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族先民在历史的长河中发展出了以民间生活为核心的舞蹈传统。这些舞蹈源于节庆、农乐与仪式活动，体现了劳动、祈愿与审美的融合，具有鲜明的民俗特征与群体性格。随着历史变迁，这些以生活为根的舞蹈在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中不断演变，逐渐形成了带有地域印记和中国文化气韵的朝鲜族舞蹈形态。朝鲜族舞蹈《念归》是对民族文化中独具精神象征的“解文化”的表达，象征对压抑情感的化解与精神的安抚。
1995年崔月梅在东方歌舞团任职期间首次正式接触朝鲜民族的传统舞蹈；次年受国家派遣赴韩国国立舞蹈团访学，这段经历成为崔月梅此后创作的重要起点。2006年其又以访问学者身份赴朝鲜平壤学习。经过10年间的两次深度学习，她在崔承喜体系的基础上不断吸收传统舞蹈的发力方式与身体逻辑，使自身的舞蹈语汇更加立体。
传统舞蹈的精神性与象征性往往超越了技法层面的传承。它所延续的是民族情感结构与文化心理的潜在脉络。《念归》的创作是在这种文化观照中逐渐孕育而成的。舞蹈所使用的纱巾意象，取自传统“煞尔普里”中的“巾”。这种“巾”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仪式织物，它主要用于祭祀与“解煞”，蕴含“解除”“化解”的文化意涵。当纱巾挥出的瞬间，舞者身体与情感同时获得“解”的体验——既是放下，也是回望，是对悲怆的化解和对生命循环的召唤。
舞者所佩戴的帽饰取材于朝鲜半岛全罗北道的祭祀传统，兼具仪式与生活属性。舞蹈从低首静立到舒展的动作，完成象征性的“解开”动作。纱巾从腰间缓缓取出至完全展开，形成情感释放的仪式轨迹——身体在层层舒展中完成由压抑至解脱的精神转化。
作品的创作缘起，是马晓玲在课堂教学交流中得知外公离世，因未能奔丧而深陷悲恸，于是决定以舞蹈的方式表达未能言说的情感。马晓玲心中那份未“解”的结逐渐在舞蹈构想与排练中具象化。《念归》源自这种现实与心灵交织的契机——它既承载生命告别的痛楚，也呈现个体心灵自我救赎的过程。
作品采用“煞尔普里”的结构形式，融入巫文化的节奏意象。前半段的鼓点被称为“巫俗长短”，节奏低沉、循环、具有仪式感，如古老祭祀的回声，象征人与自然、人与亡灵之间的感应与交流。这种节奏层次为舞蹈建立了精神的底色，使身体的发力与情感的递进相互映照，形成由压抑到释放的内在逻辑。当“解开”进入后半段，动作逐渐自由，节奏更具呼吸感，情感表达更加个体化与内省化。传统的仪式转化为当代的体验，展现守正创新的创作理念，在守正中坚守传统与仪式结构，在创新中赋予作品现代生命与情感温度。《念归》并非传统再现，而是以现代身体语言对传统象征的再阐释，使“解”的精神从宗教仪式转化为普遍人类情感的疗愈。
朝鲜族舞蹈常被称为“以气为脉、以韵为魂”的艺术。它要求舞者始终“提着一口气”，以气贯通全身。训练中讲究“放而不散，收而不滞”，追求在“放”与“收”之间保持中和与平衡。气的流转如水脉，连绵而细腻，体现“未完成的美”与“不盈不满”的意境。这一身体观是朝鲜族舞蹈最独特的精神象征：不求外显的力量，而重内在的流动与韵致的含蓄。舞者的“气”不仅是身体的运动逻辑，更是文化心理的延续。正因如此，对舞者而言，真正的挑战不在形态模仿，而在体悟其中的“味道”与“气韵”。
在教学中，笔者始终强调身体与文化的共生。每日清晨带领学生进行传统舞训练，让“气”在身体中生根，使文化通过呼吸与律动得以延续。教学的目标并非仅传授技巧，而是让学生在身体体验中理解民族精神的微妙气息。中国朝鲜族舞蹈与韩国、朝鲜的舞蹈差异根本在于审美取向与文化语境的不同。这不是形式复制，而是在中国语境中形成的地域性风格。朝鲜族舞蹈在中国的成长也自然带上了地域文化的气息。
中国朝鲜族舞蹈是在中华文化土壤中吸收与转化而形成的独特形态。它既延续了朝鲜民族对“气”“韵”等的敏感，又融入了中国文化中“中和”“含蓄”的美学精神，展现出“共生的美学”。舞者的身体成为文化的载体，动作成为身份与精神的表达方式。中国朝鲜族舞蹈因此在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展现出自觉与自信，不仅体现了民族精神的延续，也参与了中华文化整体性的建构。
《念归》前半段的压抑铺垫为后半段的释放蓄势，舞者俯身于地，伴随低沉有力的“咚—咚—咚”鼓点起舞，鼓声如心跳、似召唤，思念在身体与呼吸间酝酿。舞者的情感并不直接爆发，而是于微颤与气息的流转中积聚直至释放。前后段形成鲜明反差，前半段面容被帽饰遮蔽，情绪被压抑；当舞者摘下帽饰仰首向天，情感骤然释放。若无先前克制，便无后段的震撼。
没有哪个民族比我们更深切地热爱脚下的泥土——传统舞蹈与土地始终保持着精神对话。土地给予我们生命的根与归宿，《念归》正是在这种与土地的深度关联中孕育出的舞蹈。舞蹈创作的意义不仅在于个人成就，更在于通过身体语言传递思想、凝聚情感。《念归》的创作可以说是这一信念的延续，在守护传统精神的同时，不断以当代身体语言回应新的时代课题。
崔月梅系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副院长、教授；马晓玲系韩国中央大学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