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下的戏剧创作状况，一直以来公众和媒体的焦点多集中在作品及导演上，却习惯性忽略了不少戏剧背后的出品机构：戏剧工作室。作为民营戏剧出品机构，它们多出现在小剧场话剧的宣传海报和宣传册上，间或也可以在豆瓣网的小站上发现它们不算热闹的“小窝儿”，这是它们宣传自身和演出信息的一个窗口。它们一般以导演的名字直接命名，比如戏剧观众熟悉的林兆华戏剧工作室、孟京辉戏剧工作室等，其实在这些著名导演之外，有更多的优秀青年创作者也是以工作室的方式团结协作，实现着对戏剧艺术或戏剧商业化的探索。近年来，话剧市场特别是小剧场话剧的日渐活跃，离不开这些民营戏剧工作室的推动。

　　优势：能实现意想不到的事

　　小规模的独立的工作室，四五个志同道合有默契的朋友在一起做戏，更容易实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

　　优戏剧工作室作品《孤单星球》即将上演，《在变老之前远去》每年都在演

　　曾经有圈内人感叹：青年戏剧导演邵泽辉很幸运，因为他身边有一个很好的制作人崔文嵚。2008年，优戏剧工作室成立，发起人即邵泽辉和崔文嵚这两位均毕业于北京大学且半路出家做戏剧的青年戏剧人。邵泽辉告诉记者，取名“优”，有两层含义：“优即优伶，是戏剧从业人员的称谓，同时也含优秀之意，是戏剧品质的标准。”成立工作室的初衷，是2008年北京青戏节时，他们计划排话剧《在变老之前远去》，当时觉得应该以一个工作室的名义创作，“因为戏剧是个集体性工作而不是个人化工作，希望整个团队有归属感。”邵泽辉说。

　　优戏剧工作室刚成立时，基本算是一个创作团队，因为核心成员邵泽辉和崔文嵚都是搞创作的，后来意识到一个工作室不能仅是创作而且也需要有人做策划、运营这些工作时，两人进行了分工，崔文嵚逐渐发展为制作人，而邵泽辉专职编导。此外，工作室平常固定的合作者还有十几个，包括演员，灯光、舞美等技术人员，以及负责票务宣传的工作人员等。这些合作者中，有的有其他专职工作，有的以演出为主业，在不同的剧组和项目间游走。截至目前，优戏剧工作室出品的作品包括《在变老之前远去》《那一夜，我们搞音乐》《太阳·弑》《月光》《戒严，或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如果，世界瞎了……》《非情勿扰》等，新戏《孤单星球》即将于3月底上演。

　　2007年成立的李伯男戏剧工作室，和优戏剧的成立背景和组织结构都类似，青年戏剧导演李伯男、编剧哈智超、制作人田旭被称为“铁三角”组合，是该工作室的发起人和核心成员。2006年，他们和北京戏逍堂合作的《有多少爱可以胡来》，如今已演出1000多场，创造了全国小剧场话剧票房纪录。也是这部戏在北京的第一轮演出结束以后，李伯男戏剧工作室成立。“成立工作室方便我们在一起创作和演出。”田旭告诉记者，“从此我们由给别人打工变成自己运作话剧。”相比刚成立时比较松散的合作方式，如今工作室已经有了固定的演员班底，七八个演员的规模，足够平时演出时协调，有时一个戏用两组演员，在北京上海同时开演。

　　在优戏剧出品的戏剧作品中，多数都是邵泽辉和崔文嵚个人思想情感的表达或对艺术表达可能性的各种尝试。比如，《在变老之前远去》是根据他们一位朋友的真实故事改编。《那一夜，我们搞音乐》和《如果，世界瞎了……》，则尝试将音乐和戏剧结合……

　　近年来，《剩女郎》《嫁给经济适用男》《隐婚男女》这些探讨当代都市男女情感的话剧逐渐奠定了李伯男的导演风格，工作室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定位的，而是在实践中逐渐摸索的结果。在谈到工作室对话剧题材的选择标准时，田旭经常会向记者提到“选择符合李伯男导演风格的”。

