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明

《变脸》海报

张艺谋参演吴天明执导的电影《老井》

　　电影老顽童吴天明，在2014年3月4日走完了自己75岁的人生。 

　　就像他导演的电影《老井》中张艺谋饰演的孙旺泉一样，吴天明是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一根筋”，是个身子一抖就不住往下掉土坷垃的西北汉子，是个把信念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平凡梦想家。 

　　从县城的文艺青年，到西安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的蹩脚演员，从名震全国的“第四代”著名导演，到不甘平淡的晚年时光，吴天明的人生就如同一道上下起伏的抛物线。无论在辉煌的顶点，还是在落寞的低谷，他从来就没喊过一声苦，反而总是以一脸憨厚质朴的微笑去淡然面对。 

　　吴天明不是一位高产导演，但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蕴含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和深邃的思想内涵。他的代表作《人生》《老井》《变脸》勾勒出一个时代的记忆；他更是慧眼识珠，将西影厂变成年轻导演的培养基地，张艺谋、黄建新、田壮壮等“第五代”的艺术生涯都从这里起步；在他的带领下，西影厂迅速崛起，相继出品《红高粱》《黑炮事件》《盗马贼》《双旗镇刀客》《野山》《疯狂的代价》《棋王》等一系列杰作，铸就了“西影辉煌”。 

　　半路出家的导演 

　　1939年，吴天明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我从小不务正业，经常省下早饭钱或从爸爸口袋里偷点儿钱，就为看电影。在观看了前苏联电影《海之歌》之后，我被它神奇的艺术魅力深深吸引了。从那天起，我就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从事电影工作。”在一部名叫《梦的脚印》的文集中，吴天明这样回忆着自己电影之路的开端。

    在贫困的年代里，吴天明为了看场电影竟不惜在寒冬腊月将自己的新棉鞋脱掉，跟别人换成了能够连看3场的《海之歌》电影票，最后两只脚被冻得直抽筋。1960年，高中尚未毕业的吴天明背着家人，偷偷考入了西安电影制片厂演员训练班。但纸里终究包不住火，家人很快就识破了吴天明的“诡计”，拄着拐棍的爷爷气得跺脚大喊：“丢人啊，丢人啊，家里出了个戏子！” 

　　“考西影演员训练班的时候，我动机其实不太纯。我知道自己当演员的条件不怎么样，长得不好看，个儿也不高，又黑不溜秋，所以没打算真当演员，进去就是为了先跨进电影这行再说。”吴天明在回忆录中如是说。在一些电影里饰演了几个小角色后，吴天明开始筹划自己的未来。然而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到来，迫使他的计划中断了。

    1974年，35岁的吴天明终于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合办的表演导演系。由于政治运动的缘故，学校里的老师们不敢讲课，吴天明就被安排到北京电影制片厂跟着著名导演崔嵬学习。崔嵬导演的人品和艺术修养，对吴天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学成毕业后，吴天明又被分配回西安电影制片厂，正式走上了导演之路。在与滕文骥合作拍摄了《生活的颤音》和《亲缘》之后，他终于得到了独立执导影片的机会。1984年，吴天明导演的《没有航标的河流》荣获文化部优秀影片二等奖，同时获得夏威夷国际电影节东西方中心电影奖，成为西影厂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1985年，他导演的《人生》获得第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片中主人公高加林成为一个时代农村知识分子的缩影。

    吴天明就此步入了自己电影创作的高峰期。 

　　“第五代”的好“头儿” 

　　1983年，正在拍摄《人生》的吴天明忽然得知，领导希望委任自己担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当时的西影厂，拷贝发行量位列全国倒数第一，全国上座率最高的十部电影中西影厂一部也没有，反而上座率最低的七部影片中有三部隶属西影厂。这个厂长的位子就像烫手的山芋，虽然香气诱人，却危险十足。吴天明想了又想，轴劲儿又犯了，干脆眼一瞪、脚一跺，欣然应允。 

　　“一个单位能不能发展，关键看有没有人才。”遵循着这样的座右铭，吴天明大胆启用年轻电影人，在西影厂掀起了一阵震撼全国乃至世界影坛的“青春风暴”。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黄建新、何平……一大批日后被称作“第五代”的著名导演，都在这次“青春风暴”中脱颖而出，以至于他们至今仍尊称吴天明为“头儿”。

