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视王达军的黑白风景影像，首先要适应的是黑暗，如同世界诞生之初：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而后，有了光——人类，方始有了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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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家王达军所创造的这些画面，不仅令人过目难忘，而且格外意味深长：他让层峦叠嶂参差起伏的轮廓以出其不意的角度，自黑暗中缓缓浮现，宛如从亘古的沉睡中被光明渐次唤醒，万物显现出清晰的形象，而人类为之命名，使之各从其类，并由此开启了定义这个世界的探险之旅；沿途不期而至的风景，不仅是观看的对象，亦是观看的动机与结果；它们是浩瀚无垠的身外之物，不断将人类的视线引向未知的远方；同时，在这个惊心动魄的过程中，风景或静默如谜，或天籁合鸣……无论哪一种，都深深汇入意识之流的交响，内化为人类心灵版图的一部分。
图像，不仅仅反映着世界，也制造着世界。因此，当这些奇崛雄伟的景观沐浴着变幻莫测的光辉，仿佛神秘自信的天外来客，从黑暗中向观看者昂首阔步而来时，我们便进入了王达军创造的另一个世界，即哲学意义上的“第二自然”。无疑，这既是真实的，因为它就在我们眼前；但同时又是超验的，就像群山总是要挣脱地平线向天空恣意生长，想象与诗意的灵光总是要从黑暗的隘口奔涌而出，挣脱二维平面的辖制，闪耀于整个天地之间。如果我们认同海德格尔“现代社会的本质是一种图景”的观点，那么如何超越它？这个严肃的问题期待着同样严肃的回答。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也不是粗暴地否定当下，而是尝试这样一种方向：着力于图像的生命与人的生命之间存在的基于某种本质联结的内在律动与呼应。如同王达军的《山悟》，每一座山、每一棵树、每一朵云……都似乎在与我们进行生命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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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复杂而特殊的观看体验，即“图像之思”，其触发点却是一种高度凝练与极其简净的“图像之实”，不能不让人对作者肃然起敬。只有对“图像之质”了然于心，开合自如，方能有此作为。当然，众所周知：王达军四十年的风景摄影一直别有气象、引领风骚。也正因为他是一位经受了时间检验的摄影家，这部新作愈加难能可贵——不仅因为它再次刷新了摄影家本人的艺术高度，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对其艺术特色和艺术价值论说的边界与可能；更重要的是，它直接从正在发生剧烈变革、百舸争流、日新月异的现时摄影生态内部出发，将个体一以贯之、历久弥新的艺术探索坦诚地置于当代语境的考验与多元审视之下，以鲜明而独到的摄影语言书写了自身对于当代视觉文化与图像转向的深入思考，不疾不徐、不骄不躁、清醒冷静、从容淡定。
《山悟》正是这些思考视觉化的结晶。基于这样的理由，我更愿意将其视为一道“面向当代的风景”，一部值得在新的维度与系统中去考量的摄影作品。这不仅仅是因为王达军本人数十年来从未停止过的自觉创新实践使之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也因为风景本身在当代的演进，也逐渐从唯美风光/冷峻景观的二元对立与持续争论，以及对于文化传统拟古式的眷恋/摹仿和对现代数字科技的渴望/依赖的矛盾混合中，走向了更为广大亦更为精微的境界。
事实上，“二元对立”只是我们在探索研究中“借道而过”的路径，而非最终要建构的目标。因为艺术的真谛不是为了在诸般对立中一争高下，而是为了心灵的舒展与自由——在“致广大”与“尽精微”两极之间尽情舒展，自由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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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致广大，尽精微”呢？王达军早已深谙于心。
我在2018年所撰写的《问道与得道：王达军的摄影之道》一文中以其艺术生涯为轴，梳理分析了他由风景、文献直至人文宗教摄影的艺术风格发展脉络。其中，对于其风景摄影，有如下论述：“王达军有意使用大面积的块与面营造明暗反差对比……有时候还刻意压黑局部和边界，形成半封闭的观看视框……这一切的删繁就简，正是为了最后的去芜存精。当‘致广大’充分展示出刚性的恢宏时，‘尽精微’的柔性深入也就不言自明。王达军不拘一格的随性变化背后，是他对对象精确的控制与辩证的把握。他的主旨还是天地大美，但这种美不是流于滥觞的形式，而是接近事物本质的表白……它貌似没有直接面对现实发问，但摄影家赋予风光个性化理解与阐释的过程，正是在活生生的现实中发生的。他用于描绘的语言与态度，就是他提出问题的语言与态度。王达军在此过程中展示的主体性，表现出开放而自主、进取而自持、高蹈而自惕的君子之风和现代意识。”
