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七七”事变爆发以后，上海的戏剧工作者形成了空前的大联合，剧作者集体创作了《保卫芦沟桥》（南京也演出了另一《芦沟桥》），在“八·一三”前数日公演于南市小剧场，挤满了千万观众，和悲痛壮烈的剧中人一同吼出了抗战的呼声。

　　由于抗战的大动员，许多戏剧工作者都自动团结到“全国戏剧界救亡协会”中来，编组了十二个救亡演剧队，分发到前线大后方和敌后工作，连六岁到十六岁的孩子们也以孩子剧团和新安旅行团的名义，团结在抗敌救亡的大旗下面努力新演剧活动了，另有第三战区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开始了军中演剧工作，浙江抗敌后援会的血花剧社在苏浙战场活跃，宣传动员民众，慰劳抚恤流亡，使用新演剧武器，配合武装战斗，表现出伟大的成就。

　　一九三六年秋，各救亡演剧队在武汉会师，由当时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重加整编，组织了十个直属的抗敌演剧队，配合演剧工作的五个抗敌宣传队，孩子剧团二个队分发各战区、大后方和敌后工作。这些战斗单位除自身工作而外，并在广泛地区协同各师政治部组织了许多军中剧队和各地民众剧团，也给予技术上和理论上的领导与协助。据抗战三周年的统计，连民间剧团计算在内，全国各战场的新演剧队伍，约有三万以上的戏剧兵之多。

　　在戏剧统一战线方面，那时也作了许多工作。大家先后在武汉、重庆、湘、桂，分别发动并改造了汉剧、湘剧、桂剧、川剧等地方戏及各种杂技曲艺。并办了训练班，和组织成各种地方剧的演剧队，在前后方作经常的演出。

　　综合的看来，在抗战的第一、二阶段中，抗战戏剧运动有如下的显著收获：

　　一、新演剧走到了战地、农村和工厂。在战地，在兵营，在伤兵医院，经常起激励士气和教育作用，因此演剧活动几乎成为士兵们不可少的精神食粮。在广大的农村，不但使从来不曾认识新演剧艺术的广大农夫农妇接受了宣传，而且发挥了很大的动员力量。而经过改革的地方剧或杂技，更获得宣传煽动的效果。在工厂里，新演剧活动也普遍的展开，特别是大后方工厂的工人，更由于演剧而提高了政治认识，虽然从比重上看来，显然的我们做得非常不够。

　　二、抗战以来，关于新旧剧本的创新，我们有过不少的成绩。如《放下你的鞭子》、《乱钟》、《S·O·S》、《汉奸的子孙》等独幕剧，从迎接抗战到抗战初期，都是很有演出效果的戏。而在抗战第一年到第二年，演出次数最多的独幕剧莫过于当时在演剧队中流行的口头禅，所谓“好一计鞭子”，即《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和《上前线》、《火海中的孤军》、《秋阳》等等。多幕剧方面，我们可以举出：《保卫芦沟桥》、《飞将军》、《凤凰城》、《黑地狱》、《夜光杯》、《塞上风云》、《一年间》、《中国万岁》和历史剧《忠王李秀成》、《李秀成之死》等等，都是当时演出次数最多的话剧剧本，而旧剧方面的《新雁门关》、《江汉渔歌》、《梁红玉》、《桃花扇》……等等，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三、演出形式的多样化，也是抗战初期演剧的特色。例如《放下你的鞭子》和《上前线》，那是在街头、广场，随时随地都可进行的。不但演出方便，而且由于观众和演员打成一片，有时竟使观众也参预了演剧的进行。又如已故的刘保罗同志，在东战场非常灵活的运用活报剧形式，和观众打成一片的进行了最现实的斗争，——他利用当时当地发生的事件，甚至于抬着死难战士的棺材在街上游行，成为活动报剧沉痛而强有力的别开生面的表现。再如各种杂耍乃至于变魔术，也在抗战中有着很好的表现。此外，如经改造了的相声、卖梨膏糖、双簧、独脚戏、打花鼓、拉洋画片等等也都在广大观众中获得了预期的效果。

　　四、由于新演剧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戏剧干部和编导技术人员等，也很快地增加和成长起来。干部的来源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在抗战以前从事演剧工作的青年，有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对理论的探讨摸索，很快的成长为戏剧团队的领导人或专门技术人材；另一方面是军委会政治部主办了教导剧团，国立剧校也培养了一部分优秀人材，先后都成为有力的干部，在工作起了领导作用。

