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艺作品来说，市场的胜利并不一定意味着人民性的胜利。

　　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曾多次提到，文艺作品要让老百姓等满意。正是基于此观念，由他参与策划的多部影视作品屡屡获得成功。一向以挑战经典姿态出现的作家王朔写出了在艰难中受苦的刘慧芳，赢得了电视观众的欢迎。刘恒的贫嘴张大民也是忍受生活苦难的典范。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必须要去除掉原小说中养父的非人伦行为，才符合中国百姓的伦理尺度，也才遵循了主流意识形态。在电影、电视、晚会这些通俗文化产物中，我们不可能玩空中楼阁，要“接地气”，这一理念已为赢得广大受众的创作者所认同。

　　在中国，不少文学家、艺术家在相关机构的引领下，积极地就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有重大关联的主题组织起来，开展艺术创作，在很多时候发挥了强大的精神抚慰作用，体现了对于人民的关切。譬如中国文联组织并广泛开展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文化部组织九大国家艺术院团艺术家赴汶川等地震灾区慰问演出，深入各地开展“三下乡”慰问演出，央视心连心艺术团的一系列慰问演出等，对于那些处于偏远地区的中国百姓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文艺倡导人民性，在中国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1949年以来，国家的政策文件屡次提到了文艺必须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是一条真理，不过在21世纪的今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资本运动袭来时，我们如何看待人民性问题？这两年风行的抗日剧中，出现了一个人撕几十个日本鬼子的场面，这虽然让曾经受辱的中国人有泄愤的快感，但雷人到极致的行为也终被叫停。

　　从2012年岁末至今，电影界杀出几匹黑马，最初皆被评论界称为“烂片”。《泰囧》被认为是模仿美国好莱坞类型片，美国媒体批评郭敬明的电影《小时代》颂扬拜金与男权。但这些“烂片”逆势宣传，票房扶摇直上，迅速突破几亿。这是不是“人民性”的大胜呢？

　　非也。他们的“人民性”就是粉丝文化基础上的营销，绝非人民性。影片的推出方有着强大的营销团队。电影宣传为保证点击率，专门雇佣水军来灌水。片子上演之前，即制造话题，玩弄正方与反方的低级噱头。粉丝不明真相、不知好坏，只要把他们忽悠进影院，就成功了。九把刀为使《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博得奖项，在晚会上激吻柯震东，以男人亲男人的异端方式炸响，马上成为新闻头条。类似于这样的作秀，一般都是事先设计好的。另外，操控院线也是重要的手段。这种靠资本的营销文化以及传媒文化的二重奏，得来的票房佳绩，其实是玩弄大众于掌股之间，跟人民性靠不上。说到底这是一种经济行为，不是艺术行为。

　　近年来电视节目娱乐至死的文化策略，常常打着“人民性”的幌子，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搞各种名堂。国外的一些电视团队迎合人们看明星出丑，猎奇围观的心理，专门制造各种花样栏目，然后像流动马车一样带来整套运作方案。这些充满欺骗的作秀让人看不清真相。

　　遗憾的是，今天的大众被电脑、电视文化所包围，其文化水准并没有多大提高。某些电视节目所渗透出的“奶妈文化”、“权谋文化”等曲解人生的诱导，很容易导致大众的价值观扭曲。城镇化进程使生活节奏加快，众人被资本运动推动着陷入浮躁，感受生活和体验艺术几乎不可能。更有人是披着艺术家的身份，一旦谋取这个身份之后就开始凭此挣钱。

　　进入互联网时代，全民可以发言，这看似自由，效果却是泥沙俱下。近十年又快速进入移动传媒时代，人们只看资讯，不读文章。真的批评没人关注，因为人们已经大多不阅读了。有人说文艺评论的功能已经改变，成为一个营销工具。还有人说，现在的文艺评论有很多是炒作行为，靠造假新闻和吹嘘过活。

　　自然这种玩弄资讯的营销手段不是文艺批评，不代表人民性，人民其实很反感。当代文艺评论应当甄别文艺创作中的两个误区：一个是那些空泛的创作，假借人民性的名义，但只是套用了假大空的模式语汇，并未接地气，因其虚假反而招致百姓的反感。二是某些偶像们利用粉丝团对主流价值进行攻击，近期郭敬明电影引发的口水战就是一个例子。

　　当下，金钱对当代人的腐蚀和异化普遍存在，而在扭曲价值观的面前是无法谈“人民性”问题的。面对此种困境，是否能坚持批评原则、保有人民性，这是我们这代文艺评论家们面临的历史考验。

　　（作者系中国国家话剧院《国话研究》主编、全国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研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