溯往是为论今，两相对照，正说明王达军今日“景观”之观并非只是观看半径的扩大，而“山悟”之悟亦非只是思维线性的延伸。那种投机取巧、似是而非的“修改性重复”，将“致广大”与“尽精微”仅仅理解为题材对象、语言样式上的新异变化，追逐潮流不可取；而将一切有形视觉背后无形的强烈主体性作为高度自觉的核心追求，才是真正将王达军与其他一些摄影家区别开来的关键分界线；同时，也是当代风景最为迷人的一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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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摄影家，当然要精心锤炼画面，广纳各路新知。但“知”与“行”若只是作为急功近利、涸泽而渔的策略和方法来“学以致用”，而不是基于主体性的内在需求和真正统一，不是出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登山之悟”，那么，终究是用之不当，知之不深，行之不远——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
与王达军交流《山悟》时，令我感触颇深的一个细节是，他宁愿跋山涉水甚至以身犯险去拍摄那些俯瞰角度的照片，而有意不用时下流行而便捷的无人机。这并非因为王达军排斥新兴先进的科技手段，恰恰相反，他是决意不让几近泛滥的机器视角代替自己精心选择的视角。无人机当然可以达到人眼无法企及的视野，但从另一方面说，它也消弭了人眼观看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千人一面的一览无余，并非真正的广大。盖因决定摄影物理空间的，其实是人的心理空间：科技的日新月异将人类身体的功能无限放大，无人机、电子显微镜、潜水观测仪……包括数字通讯技术与移动终端等的发明与运用，极大地拓宽了人类观看的边界，刷新了人类的视觉经验。但必须警惕的是：缺乏主体艺术创新性的工具化奇观，大量病毒式传播导致的情感共鸣的边际效应递减，也在强化着普遍的审美疲劳，透支着宝贵的心灵活力，使人类的智识力与想象力在单一模式与既定程序隐蔽而粗暴的双重压抑下日渐萎靡。
而王达军孜孜以求与精心维护的，正是自我主体性的独立、完整与自由。身临其境获得的影像，蕴含着远程操控无法拥有的生命亲炙与精神高度。机器，并不能复制一切。因此我们知晓：面向当代的风景，不仅是呈现一个结果，而是展现一个过程；而面对这样的影像，也不仅仅是观看一个画面，而是经历一种体验——拍摄者的主体性与观看者的主体性所产生的深刻奇妙的交互作用，正是艺术女神给予人类的独特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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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山悟》真正的重点并不是山，也不是悟，而是“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一种视觉的立体鲜活，一次隐喻的信马由缰。兴之所至，金石为开。王达军不是在“致广大”与“尽精微”之间寻找一个静止的平衡点，而是让二者在互动位移与矛盾冲突中建构一种充满韵律感和节奏感的动态平衡：既使画面中的万物在静态中凝固自身的形象，又赋予其在这“不动之动”中随时脱逸于大化之外的可能。无论山川草木，抑或万物生灵，所有的形状、质感、肌理、线条以及流动其中的气息、隐含其中的关系，都在镜头精炼的抽绎后产生了精妙的幻化，使明确与模糊、熟悉与陌生、抽象与具体之间不再是对立，而是互渗。这种自由穿越于矛盾之间的主体意识，经由反复观看的感受与理解，在变动不居的丰富表达中升华为一种趋向永恒的心灵和谐。
W.J.T.米歇尔曾说，以风景之名划分的等级实体，首先是一个样本，比如某种特殊的风景画；其次是一种样式，比如被称为风景画的一个分类；第三，指那些被认为是媒介的景色，比如现实中某个拥有特别风景的地方。如果从这样三个维度来看王达军的风景之作，显然，他是将其融合为一个完整的作为生命形式的形象——无论作为样本、样式还是媒介，风景都不再是单一的标签所能概括的。王达军既没有套路地因袭中国的林泉高致、山水趣味，也没有机械地移植西方的写实造型、社会批判。如前所述，风景的“风景”已不止于此：面向当代的风景并非落脚于某一种样本、样式、媒介或任何一种类型，它的“当代性”不是上述种种外在的标准，而是以彰显人的主体性为核心动力，建立一种新的审美范式。
因此，我以为重申以下观点是必要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王达军称为风光摄影家、文献摄影家，或是宗教摄影家。因为题材永远不是一个摄影家的标签，摄影家也不应该被某一种题材、某一个标签所束缚。摄影之于摄影家，是通往自由的超越之路，是他的人文思想与他的技术语言联袂起舞的广阔天地。”
王达军再次以自己的作品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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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的是，建立一种新的审美范式，并非仅是风景摄影发展或艺术发展的要求，而是人类为了应对社会生态文明日益严重的危机的要求。我所说的“面向当代的风景”，意亦在此。