　　而这也正是戏剧工作室对于创作者的最重要意义。“戏剧工作室会使导演和戏剧的品牌比较独立，艺术个性更鲜明。”崔文嵚表示。他为记者分析，戏剧演出非常小众，投入产出比并不高，同时戏剧是综合艺术，需要很多人共同协作，但又不能马上创造出养活这么多人的经济回报，所以，那些大的文化公司就不会太重视演出市场；其次，倘若是在一个大的公司里，由于它的行政体系和管理制度复杂，可能会限制艺术家的自由创作。所以，“小规模的独立的工作室，四五个志同道合有默契的朋友在一起做戏，更容易实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

　　他以优戏剧的《在变老之前远去》为例，当时做的时候根本没想未来能演多少场，能否回收成本，但做出来后反响出乎意料地好，几年来每年都在演。“如果从公司化和商业化的角度来规划，这样的项目根本无法立项，因为它看起来是个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东西。”他说，“这就是小工作室的优势，受市场约束相对较小，艺术表达的空间更大。”而这样也有利于导演艺术个性气质的培养和形成，因为相同类型的人聚在一起，会不断地强化创作风格，慢慢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如果是在大公司，可能会牵涉到不同部门之间的力量的均衡，个人就不能太强势，这样做出来的可能就是一个规规矩矩的东西。”

　　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如果把工作室作为商业性质的盈利组织，是为了赚钱让艺术滚动起来，这不是我想做的事情。”

话剧《隐婚男女》已成功改编成电影

　　不同的戏剧工作室定位不一，对待商业和艺术的态度也不尽相同，这就使得不同的工作室不仅作品风格不同，而且所走的道路也不尽相同，甚至完全不同。

　　在邵泽辉看来，在优戏剧出品的作品中，很难界定商业和非商业戏剧，比如《那一夜，我们搞音乐》，是将摇滚和戏剧结合，形式很娱乐，是一个商业作品，但同时又有很强的文化概念。所以他也很难说清楚哪些戏是为了盈利哪些是为了艺术理想，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作品都不是为了挣钱”。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以海子长诗为基础的诗剧《太阳·弑》，它是邵泽辉特别想排的作品，于是就自己掏钱做了，虽然最终赔进去了不少钱，但他并不在乎。

　　成功推出了多部商业戏剧的李伯男戏剧工作室，已在商业戏剧的道路上摸爬滚打了四五年。这四五年也并非一帆风顺。2007年，工作室推出的第一部戏《我要成名》只演了一轮，2008年的第二部戏《我不是我女朋友的男朋友》也赔了钱。直到第三部《剩女郎》才使工作室打了个翻身仗，从此开始往上坡走，陆续推出《嫁给经济适用男》和《隐婚男女》，共同构成了“情感三部曲”，取得了很好的市场反响和社会反响，剩女、经济适用男和隐婚，也由此成为当年的热门话题，《隐婚男女》还被改编为同名电影。

　　如今，再回想起赔钱的前两部戏，田旭分析：“《我要成名》在题材上不是很迎合市场，主要还是想实现艺术理想。至于《我不是我女朋友的男朋友》，虽然名字很商业，但这个戏有哪些商业卖点当时考虑得很少，只是觉得做一个戏，然后宣传卖票就行了。”真正受启发是到了《剩女郎》。当时剧本的方向基本有了，就缺个好名字，为此大家花了很多心思。有一天工作室开会，每个人都把自己想到的5个甚至更多的名字写到黑板上讨论，《剩女郎》是李伯男想的名字之一，但他只是想证明这个名字比较差，以此来衬托出他的另外两个很文艺的名字《榴莲流年》和《望三》的好。但田旭和另外一个制作人一眼就相中了《剩女郎》，认为它有种幽默感，和戏的喜剧气质很吻合，也会让观众觉得有趣。

　　事实证明，《剩女郎》不仅是个非常成功的商业剧的名字，也是一部成功的商业戏剧。这个讲述大龄单身女青年相亲故事和生活状态的喜剧，符合当代都市年轻人的审美，凭着其时尚性、话题性和贴近生活的特征，吸引了众多年轻白领走进剧场，而这个群体恰是小剧场话剧的主流消费群。在田旭看来，《剩女郎》的成功具有偶然性。“有点撞上的感觉。”他说，“因为之前的两部戏效果都不好，这一部我们也没抱太大希望。”

