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是一百岁时仙逝的，听母亲说：外公是无病老化而死的，死前带着满脸的笑……

　　那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公元1988年3月14日的《金华日报》以《戒烟但嗜酒 年老却无病——浦江一老人喜活一百岁》为题作了报道，这是我在当年的正月初七参加了外公百岁生日宴后写的。我是外公门下第一个靠读书吃上“皇粮”的，为此，外公特意赶在我上班前一天举办百岁生日宴。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我喝了足有一斤的竹叶青，然后翻过一座岭回家骑自行车去百里外的乡政府报到上班，第二天我就写了那篇新闻。

　　没想到，在最热的夏天，外公离我远去了，永远地去了属于他的天国。那时的乡镇工作，收税收费加罚款是贯穿全年的，什么农业税、教育附加费、公路集资款和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等等。因为这些工作得深入各个村子农户，我就接触了形形色色的农村老人，七十以上古来稀，外公能活到一百岁自然就成了新闻了。各色各样的老人见得多了，我再回头总结外公能活到一百岁的原因时，惊奇地发现外公每次见到我时都要说的一句话——自己养的牛，怎么说充公就充公呢？那可是我的孩子我的家产啊！那头牛，应该就是外公有别于其他老人的精神支柱，也是支撑外公活下去的信仰和追求。

　　当年，外公养的一头牛就在反对资本主义、大办食堂时，被村干部以充公为由牵去大队部邀功。为这事，我曾多次问母亲，胆小怕事的母亲每次都是挤牙膏般我问一点她说一点，紧张害怕的程度俨然还是当年阶级斗争的样子，生怕什么地方说漏了被人偷听告发了会遭批挨斗一样。断断续续我终于知道了究竟。原来，农业合作化时大办食堂，公社将邻近的五个自然村的人都集中到中心的程家村，成立大队部，各自然村设生产队，要求每个自然村（生产队）都要发扬风格将集体资产上缴大队部，由大队部统一分配管理使用。外公所在的大坞自然村和隔一座山的我出生的中何自然村，属同一个行政村，只有三百多口人，处在程家村上游的两个山坳里，是壶源江的源头，离公社二十里路到县城四十多里，属于靠山吃山的穷山村。

　　那时的人，被城乡两元结构和户籍制度严格地束缚在土地上，除村干部可以较为自由进出村子和去公社办事开会外，一般村民就是出村访亲问友都得向队长和村干部请假。外公多次向公社来村里办事的干部反映那头牛的事，公社干部都推推搡搡敷衍了事。机会终于来了。1960年，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二年，外公以家里无米可炊为由，请假去亲友家借粮，人命关天的事不能含糊，这一点队长和支部书记的心情倒是格外的一致，就同意了外公的请假，但要求当天去当天回。外公就半夜起床，以七十出头的年龄步行到县城，找到县人民政府，讲那头牛的事。当天下午又走路回到家里。外公等啊盼啊！一年过去也没有等到盼到一个人来解决他的问题。

　　外公不甘心，难道就一头牛的事，要遗憾终身？思忖着该去上一级的金华市政府反映情况。于是再次以借粮为名向村干部请假，村干部看在他上次外出没有异常情况，也遵守时间，就同意了。到金华有一百多里地，走古道是最近的距离，虽要翻越两座岭，但外公为了那头牛、为了这份家产，顾不了那么多了，毅然决然到了金华。我到现在都难以想象，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是什么力量支撑他步行一百多里地的，难道仅仅是为了一头牛吗？！难道仅仅不想成为人生的憾事吗？

　　听母亲讲，那次外公受到了金华市政府领导的热情接待，承诺说一定会要求浦江方面妥善处理此事。金华市政府的领导感念老人家的不易，特意安排工作人员用吉普车把外公送到浦江县人民政府。这下引起了县人民政府的重视，不仅答应办理此事，还用县里唯一的吉普车把外公送到车可以到达的石宅公社。公社的人就没有那么客气了，寒暄应付了县里的人后，竟对外公擅自去金华训斥了一番。忠实的外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般，被公社干部训糊涂了。无奈之下，只有一个人有气无力默默地走回了家。第二天，村干部轮流登门造访，把外公软禁在了家里，就是出门到自留地里去干活，也有人跟着，生怕一不小心他会溜去。

　　就这样，外公的人身不仅被脚下生养他的土地给留住了，更给管他的人给管住了。外公很无奈，终身的遗憾也许就要留下了。但无奈的仅仅是他的身子，谁也奈何不了他的精神、他的灵魂。在我慢慢长大的岁月里，我慢慢地感受并领悟到了——井底之蛙之所以被人看不起，就是因为属于它的天地实在是太小太小了，它看不到小小的井圈外的世界。然而，我却偏偏敬佩于井底之蛙的精神境界，它何以面壁一生、厮守一方小天地而无怨无悔？就因为它不仅有属于自己的一方地，还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它以厮守这方天地为己任，享受着小天地里可以无拘无束的生活。纵横看看生活在世上的我们，别以为每天有阳光雨露，但真正懂得并珍惜自由阳光的人、可以享受雨露滋润的人，又有几个？

　　岁月可以消磨一个人的体力，但难以置换一个人的精神。后来的情况是随着“文革”的发生和结束、随着农村改革的进行和深入，曾经好一段时间里，这样的形势让外公感到既精彩又无奈。精彩的是，外公一直梦想可以单干的事终于成真了，终于可以在自己的田地上指手画脚了，那种心情不亚于第二次解放。为此，他要自己唯一的儿子开始养牛，以实现他的愿望、弥补他的遗憾。看着儿子、有时是孙子每天将牛牵进牵出的情景，外公都会乐呵呵地捋起自己花白的胡须，把酒当歌问月：老天有眼啊！让我这块老骨头还可以养起自己的牛啊！无奈的是，那头原本属于自己的牛，老百姓把它看做自己孩子自己家产的牛，却永远成为遗憾了。自己年事已高，越来越身不由己了。四个女儿、数不清的外甥子女中，竟有几个早于他离世，更触及外公内心深处的痛。在我和外公为数不多的相处一起的记忆里，在我后来渐渐明白事理的日子里，我分明感受到，那是外公灵魂深处潜在的一条老命对晚辈年轻生命的呼喊、一种生命对另一种生命的呼唤。外公不仅在呼喊年轻的生命，也包括早年被牵去充公的那头牛。外公信仰公平正义，尽管事与愿违、事难遂愿，但一生清静正气的外公得以无病终老，无疑在告诉我——人这一生应该如何活着。

　　处理外公后事的过程，我听到了那个我也叫舅舅的曾经当过支部书记的有点干部模样的人说的几句话：伯伯能活到一百岁，那是他前生修的福；活到一百岁没有病，那是他一心无杂念有一颗善心；假如农村还是家长制，凭他的年龄、体力和作为，一定是个优秀的令人信服的家长太公。可惜的是，历史没有假如，历史没有对与错，虽然历史会惊人地重复昨天的故事，但当你还能总结昨天时，说明你还会思考明天，还在为今天付出努力。我只能假设：假设外公可以活到现在，他那头有生命的牛也是追不回来的，但也许今天的浦江，经过“三改一拆”“五水共治”洗礼后的浦江，不论是县里的干部还是乡村干部，一定会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让他可以没有遗憾地活着、或者不把遗憾带到另一个天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