面向当代的风景，必然面向当代的问题，并寻求解决之道。艺术，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问题；当代艺术本身就是伴随着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物欲盛行、科技反噬、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等一系列问题应运而生的。
放眼当今世界，生态文明危机已是全球必须共同面对的首要问题。它不仅指向自然、社会乃至生活的深层结构，也关乎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人造自然正在取代真实的自然，主体性的缺失成为一种集体病症。正因如此，人们逐渐意识到重建生态文明，必须超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般性研究，而将自然、社会和精神视为统一的共同生态体考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法国哲学家菲利克斯·加塔利，他所提出的生态智慧、伦理美学范式以及主体性生产理论，指出“救赎之道”必须扎根于人类存在的“真实领域”，即人的日常生活中：不仅关注人类自然环境，还要关注人类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进而关注个体与群体主体性的重塑，重建“可栖居”的人类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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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的大地和诗意地栖居，都不能仅仅只是照片里的风景。
因此，主体性生产不仅超越个体与社会的对立，同时关涉着个体、群体、建制等多样性因素。加塔利特别强调，随着后媒介时代的来临，当代主体性的基本特征是复数性、多中心性和异质性，并以此来反对自笛卡尔以来的大写的、抽象的、先验的主体。
这恰恰是当代艺术的通关密码。耐人寻味的是，许多“艺术家”常常因执着于寻找写满符号的密码本而无法破译密码本身，因此错失良机。
再回到王达军的《山悟》 。不言而喻，较之他如何经历中国风景摄影的跌宕起伏，如何经营具体的作品形态，我更关注的是王达军在其中展现出来的主体性生产，以及他如何将这种主体性最大化，并赋予其与当代现实世界和人类心灵世界环环相扣、息息相通、源源不断的力量。这正是王达军的摄影能够不断自我突破的原因。
就本体而言，艺术创造是经由有限通向无限的过程。我们可以想象主体性生产就是在一个潜在的、无限的、充满能量和物质的起源平面上发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彻底打破了“主（体）客（体）二分”而走向“主（体）客（体）融合”。这正是艺术在当代的新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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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山悟》必然要超越对某座山峰，即某种自然造物的简单呈现；也必然要超越将自然与社会划分为两种对立风景的深思。面向当代的风景，实际上要面向的是如下问题：
“我们怎样与自然造化和谐相处？怎样重拾人类对于世界与自我永恒价值的信心？又如何恢复不同生命介质之间深刻而美妙的连接？当人类自称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时，是否同时意味着人类对于宇宙万物怀有永不放弃的责任、永不消失的悲悯，以及永不止息的爱？世界会变得更好吗？如果这取决于人类创造了什么以及如何创造、为何创造，那么，人类会被自己的创造引向何方？最终，人类如何观看自己？”
只有直面这些问题，风景才找到了它真正的坐标。
而王达军的回答，就在他的照片中。他以照片所建立的坐标，不仅关乎艺术的风格，也关乎艺术的方向。
如同他在《山悟》中埋下的伏笔：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艺术本身，就是一座座连绵起伏的山脉，等待着有心人的攀登与翻越。也呼唤着探索者去建立属于自己的高峰。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艺术从来没有标准答案，风景也从来不是视觉奇观。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就是最当代的风景、最当代的摄影。
王达军，这位值得由衷尊敬的摄影家，以他的智慧与谦逊，给了我们最好的启发。
（作者系《南方周末》图片总监、评论家、策展人、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