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大宅门》剧照

　　2013年1月7日，《北京青年报》B8版《文娱新闻》版发表了标题为《郭宝昌：看点不一般 话剧也精彩》的文章，全文是该报记者采访郭宝昌和三位话剧演员的谈话，文章加标的“眉题”是《国家话剧院推出话剧〈大宅门〉同名电视剧导演执导筒》，另外还有一段“新闻导语”，里边有一句话写的是：“2001年在央视播出的电视剧《大宅门》曾给电视剧制作确立了一个高水准的坐标。”

　　这真是极不负责任的搅乱舆论、误导大众的奇谈怪论！

　　早在2001年播出不久，电视剧《大宅门》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格调就受到了公开的严肃的尖锐的批评。当时，中国电视剧的三项大奖，即中宣部的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广电总局的“飞天奖”，中国文联、中国视协的“金鹰奖”，都没有给它任何奖项，甚至“提名荣誉奖”也没有。直到这两三年，在人们头脑里的电视剧作品价值取向存在一定混乱状态时，才在地方台的“国剧盛典”、“辉煌30年”一类的评选中得奖。

　　这就是历史的、大奖机构的、公众的结论，也是中国电视剧艺术的结论。这个结论是颠覆不了的。

　　质疑一：《大宅门》是在揭露封建家庭吗？

　　事实上，播出版的作品里，“揭露”“封建家庭”或者中国资产阶级“剥削的血腥史”的初衷，显然是杳无音讯了。所谓用这个家族来折射“大千世界”，“映照”一个民族，也只是把“社会史”当作了“家族史”的花红点缀，把“家族史”当作了“社会史”的一个虚幻符号。

　　当年热炒热播的《大宅门》，用乱哄哄的报道和收视率的光环遮蔽了《大宅门》里的文化糟粕。面对大宅门里沾染有资产阶级血腥气味的封建秩序，面对这种秩序下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心态，编导者其实是在顾影自怜式地自恋，又是在自怨自艾地自叹，他演绎的是他记忆中的昔日的辉煌，叩响的是徘徊在脑际的过去的回音，唱出来的竟是凄美的挽歌。《大宅门》里，恰如《共产党宣言》说的，“半是挽歌”！

　　据说，《大宅门》是北京城医药界老字号同仁堂乐氏大家族的故事，身为这个大家族的一员，编剧、导演郭宝昌说，他最初想写这个故事，“就是想揭露这样一个封建家庭；想揭露我父亲残暴的剥削本性，揭露我母亲受压迫的悲惨命运。”还说，他“就是想弄一部和《资本论》一样对照着看的中国资产阶级剥削的血腥史”。郭宝昌还说，作为编导，他“要告诉观众，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些人，曾经这样的活着。《大宅门》折射了大千世界，映照了一个民族”。大概就是根据这样一些说法，一些媒体在炒作时用了一些大字眼的标签。有说“抖搂同仁堂百年内幕”的，有说“50载乱世风云现眼前”的，有说它“描绘了一幅百年都市商家大宅门的斑斓多彩的画卷”，还“具有豪迈民族气势”的，还有说它“带着民族的精神和历史的烙印向荧屏走来”，“跨越半个世纪，倾诉四代纠葛”，是“一部讲述大家族兴衰的现代《红楼梦》”的。

　　事实上，播出版的作品里，“揭露”“封建家庭”或者中国资产阶级“剥削的血腥史”的初衷，显然是杳无音讯了，跟不朽的《资本论》也没有什么可比性了。所谓用这个家族来折射“大千世界”，“映照”一个民族，也只是把“社会史”当作了“家族史”的花红点缀，把“家族史”当作了“社会史”的一个虚幻符号。光是“同仁堂文化”的演绎显然也只在皮相，肤浅、淡薄、粗疏、乏味。甚至于，一味地表演白萌堂的报复詹王爷而对大格格有孕在身的真相加以隐瞒，反而暗下安胎之药，导致大格格未婚生育子女，把大格格逼上了绝路，简直就是医德不正。浓墨重彩地描述二奶奶如何用尽心机和权术，甚至不惜重金收买宫中寿药房总管太监常公公，以奴颜媚骨加以投靠，最后靠着家中权势盘回了白草厅，则显得白氏家族也不全靠正当经营而成功。诸如此类的剧情设计，反都有损于这种“同仁堂文化”。而那“抗日”，也因为有了日本人田木青一家人成了白景琦的座上客，因为杨九红靠了田木青的帮助闯关运药才大功告成，也都对爱国情怀有些稀释。可见，《大宅门》全剧的主旨并不在于彰显“同仁堂文化”。

　　那是郭宝昌心不在焉，在旁骛其他。一旦剥离了种种文化标签，大家看得明白，它就是讲了这座大宅门里，白氏家族中，以白萌堂、白文氏、白景琦、白敬业为代表的这四代人的生死爱憎，恩怨情仇。其中，戏核其实就是白景琦的57年的人生道路；故事主干其实就是白景琦和他的四个妻妾黄春、杨九红、槐花、李香秀的乱世姻缘，风流韵事，再加一点悲欢离合，或者义断情绝；主旨，不管郭宝昌承认不承认，仿佛历史给他开了个玩笑，40年过去，回头看，他真的初衷不改，他还是在为他心目中的“太阳”、中国男人之“楷模”的以他养父为原型的白景琦，树碑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