　　但反动政府对于这种如火如荼的人民戏剧运动，是自始就加以歧视的。特别是皖南事变以后，尽管我们出生入死地在前线进行工作，尽管我们在敌后迂回跋涉甚至于牺牲性命，尽管我们由于营养不良和工作疲劳而得下严重的肺病和其他不治之症，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各级特务机关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却对我们随时随地在行动上予以妨害，在工作上进行破坏，从而解散剧团，逮捕监禁，枪杀活埋，无所不用其极。但我们始终还是把工作坚持了下来。

　　在电影方面，进步的工作除了参加戏剧活动和赴香港工作的之外，大部分都撤退到武汉。后来又转赴重庆。大家先后用全力支持了“中制”和“中电”的制片工作。在战争和敌机的威胁之下，制片工作原就甚感困难，但工作者仍以其高度的热情，坚持着岗位，前后摄制了许多抗战电话，如《八百壮士》、《保卫我们的土地》、《风雪太行山》、《湘北大捷》、《中华儿女》、《好丈夫》、《火的洗礼》、《长空万里》、《塞上风云》、《白云故乡》、《东亚之光》、《日本间谍》、《民族万岁》、《青年中国》和分集的《抗战特辑》……等等。赴香港的工作者，也在十分艰苦的情形之下，和粤语电影工作者联合展开了国防电影文化运动，前后摄制了：《孤岛天堂》、《血溅宝山城》、《小广东》、《大义灭亲》、《前程万里》、《烽火故乡》、《民族的吼声》……等许多国语和粤语的制作。但从珍珠港事变爆发，香港既陷，国内电影器材的接济既日感困难，再益以从皖南事件以后，反动的国民党已公开地揭露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真面目，电影运动因此也就遭受了限制和打击，这使大后方的抗战电影，长期间地几乎全部都陷入了停顿状态。

　　针对着国民党这种反动政策，我们便开始转移工作目标，机动而又主动地把后方各大城市的戏剧运动组织起来，领导起来。这样先后成立了很多职业剧团，也掌握了所有国民党政府机关所控制的剧社，经过无数次的规模盛大的演出（在两个雾季中共演出三四十个大戏），给予反动派以有力的反击!这些戏中，有的暴露和控诉了（例如《雾重庆》、《法西斯细菌》……等）痛斥了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反动阴谋。

　　由于环境和业务，也由于工作者的久经锻炼，与积极地从事学习，使这一时期的戏剧运动，在新演剧技术水平上又较抗战前的提高了一步。在创作方法和编剧技术上，已经纠正了抗战初期那种徒具热情，不够深入，不够生活，因而形成了概念化的倾向。在导演、学员、以至舞台技术上，也都有了显著的进步。特别演技方面，史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研讨分析，使演员们的表演方法都走上了一条正确的崭新的大道。《棠棣之花》、《北京人》、《大地回春》、《蜕变》、《复活》、《家》、《金玉满堂》、《万世师表》……等一连串优秀而完整的演出，曾到过大后方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的。

　　反动派遭受了这一意外的反击后当然不肯甘休，于是便用全力来压制戏剧活动。魔手是由各方面伸来了：越提越高的苛捐杂税（当时有一项演剧捐税叫“不正当行为取缔税”）；鸡蛋里找骨头式的剧本和演出的双重审查；还有更无耻的是把持了剧场，期使各剧团无法得到演出的场所而窒息以死……！在这种种压迫下，抗战后数年的戏剧活动就大大地受了限制。尤其令人悲愤莫名的是：有好几位在长期间艰苦的斗争中，耗费了精神体力的工作者，由于贫病交迫，而终于支持不住的先后倒下去了!

　　此外，到新疆去工作的朋友们，竟以“莫须有”罪被杀人王盛世才投入黑狱，前后监禁了四年半之久；易烈同志且因此而瘐死狱中，更可以看出那时政治的黑暗到了什么程度!

　　但是，不管我们的处境是如何的坏，我们总是力图争取演出，和作公开的活动。并且在当时被誉为“文化城”的桂林以演剧队为中心，动员了几十个剧团，举行过一次盛况空前的西南五省的剧展。

　　同时在旧政协时期，我们更演出了揭露官僚资本摧毁民族工业的《清明前后》，和彻底地暴露了国民党贪污腐化的《升官图》，以及被国民党反动当局禁止发表、出版、上演的《草莽英雄》、《山城夜曲》。

　　这里我们不能忘了提起：除了撤退到大后方的之外，还有一批工作者继续着潜留在上海，以及后此成长起来的许多朋友们。他们一面在受尽威逼利诱中，拒绝参加当时的伪剧团和伪电影制片机构，另一面也在敌伪的包围与残酷的迫害之下，用尽种种方法，演出了许多富有民族意识的戏剧。如在上海沦陷前后所演出的：《明末遗恨》、《花溅泪》、《蜕变》、《阿Q正传》、《李秀成之死》、《文天祥》……等等，在当时都曾得到苦闷的市民们热狂的爱好，以至使专演话剧的剧场，逐渐增涨到有十一个之多。这种盛况，在惨胜以后反动的国民党所统治底下的上海，不但成为不可想望，而且剧人们连最后的一个剧场也都无法保有了!

