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形势下，应如何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本期“大家论道”的几篇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编者 

挖掘和阐发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  张岂之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任务。要完成这一重大任务，一项十分重要的也是基础性的工作就是“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因为文化作为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其灵魂是思想，即民族价值观和民族智慧的结晶。挖掘和阐发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需要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会通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 

　　近年来，我国学术理论界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研究的同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进行了研究，其结论大体相同，不过在表述上有一些差异。我的看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可归纳为以下12个方面：天人和谐、道法自然、以民为本、忧患意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诚实守信、仁者爱人、尊师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天下大同。这里以“以民为本”和“忧患意识”为例略作分析。

　　早在西周时期，为西周制礼作乐的周公就提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的理念。古代的镜子称为“监”。周公要求为政者以“民”为镜，时时对照，反省执政的得失。类似的理念屡屡见于西周时期的文献，可见在3000多年前，我国已经产生民本思想。

　　战国中期儒学代表人物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战国末期荀子认为“民”和水一样，既可“载舟”，亦可“覆舟”。

　　在中国封建社会，各官府衙门的大堂上都挂有“明镜高悬”等大匾，寓意为官者应为民作主，明辨是非，公正无私。唐太宗李世民说自己有三面镜子，“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把君看成“天下之大害”，将民本思想与反对封建专制君权联系起来。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古代的民本思想并没有也不可能在国家制度和法律层面确立“人”或“民”的主体地位。今天我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古代的“以民为本”，需要从“民本”进到“人本”，在国家制度和法律层面牢固地确立“人”和“民”的主体地位，实现“以人为本”，这意味着中华民族向一个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社会的跨越。

　　在我国古代，与“以民为本”理念相联系，还有“忧患意识”。“忧患”一词见于《易大传·系辞下》，认为君子应与时俱进，“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忧患意识”历代相传。唐朝政治家魏征把“忧患”解释为人的精神状态与人的认知程度。据《新唐书·魏征传》载，魏征说：“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认为治国理政者只有不忘国家危亡因素，社会才能安定有序。在魏征的论述中，包含有“忧患意识”与社会和谐这二者互相依存的某些要点。

　　关于我国历史上的“忧患意识”，人们经常把北宋时期政治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一文作为代表。范仲淹访问过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由于天气阴晴风雨的变化，游览者的心情有所不同，由此范仲淹引申出：政治家如何才能不受外界影响而坚持自己的信念？他的回答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将“忧患意识”与忧国、忧民联系起来，产生了深远影响。

　　今天，我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仍然需要倡导“忧患意识”，但并不是简单地传承古代“忧患”理念，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提升发展，使之具有新的内容，体现在民族复兴与建设和谐社会这个目标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挖掘和阐发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还应正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儒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以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为例略作分析。儒学产生于春秋末期，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则是19世纪在西欧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理论，至今已有160多年历史。可见，中国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那么，二者是否有会通之点？回答是肯定的。

　　会通点表现在对于“人”的研究上。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我国有些学者将儒学归结为“人学”，我也持这种观点，认为先秦时期孔子、子思、孟子、荀子等儒家代表人物在“人禽之辨”、“文野之分”（文明与野蛮的区分）的基础上，研究什么是“人”，以及“士”这个阶层的人怎样才能成为“君子”。儒学指出人有道德自觉，有群体的社会生活，能从事农业生产，并创制礼法。而道德并非天上的神物，人在接受道德教化的基础上，经过努力和锻炼，可以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成为“君子”，再向圣贤的境界前进。由此孔子倡导“仁者爱人”，孟子主张践行道德是人的本质，荀子则强调人们可以认识自然界某些法则，自觉地进行农业生产，过上丰衣足食和明礼知法的社会生活。上述儒学的一些基本论点，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传承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马克思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亦可称之为“人学”。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里指出“人”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活动着的具体的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而揭示了“人”的社会本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不可能自由全面发展，只有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建设社会主义，进一步向共产主义目标行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逐步实现。

　　从以上分析可见，中国古代儒学讲的“人学”，是关于“君子”的道德学问，没有揭示“人”的社会本质，但其理论具有引导人们走向崇高境界的作用，是宝贵的传统文化财富。而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人学”，则是关于人的科学即人的本质的理论。人的科学并不排斥“君子”的道德学问，因为这是走向人的科学的重要起点，而且在人的科学指引下，人们能够更加准确地认识“君子”道德学问的价值，从而区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并使前者得到发扬光大。

　　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两个基础上创造发展的，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再一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基础，二者缺一不可。这里所说的“历史基础”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其中之一是要求我们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作深入的研究。今天，我们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是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将这二者加以结合，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