　　其实也并非完全算“撞上”。当年，在对《剩女郎》的宣传推广上，他们做了很多探索和努力。戏上演时正值北京奥运会，考虑到再怎么宣传都会被淹没到奥运这个全国最大的话题里，主创们把宣传的重镇从传统媒体转移到了新媒体，和一些在年轻人中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社交网站合作推出地面活动，当时几位主创每周都会去参加网站组织的活动，包括和网站会员们出去旅游等，和他们交流沟通，对剧进行推广传播。

　　过于注重戏剧的商业化，其艺术品质会不会因此损失？“我们的戏并非刻意迎合观众，只是在题材的选择上，会考虑适合他们的题材以及李伯男导演的风格。在创作时我们也是恪守艺术规律的，为了保证质量，工作室很低产，一年只做一两部戏。”田旭解释。而作为民营团体也有自己的苦衷，“始终面临着投资和回报的问题，如果没回报，以后就会没投资，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非常现实的问题。”

　　相比之下，青年戏剧导演黄盈于去年成立的黄盈工作室则显得与众不同。两三年前，黄盈对成立工作室是很排斥的，“如果把工作室作为商业性质的盈利组织，是为了赚钱让艺术滚动起来，这不是我想做的事情。”他向记者回忆当年的想法。但是这几年的创作让黄盈开始反过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想让创作滚动起来，成立工作室就显得很重要。“有些工作室的成立是让一个个新作品去赚更多的钱，而我是因为创作上有新的需要，要靠工作室来支撑。艺术要想走得更远，就要有积累地往前推进。”他说。

　　本科时学生物的黄盈把他的工作室比作实验室，“是实验各种可能性的”，而这也即他所说的“积累”。他举了个例子，当年排《当司马TA遇见韩寒》时，内容都差不多了，但到了装台的时候才发现，装台的时间太短，以致无法处理突发状况，于是三台投影机最后被减成了两台。“现在的商业大环境是以节约成本、压缩周期为基准的，如果你想创作出精品，并且需要和技术部门团结协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压缩周期和设备是不可能创造出真正精致的作品，让创作达到完美的。”黄盈说。所以在这个像实验室的工作室里，大家更像是做课题研究，比如灯光、舞美、视频、音响等专业人士会凑在一起，解决和磨练技术问题，在黄盈看来，“只有技术熟练了，才能自由自主地创作。”

　　“我们都在期盼艺术产业化，我觉得实验室这一环恰恰是被很多人忽略的产业化的最上游，这个研究是关乎下游的艺术品质和整个行业未来发展的，而不是关乎一个戏的成败。”黄盈说。当年的北京人艺，戏剧大师焦菊隐在排《龙须沟》时，让所有演员都去龙须沟体验生活，这在黄盈看来就是实验室干的事情，“但我们现在的创作特别是民间创作经常会忽略这些，大家都是要做一个具体的戏了，才会投入时间和精力，结果好像是一心一意在做戏，但其实功利心会变得很强。”

　　软肋：依赖于外部大环境

　　当整个戏剧行业发展得好时，小的工作室就有生存的空间，但如果外部环境不太有利时，很多不够成熟的小团队就会瓦解或转变。

李伯男戏剧工作室用一系列不断加演的戏剧走出了一条商业探索之路

　　发展至今，李伯男戏剧工作室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少了，也有了自己固定的投资方。但在成立初期，和所有的民营工作室和剧社一样，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找投资以及处理和投资方的关系。“投资方会干预创作，所以我们就会和他们在创作上产生分歧和矛盾。”田旭对记者说，“另外，我们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投资，他们的投资目的不同，有些并非真是为了投资一部话剧那么简单。”

　　对于崔文嵚来说，因为每次运作的项目不同，出现的问题也会不同，但很多现实的问题是共通的，比如，想做个戏但找不到理想的投资；戏做出来却找不到合适的剧场演；戏的口碑很好但是票卖不动；各方面都没问题了，但演员档期突然出了问题……“这些问题随时会出现，要随时去解决。”作为制作人，他和邵泽辉之间也在不断磨合调整，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同时，也会争吵。

　　其实最大的困难来自于工作室本身构成造成的自身的弱势。人员构成简单、运作成本较低成就了工作室的自由和灵活，但是也决定了它的抗风险能力比较差。“工作室更依赖于外部大环境的稳定，当整个戏剧行业发展得好时，小的工作室就有生存的空间，但如果外部环境不太有利时，很多不够成熟的小团队就会瓦解或转变。”崔文嵚说。