　　四

　　抗战胜利以来，特别是政协决议被国民党反动派斯毁以后，反动派为了积极准备反人民的内战，为了要扑灭这一在抗战前和在抗战期间在人民群众中曾发挥很大威力的戏剧电影文化运动，于是便采取了各种严酷的反动措施：

　　在戏剧方面：一、在各大城市劫收了，也控制了所有的话剧剧场，或者把剧场改成电影院，使话剧没有适当地点演出 。二、对话剧演出课以重税，所谓娱乐捐竟高到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六十，每次演出既须付出很大一笔捐税，就迫使职业化的戏剧团体无法支持，不得不自行停止活动。三、审查剧本，在旧政协的时代，虽已在名义上被取消，但国民党反动派仍然用更狡猾的方法进行思想检查，有进步意识的剧本就很难通过，因此也就无法与观众见面。四、解散；监视，和迫害抗战时期在“政府”领导下的各个抗敌演剧队。像五队七队在华南的被解散；二队在山西受到阎锡山各种残酷的迫害与监禁；在平津又遭受到监视与压迫。五、实行白色恐怖政府，在后方各大小城市中逮捕或监禁进步的戏剧工作者。

　　在电影方面：一、接收所有的摄影场，把敌伪时期“华影”在上海、北平的全部电影摄影厂，都加以控制，以期达到统制全国电影的企图。二、实行严厉的电影检查制度，以期灭绝进步电影的产生。三、用统制外汇，探制原料的政策，来阻止民营电影事业的成立与发展。四、用威胁利诱的方法，来罗致敌伪时期落水了的电影从业员，使他们装作宣场“戡乱”政策和特务活动，以及麻醉人民的色情恐怖影片。五、将中国电影市场出卖给美帝国主义，容许美片在国内大量倾销（每年在三百部以上），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和经济上都遭受到美帝的毒害和侵略。

　　在国民党这种种反动措施下，首先我们的职业化的戏剧团体便遭受到严重的打击。许多有名的剧团如在大后方有很大贡献的中国艺术剧社、中华剧艺社、新中国剧社等，复员到上海以后，都先后因无法苦撑而解散了。原来在上海的苦幹剧社、上海艺术剧社等也都解体了。后来新组成的观众剧社，在支撑了一年多之后也不得不宣告停顿。一年以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步的职业化的剧团，几乎就连一个也不能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成千成百的戏剧工作者，都普遍地遭受到失业的威胁和生活的重压。单以新中国剧社为例来说，在剧社解体之后，四五十人中就有三分之一的人得肺病，其他患心脏病、贫血症、神经衰弱症及营养不良而患夜盲症者，合计起来就在二分之一以上。我们不会忘记，这些痛苦都是国民党反动派所给予我们的。

　　我们怎样办呢?我们怎样对抗这种迫害呢?怎样在这种迫害下进行活动呢?

　　我们是有一定的对策和部署的，在戏剧方面，我们采取了很多的活动方式，把力量分散到各方面去：一、大批的戏剧工作者，转业到和戏剧最亲密的姊妹艺术——电影工作里面去。二、被解散的五、七队合组成中国歌舞剧艺社，深入南洋群岛。并且把我们所能领导的各演剧队，调入各大城市中继续开展戏剧活动。三、积极地从事地方剧的改革运动。四、把职业化的戏剧活动，转化成业余的戏剧活动。五、从事学校剧团运动，帮助学校剧团的发展。

　　在电影方面：一、我们用全力去建立进步的民营电影公司。二、我们运用所有的力量，去粉碎宣传“戡乱”、“剿共”等影片的制作。三、争取广泛的电影工作者，利用落后的民营电影公司来摄制进步的电影。四、在我们的工作进程中，尽量培养新的干部，特别是从戏剧方面转业来的电影干部。五、在电影工作制度上，倡导并开始实行民主集中制。

　　我们采取了上面这些方针和对策，来对抗国民党反动派种种严酷的措施。我们的斗争是异常的曲折复杂，而又相当坚苦的。我们却并没有失败，在电影上我们却还得到相当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