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吉安渼陂村的古街巷。邱春林 摄

江西吉安富田镇的“喊船”送神仪式。邱春林 摄

　　经济技术全球化的到来，令新生事物从城市向乡间强劲渗透，几乎无人还能从容选择慢节奏的生活。这十几二十年里，那些散布在大江南北的乡间村落，似乎不再产生梦想和激情，年轻人去往他乡，原本生气勃勃的乡村空了、老了，只有偶然闯入的游客会为它驻足流连。

　　具有漫长农耕文明史的中国，是世界上农耕文化发育得最充分的国家之一，古村落是传统社会最重要的单元组织。一些有千年以上建村史的古村落，不仅有发达的农业做依托，还有过繁荣的手工业、商业，等等。其文化遗存是丰厚的，既有物态的，也有不可触摸的文化遗存。营造、雕刻、髹饰等既是技术又是人文，总结天文、地理、生产的知识经验同样既是技术又是人文。不管是软实力还是硬实力，古村落的文化遗存都是以极富人情味的生活方式体现出来，它对传统文化的承载，比正史来得更丰满，也更生动。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的最重要的原生文化空间——传统村落一旦消失，失去的不只是一座座民居、一条条街巷，还会丧失掉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对于历史的记忆，远不是建几个博物馆，保存几件文物就可以，散布在乡村社会的民间记忆、经验与官方史料具有同等价值。对古村落的保护，既是文物管理部门的职责所在，同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部门应该关心的事情。

　　日前，笔者与几位专家学者应江西省吉安市文化局的邀请，实地考察了庐陵文化的存续状况。从城市到乡村，几天走下来最精彩的篇章应该是渼陂、陂下、钓源、蜀口4个古村落的文化。这4个典型的江南古村落开基时间可上溯到两宋，屋宇俨然，布局科学又富于艺术性，千年古樟像一个个巨人护卫着村民。庐陵自古重文教，自隋唐开科取士以来考取进士的接近3000人，单是不足200户的蜀口村欧阳氏一族就有21位进士傲然入仕。适宜的气候、肥沃的丘陵水土、贯通南北的水道运输、中原士族人口的不断南迁、发达的农工商等有利条件，都令这块“吴头楚尾”之地成为繁华富庶之地、文章节义之邦。这4个古村里祠堂多、书院多、牌坊多、牌匾楹联多、阡表多。儒家的宗族伦理和道家的法自然观念落实在村落营造中，欧阳修、文天祥、杨万里、黄庭坚、王阳明、方以智等高官大儒在这里留下不少墨迹，有关他们的传说仍在村里代代相传。历代官宦雅士卜居于村落，做入世前的沉潜或出世后的逍遥，使青砖黛瓦的庐陵村落在质朴之中不失儒雅、尊贵与秩序。

　　青原渼陂的“彩擎”、富田陂下的“喊船”、钓源古村的舞龙都是当地“下元宵”民俗的系列活动，各村的形式虽有不同，目的都是为在开春之际娱神祭祖，祈求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正月三十，是陂下村“喊船”的送神日，按照习俗只有送完神之后村民才能外出打工，当日聚集到该村的男女老少有三四千人。村里老者在古祠堂前主持祭祖献牲仪式，由青壮年组成的仪仗队穿着整齐，他们举彩旗、赶金龙、执銮架、抬龙船，在鞭炮和土冲的巨响中，游行队伍浩浩荡荡穿行于祠堂民宅之间，然后一路过桥蜿蜒出村去往下游河边，焚烧送神。尽管整个仪式活动流光溢彩，但因在古老的文化空间里进行又显得特别的自然庄重。仪仗队员手中举着的20件锡器，居然是宋仁宗所赐的使用了千年的一套完整的历史銮架。老主持人的“喊船”声虽用的是乡间土语，却也对仗、押韵，颇具文采。

　　类似“喊船”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假如离开了它原生的文化空间来做保护传承工作是否行得通？古村民居中的木雕、石雕、木刻、石刻、砖雕、彩绘壁画等，谁是阐释者和继承者？是村民还是专家？假如从建筑构件上把它们剥离到博物馆中做一劳永逸式的保护是否合理？

　　目前，全国各省市县都在积极规划、申报立项、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国家层面上建馆自然要通过民间征集或行政命令方式从地方调集项目内容，省市县里要建馆自然要向村里调东西，如此难免造成大量承载非物质文化的物态化产品、作品和工具等都要从它原生的文化空间里剥离出来，在非遗展示馆中它们的功能变成了文字上的功能“展示”。而对于大量民间戏曲、民俗、舞蹈、音乐、传说而言，因为要集中做“展示”，同样会遇到脱离它们的“老主顾”“老戏台”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的陈列远比单纯的文物博物馆要来得复杂。就目前情况看，普遍的做法是综合运用图文展示、实物展示、制作展演、舞台展演和多媒体展示方式，尽可能多角度、多层次、立体化地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让观众身临其境。常识告诉我们，人为搭建的场景再逼真也取代不了原生文化空间的意义。各级政府所规划建设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比较容易做成非遗的文献馆、文物馆以及保护工作的成就馆，突出这些功能自然也有它的社会教育价值和研究价值。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活着的文化主体不可分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原生的文化空间不可分离，因此我们应多重视那些非遗项目较集中的古村落的整体性保护。只有保护了非遗的原生文化空间，才谈得上维护非遗保护的真实性和整体性原则。（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