取得他们他们的信任,使他们明了我们是“有所为”而来,并不是为了优厚的酬报。同时,有许多和我们合作的投资者,他们本身原来就是反官僚资本的自由资产阶级,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这一点上,和我们的态度是一致的。所以他们也并非完全为着利润而来的,这就使我们的工作推动起来更加顺利。

  二、努力实现我们进步的编导方针和制片计划:什么是我们的编导方针和制片计划呢?那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暴露与控诉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恶,和在这种统治下广大人民所受的灾害与痛苦;并进一步暗示广大人民一条斗争的道路。在这个总方针下,我们用全力集中了许多最优秀的工作者,希望能摄制一些不论在内容、形式、或在思想与艺术上,都很完整的影片,来影响广大的群众。在大家本着这个大方针的积极努力之下,先后曾摄制成:《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忆江南》、《松花江上》、《万家灯火》、《鸡鸣早看天》、《祥林嫂》、《夜店》、《幸福狂想曲》、《乘龙快婿》、《丽人行》、《恋爱之道》、《希望在人间》……等二十余部影片。自然这些片子严格说起来不是没有缺点的;或者可以说有些片子的缺点还很大。但无论如何,总还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或明或暗地本着前面所说的总方针来做。因此,每部片子都还能给好几百万观众一些良好的影响。

  三、培养新的干部:我们导演工作上采取实习制,配置着副导演,也由有经验的导演和年轻导演一起合作;帮助青年作家和技术人员参加电影的实际工作;在摄影工作上也采取实习制,配置着助理摄影师;在演员上则尽量起用从话剧中转过来的新工作者。这样在编剧、导演、演员和各种技术人员上,先后培养出好几十个新干部,给未来的电影事业在人才方面作了一个准备。

  四、建立新的工作制度和新的工作作风:电影是一种繁难而复杂的综合艺术。如果没有一种好的工作制度和工作作风,是断难产生好的艺术品出来的。然而过去一般的中国电影,特别是有些掌握在投机商人和腐败官僚手里的中国电影,从来就没有建立过一个好的工作制度。他们不是无计划无准备地粗制滥造,就是违背艺术原则地乱捧男女演员作投机取利的摇钱树。种种腐败不堪的作风和作法简直说不胜说。而我们进步的电影工作者一走进工作岗位时便用很大的注意力来从事新的工作制度的建立。首先,在剧本上如果没有完整的剧本,如果这剧本没有经过编导方面的人无数次的集体研究、讨论和修正,我们是不会开始工作的。在导演方面,导演必须有整个的导演计划,而且他的计划必须经过全体工作者的研究、讨论和修正,得到全体一致的同意。在演员方面,对角色的创造上必须经过相当时间的分析、研究、孕育酝酿,而且演员与演员之间又还必须要经过互相的研究、修正和探讨。这样,编、导、演和全体技术工作者自始至终贯串着一种民主集中制的精神,相互配合而又相互发展,在和谐一致的气氛中把工作搞得很好。因此,有组织有计划的,严肃而又认真的新的工作制度和新的工作作风便渐渐地建立了起来。由于这,反动派曾嘲笑我们“一江春水慢慢流”和“丽人慢慢行”,慢是慢的,但我们可决不肯粗制滥造。

  五、建立电影批评:电影批评在中国电影运动的发展史上从来都是起着相当大的决定作用的。这几年来的电影批评工作,一方面对美帝那些大量倾销到中国来的带有侵略性和麻醉性的影片给以严厉的打击,另一方面对那些反动落后、含有毒素的中国影片也给予严重的批判。再一方面,对于进步的中国电影也给予许多指导和鼓励。而且在批评的方式上对于进步影片我们还常常采集体批评的方式。每当一部片子出来的时候,总会邀集三四十位文艺界的朋友们,用座谈的方式,由大家来作严正的批评。然后,把这批评的记录发表在各种报章杂志上。这一方式不仅使电影工作者深受鼓励和教益,而且透过电影批评同时也就揭发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罪恶。因此,它的影响不仅及于电影工作者,而且更进一步地也影响及于广大的人民群众。

  直到最后,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化上进行严酷的白色恐怖,所有进步的报章杂志,以及戏剧等文化活动,都普遍地遭受到摧残迫害之后,我们的电影工作者,还在极度艰苦的情形之下,冒着逮捕残杀,对门烧片等危险,坚持着最后的一个据点,直到听见炮声,迎接着人民解放军进上海!

  统观这三年来,我们在电影的斗争上,总算发挥了相当的力量;而在据点的建立上,电影作品的创作上,干部的培养上,新的制度的实行上,电影批评的发动上,都有着显著的成绩;而且这些成绩都是抗战期中所不及的。

  六

  二十二年漫长而艰辛的岁月过去了。回顾过去我们在戏剧电影上所展开的斗争,在今天来检讨它的得失,是有其必要的。从好的方面看,有着如下的一些成就:

  一、表现在进步力量的成长与增长上,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直到今天我们已经拥有大批优秀的工作者,在编剧、导演、摄影、布景、演员……等各部门,我们都有着技术熟练的专家。

  二、从总的方面看,在过去的各个时期中,我们都能阻击和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迫使他们无法运用这两个武器作反共反人民的工具。同时,也尚能适应各个时期政治上的客观需要,虽属迂回曲折,却也始终是积极地在运用着戏剧电影的功能,暴露和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与或明或暗地指出人民大众斗争的道路。

  三、一般的说,我们在艺术和技术上都有着相当的成就与发展。有些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相当完整,因而能深入地、广泛地、感动和教育了广大的观众群。

  四、在运动上,戏剧电影是此仆彼起,轮番作战的,因而使多数的工作者都训练得具有两种服务于人民的能力。

  可是,我们有没有缺点呢?当然有的。不但有,而且还很多。最主要的,我们认为有着下面一些基本上的缺点:

  一、在思想上,我们对马列主义——特别是对毛泽东的思想和方法的研究不深;或者就没有机会去研究,有的甚至还没有认识到这种研究的重要性。

  二、在生活上,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与主观努力的不够,我们的工作都没有太多的机会去接近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因而使大家的生活经验都很狭窄,生活体验也就不够丰富,不够充实。

  三、在创作上,由于有上述的两大缺点,我们有些作品因此在思想性上便表现得很贫弱,在生活性上也就表现得很不充实。

  四、在艺术形式上,我们不善于运用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形式。

  现在,我们是到解放区来了。这儿是一 片自由的天地。这儿不仅在生活上有自由,而且不管是谁,只要肯去研究,肯去学习,肯去生活,就可以得到方便,得到帮助,得到领导。因此,我们为了要克服我们自身的缺点,为了更好地运用我们的戏剧电影去为工农兵服务,我们就应该而且必须加深对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生活,特别是在毛主席的文艺方向指导下有过长期锻炼而又有显著劳绩的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我们更应该多多向他们学习。

  这两个区域的同志们经过这次胜利的会师之后,而我们国统区的同志们又经过这样多方面的学习之后,大家像一家人那样地团结起来,在毛主席的旗帜之下,与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共同努力迈进,我们相信,对于将来新民主主义的戏剧电影事业的建设上一定会有好的贡献和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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