　　他的切身体验就是，2007年、2008年时，戏剧大环境比现在要好得多。这个时段在他看来是北京戏剧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大家做戏的态度比较严肃认真，当时可用的好剧场并不多，好作品占的比例相对较大，但2007年和2008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基础设施的扩建、很多小的创作团体的涌现、新的观众群的开发、民营资本的注入，好的创作资源被分流，好戏的比例也随之下降。“剧场建设比艺术创作本身要快很多，一两年内就有一二十个剧场被建起来，但是创作者并不能一下子生产出填满这些剧场的剧目，一个导演即便开足马力处于饱和工作状态，一年也只能生产3个左右的剧。”崔文嵚说。这也导致后续的不良反应，比如，大量小品剧的诞生；观众群的变化——以前精良的戏剧观众在流失，一些看小品剧的观众补充进来；一些因势而动迎合市场的创作团体，能抓住这个机会发展壮大，而一些坚持自身创作理念不太迎合市场的团体就可能受到冲击。

　　无独有偶，田旭也把李伯男戏剧工作室逐渐走上良性运转归因于戏剧大环境，“我们是占了先机，2006年时，还很少有人做小剧场戏剧，即便有也是很文艺的戏。”那年《有多少爱可以胡来》演出时的爆棚场面他之后再也没见过，“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演出时要加座，观众后来都坐到舞台上了。”

　　如今，当演出越来越多、适合演出的好剧场越来越少、戏的品质开始参差不齐时，田旭意识到了竞争的激烈，这种竞争直接反映在他感觉现在对剧的宣传越来越难做了，一个戏的成本本来就不高，如果拿出过多的钱来宣传，戏的品质就要下降。“从去年开始戏剧市场就处于疲软期，如果我们不是当年建立的品牌还比较牢固，可能今天也会面临各种问题。”

　　处于初创阶段的黄盈工作室，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找排练和合成的场地。“这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儿。”黄盈说，“因为房地产是现今最火的行业，而戏剧在创作产业里是最不赚钱的行业，但它恰恰需要一块用地。”工作室所需的资金来源，他们会考虑找投资，也会靠演工作室的戏来补贴。目前黄盈能想到的省钱的操作办法是，大家先把想实验的东西列好，找个小一点的地方大致磨合下，然后租用大的有条件的地方花几天做实验，再开会讨论怎么进一步精进，然后再去租地方磨合……

　　未来：有N种可能性

　　从一个工作室的经营角度看，它需要一个中长期的战略发展规划。

李伯男导演话剧《半糖》剧照

　　在崔文嵚看来，小的独立的戏剧工作室目前存在两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第一个是组织结构不完整，这些工作室的发起者多为独立的年轻艺术家，核心成员是一个小的创作团队，缺乏负责行政和营销的人力资源，很多工作室没有制作人或者制作人并不专业。他表示：“一个工作室应该至少有两个小部门，以编导为核心的创作团队和以制作人为核心的行政团队，它才称得上完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多工作室缺乏战略发展规划，从一个工作室的经营角度看，它需要一个中长期的战略发展规划，要规划好未来3到5年的发展道路，但是很多工作室缺乏这种规划，做什么内容、题材都没谱，都是现抓，导致可能一年半年内做得风生水起，但一年后就没东西了。

　　几年戏剧制作人做下来，崔文嵚最大的感受是“非常累”，在这个不可能迅速增长和爆发的行业，他明白需要耐得住寂寞慢慢积累。目前他面临的问题，就是要规划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存模式和商业模式，来保证优戏剧的运作和发展。

　　在竞争日益加剧的2010年，李伯男戏剧工作室做了一件被田旭称为“很有策略”的事儿，就是和香港英皇合作，借助这个大公司的平台推出了话剧版和电影版《隐婚男女》。影视也成为李伯男戏剧工作室未来计划拓展的领域。“我们的话剧题材本来就很适合改编影视剧，《隐婚男女》已经是个成功的尝试了。”田旭说。

　　“必须要有人做。你只能要求自己做，不能要求别人去做。”当记者问黄盈尝试“实验室”是否感到一己之力的微薄时，他如是说。在他看来，回到实验室状态，是他能够想到的最好的提高下游产品质量和推进戏剧产业化的办法。“如果我成功了，一定会有人想做比我更牛的事儿，如果我失败了，也能通过总结失败的原因，离建立产业的目标更近一步。况且我也不一定会失败呢！”他笑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