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你去过吗？龙门你去过吗？麦积山你去过吗？云冈石窟你去过吗？都没去过，那你搞什么美术评论？西方那些大博物馆没去过你怎么评现代油画？希腊罗马古代雕塑没看过你怎么评现代雕塑？”在日前由中国文联主办，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广西文联承办的第七届全国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级研修班上，著名雕塑家吴为山直陈对一些文艺批评家的质疑。在商业文化逻辑孕生的“红包批评”、“广告批评”、“噱头批评”、“酷评”等新形态“伪文艺批评”喧嚣的当下，在自媒体时代打造“全民皆评”的今天，我们却似乎在各种批评泛滥的语境中，承受着真正的文艺批评“集体失语”的尴尬。

　　缺一张“世界地图”

　　“文艺评论的品质，最重要的是言要平，即公平。要学习古今中外的历史和人类的创造，才能站在一个至高点上看待历史、看待今天、遥想未来，才能把今天的文艺创造放在历史的天平上，衡量它的价值。”吴为山说。

　　“没有地图，你怎么开车？现在没有地图，至少有一个GPS。”用古今中外的知识谱系来导航，这是吴为山眼中批评家应有的素养。他说：“中国的艺术家可能只拿一张中国地图就行了，但评论家一定要拿一张世界地图。这张世界地图是对整个社会、人类文化的全面了解，因为任何艺术的生成不仅在一个学科，而是和人文、政治，和文化史、思想史甚至科学史都密切相联的。”

　　但事实上，许多评论家可能是连一张中国地图甚至是GPS也没有的“盲行”，比如某评论家未观影便将《金陵十三钗》定义为“情色爱国主义”。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饶曙光指出，当下中国电影产业与好莱坞抗衡的“短板”之一便是缺乏与之相适应的电影观念体系，这与批评家直接相关。“当下很多电影批评，都带有强烈的情绪化特点，缺乏产业关怀、产业纬度和产业标准。离开产业化实践和实际抽象地谈文化，实际上不能有效地来指导我们电影产业化的实践。”

　　缺批评的勇气和能力

　　在网络媒介极度发达的今天，批评与被批评的“战争”无处不在，然而这种貌似自由和繁荣的批评表象之下，某种程度潜藏的也许是实质的苍白。“从批评的角度看，中国一个很大的危机是人们批评意识的薄弱和不成熟，我们容易盲从轻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建军认为，这是从孔子时代开始我们几千年文化的一个问题所致，即遵循一种同一性文化，也可称之为认同性文化。我们提供了一种标准答案、绝对真理、圣人之言，然后就口诵心惟。

　　李建军指出，与西方求真性文化不同，中国的古文化具有反求真性，中国总体上是求善的文化。而批评恰恰是与我们的反求真性文化逆向而行的求真行为，所以我们批评意识尤其需要提高，这有赖于批评家、文学家，甚至每一个公民批评意识的发达。

　　“但是严格来讲，当下文学整体上缺乏批评或批判精神，缺乏直面问题的勇气甚至能力，也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真正的批评家。我们的文学太缺乏批评意识了。我们既不习惯批评别人，也不习惯接受别人批评，所以我们常常要么把批评界定成‘骂人’，要么界定为‘酷评’，我们总容易把批评妖魔化。”李建军说。

　　缺正确的文化立场

　　“难道文艺批评就是杀气吗？别人都说好的我偏说不好，别人都说不好我偏说好，这就是我们评论的姿态吗？这样一派杀气让人惊心动魄。”对当下的批评现状，中国剧协副主席、剧作家罗怀臻十分感慨。1993年，罗怀臻有一部作品在北京演出，演出后《剧本》杂志刊登了两篇相关批评文章。“这两篇文章读到我流泪，让我有一种知遇之感，有一种被人理解、被人发现、被人体谅的感动！”他说。

　　罗怀臻认为，评论家应该是创作者的朋友。那种缺乏深度解读，没有了解创作者的生命来路和创作历程的评论是不负责的。那些吃了别人的“美味佳肴”后，不但不感激，还破口大骂，哗众取宠的诸多“酷评”家，只不过是批评的“行为艺术者”。

　　罗怀臻指出，我们的创作其实很难回避民族文化传统、现代文化传统和革命文艺传统。它们彼此渗透，不可割裂，而某些创作者和评论家往往只秉持一个传统，不及其余。今天的许多批评家或者奉西方标准为至宝，把批评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最大化，或者将宏大叙事转向私人话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者只见权威评委，不见权威评论，让人痛心。

　　“所以我们要建立基本的文化立场，才能有公允的批评。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姿态、文化立场。我们今天抱持什么样的文化立场，用何种标准去衡量文艺作品是文艺家必须要做的功课。也许一部作品是微观的，但是对创作者和评论者来说，应有大局观，应把每个微观的创作与评论放在时代的大的审美背景之下来观照。”罗怀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