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剧《江姐》剧照

　　重庆市川剧院推出的由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中国剧协副主席、重庆市川剧院院长沈铁梅领衔的新版川剧《江姐》，在短短数年内，不但摘得文华奖，同时走向全国，演出达170余场，掀起一股新川剧的文艺旋风，在戏剧界、评论界好评如潮。回顾其走过的艰辛历程和作品的蝶变进程，无不体现两个字——创新。

　　唱词上的创新。川剧《江姐》唱词源自歌剧《江姐》，虽然歌剧《江姐》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历经五代江姐的精彩接力，早已成为新中国的文艺经典，但由于两种戏剧体裁自身艺术风格的差异，对唱词、念白的句式及合辙、押韵的要求并不完全相同，这就使川剧《江姐》不能完全套用歌剧剧本中的唱词和念白，必须进行句式调整和音韵的川语化，这在开场部分的川江《船工曲》部分尤为明显。为了体现川剧风格，将歌剧《船工曲》“领、唱、合”向川剧《川江号子》“吼、喊、帮”转化，歌词中加入大量“舍”“哦”“罗”“呀”“哟”“嘿着”等川渝语言风格的衬词，将唱词短促化，让歌者的气息更足，腔声更显高亢激昂，加之曲调完全运用川江号子风格，整个就是一段原汁原味的川江船工号子，这段先声夺人的《川江号子》，让整部戏的时代、地域等环境要素及艺术特色得以初显，为后续剧情的延展作出了充分的铺垫，同时也为该戏的“川”味夯实了基础，引导熟悉歌剧《江姐》的观众进入川剧场景。

　　内容上的创新。改编作品，尊重原著是基本前提，但也会极大束缚改编者的手脚，何况原剧已经是经久不衰的经典名剧，处理稍有不当，便可能受到观众的质疑甚至指责，但如果对原有剧情全盘接纳、亦步亦趋，则会让改编的意义大打折扣。为此，编创团队大胆将《狱中八条》内容编入剧中，并让剧中人物逐条诵读，最后还在底幕上原版呈现，让观众清晰地听到、看到当年革命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凝炼出来的警世箴言，真切地感受红岩英烈们对党无限忠诚的最后告白。这些朴实中肯的话语，放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当下，依然具有十分震撼的现实意义，让观众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在观看的过程中，无不暗自对照、自我反思，教育作用得以充分彰显。可以说，这一处改编是川剧《江姐》的点睛之笔、神来之笔，不但丰富了剧情，更是升华了该剧的思想内涵，更加突显其时代意义和当代价值。

　　演绎上的创新。改编经典名剧，其实是把双刃剑，好处一目了然，但每位改编者都会遇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窘境，难以出新、出彩、出奇，改编者受到的压力非比一般。尽管如此，此次川剧《江姐》在演绎方式上还是进行了一系列大胆创新。一是器乐的应用更加丰富，除锣、鼓等传统川剧打击乐外，引入其他戏剧和曲艺的音乐呈现方式，在局部地方也出现管弦乐的应用，丰富了音乐元素，让传统川剧音乐实现当代表达，更符合当下大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的审美需求。二是演员的表演更加细腻，针对歌剧《江姐》艺术上的成功，川剧演员们在认真研习歌剧表演技巧的基础上，结合川剧自身的艺术风格，手眼身法步及念唱做打都力求精益求精，这在沈铁梅的表演上尤其突出——在第一幕红霞与江姐告别，请江姐向彭松涛同志转达问候时，当红霞的口中刚说出“彭松涛”时，一旁的江姐眼神回收、脸泛红晕，用以手理发的动作掩饰内心的激动心情，十分精准地刻画出一位年轻女性想象着即将与思念已久的丈夫相会的幸福场景；在江姐猛然见到丈夫头悬城门时、在小酒店与叛徒周旋时、即将走上刑场时的一些细节表演，可以说是细致入微，做到了内外映照、心形合一，将红岩英烈还原为一位生活化的革命战士，一位生活中的母亲、妻子。三是川剧的技巧应用更加突出，在误捉蒋对章的戏段中，提线木偶式的表演，既突出了蒋对章的胆小懦弱，更显示出伪警察的粗暴愚蠢，同时喜剧性的表演也让观众在紧张的氛围中得以舒缓，起到张弛调谐的艺术效果。帮腔是川剧的又一重要特色，此剧中每到关键处，均以帮腔对剧情进行强化，既烘托了剧情的氛围，又突出了演员的内心情感，也引起观众的心理共鸣。此剧每幕的收幕造型也十分用心，总能给观众带来戏剧美的享受。

　　舞美上的创新。川剧《江姐》不论是演员服装道具、舞台场景还是背景设计都匠心独运，极大地提升了该剧的视觉效果。从人物道具上看，此剧最大的创新是在江姐与狱友一同绣红旗时，将长长的金黄色绸布拟化为彩线，将演员定位穿针引线的表演转化为演员们牵引绸布大范围走位，既将川剧程式化的内容展现其中，同时金黄色的彩带在背景阴暗的舞台上穿梭，产生了十分夺目的动感；从舞台场景上看，在表现江姐与狱友们生死离别时，采用牢房栅门的移动式处理，充分展现出狱友们同仇敌忾的悲愤心情和依依不舍的革命情谊，让戏剧舞台呈现出电影蒙太奇的艺术效果，极大地扩展了戏剧舞台的表现空间；从背景设计上看，每幕都有独特的底幕，在展现狱中情景时，底幕呈现黑云压城之势，在地下群山和天上浓云之间，斜向贯通一条江水，以暗冷幽蓝的色调突显局势的危急，但当英雄们绣红旗和江姐走向刑场时，通过灯光的变化，那江水由深蓝变成一抹血红，给舞台带来一丝暖色，暗示革命者的牺牲和革命的曙光即将到来，将演员的英雄主义表演与背景的浪漫主义色彩融于一体，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悲壮的美学感受。

　　当然，在新版川剧《江姐》大获成功的同时，也应当充分看到改编经典的难度，该剧尚存在一些优化提升的空间——唱词调整不够彻底，歌剧《江姐》采用普通话创作，而川剧的最大特色就是用四川方言进行演唱，由于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词语、音韵差异，一些地方出现了削足适履的现象，另外，由于歌剧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下一些思想表达与当下时代要求存在一些差异，此次改编完全可以本着“笔墨当随时代”原则对唱词进行合理化的修改，但改编者显然未敢涉足；二是对音乐转化不够完全，这主要体现在对主题曲《红梅赞》及《绣红旗》的音乐改编上，改编者明显受到原歌剧曲调的影响，想达到二者兼得的艺术效果，而实际呈现则感觉两首歌均似歌剧非歌剧，似川剧非川剧，有点杂烩味道；三是绝活呈现不够充分，川剧作为国人喜爱的地方剧种，不但唱腔独特，更有一些诸如变脸、吐火、滚灯、藏刀等绝活儿，随着科技发展及舞美技术的进步，这些川剧绝活应当有其当代表达，可以通过情节设计将这些最能吸引青少年观众的表演技巧运用其中，让其为作品增色。

　　川剧《江姐》的成功，虽然是整个团队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最重要是作为领头羊的沈铁梅敢于艺术创新，实现艺术经典在新时代的再创辉煌，这或许就是“创新是文艺的生命”的一次最好的艺术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