    1986年，吴天明“胆大包天”地让本业是摄影师的张艺谋在自己执导的电影《老井》中转行当了回演员。张艺谋至今仍记得，电影取景的那个村子就叫“老井村”，一穷二白，很多农民穷得吃不起饭。在拍电影的间隙，吴天明号召摄制组为老乡捐钱，用募来的钱买了不少干玉米。到了晚上，吴天明带着张艺谋和几个摄制组成员把干玉米扛到老乡家门口，一户一户地往屋里送。“送粮食的时候，他啥话也不说，放下就走。一个老乡感动得‘扑通’一声跪下了，他憨笑着扶起来，还是转身就走。”张艺谋回忆道，“这就是‘头儿’对农民、对人的情感，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后来《老井》荣获金鸡、百花多项大奖，并在东京、意大利、夏威夷等电影节上获得不少奖项。这部电影让吴天明的事业登上了巅峰，也让张艺谋获得了艺术创作的新生。在拍摄《老井》时，张艺谋对吴天明说，自己想把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拍成电影。吴天明读过小说原著，知道它的精彩，于是二话不说便答应了下来。张艺谋兴高采烈地跑到山东高密，转了一圈后却发现小说里写的地方压根儿没有高粱，必须得自己种。他回到西影厂，向吴天明打报告申请资金去种高粱。依照当时制片厂的程序，必须剧本审过后，经过厂长办公会议、常务会通过，财务科才能拿出钱来，可当时张艺谋连《红高粱》的剧本都没有。于是吴天明就找到厂里的几个车间主任，凑了3万块钱，让张艺谋赶紧去高密种高粱。“其实这是违反常规的做法，弄不好会影响‘头儿’厂长的位子。”张艺谋说。 

　　在计划经济年代，电影厂厂长往往能够决定一部电影和一个电影人的命运。“在我的记忆中，‘头儿’的主政风格就是雷厉风行，淳朴而真诚。他是个干事业的人，更是个内行，特别爱护年轻的创作者，永远把创作者摆在第一位。可以说，‘头儿’是我电影之路上的伯乐，更是‘第五代’全体电影人的伯乐。”张艺谋表示，“‘头儿’在我眼里永远是那样朝气蓬勃，豁达并且快乐。他是永远燃烧的一团火，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他心中的电影梦想都从没熄灭过。” 

　　陈凯歌对吴天明的记忆，则要追溯至更早的1984年。在陕北地区为处女作《黄土地》采景的过程中，陈凯歌和他的团队用尽了仅有的一点儿资金。举目无亲之际，他想起了吴天明，于是硬着头皮闯进了《人生》的片场。“天明导演也不认得我们，听我们说饿得不行，就赶快准备好了饭菜。聊着聊着，他得知我们拍《黄土地》缺钱，就二话不说从摄制组拿了两千块钱送给我们，还把组里的一辆吉普车调出来给我们用了一个多星期。”陈凯歌回忆道。 

　　1987年，在吴天明的支持下，陈凯歌导演了自己早期的代表作《孩子王》——一部充满文化思辨精神的艺术电影。“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普遍关心民族苦难的声音，关心劳苦大众的命运，关心国家社会的前途，而天明导演正是这类电影的坚定支持者。”陈凯歌说，“天明导演强烈的个性和强大的个人魅力影响了许多年轻人的选择，在他的鼓励之下，一大批年轻电影人投入了激情澎湃的艺术创作之中。” 

　　对于弟子们的赞誉，吴天明生前却是这样回应的：“别人总说我是‘第五代’导演的‘教父’、‘恩师’，对于张艺谋、陈凯歌那些导演来说，当时我只是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支持了他们一把，仅此而已。他们后面取得的成就与我无关，反倒我现在沾了人家的光，顶着人家的光环，我应该感谢他们才是。” 

　　永不妥协的“落伍者” 

　　同为“第四代”导演的郑洞天，最后一次与吴天明见面是在今年的2月12日。那一天，两位年过七旬的老头儿相约来到北京天通苑万达影城，慕名观看两部春节期间单日票房破亿的电影。看完之后，老哥俩半晌相视无言。过了许久，吴天明才瞪着眼问郑洞天：“你说这俩电影是怎么回事？”张艺谋曾说过，吴天明的晚年过得并不愉快，有种壮志未酬的感觉，郑洞天觉得他总结得很对。“他明显在纳闷，电影怎么能这样拍？这样拍怎么能一天一亿票房？”郑洞天说，“实事求是地讲，我和天明这代人已经落伍了，已经不再能理解今天的电影了。我们不理解的东西，可能是很合理的存在，但天明他还是不甘心，想自己拍点儿东西出来，表达我们这代人的想法。” 

　　也正是因为这种不甘心，吴天明才执导了自己的遗作《百鸟朝凤》。这部艺术电影被选为去年金鸡百花电影节的开幕影片，还获得了金鸡奖评委会特别奖，却没能在社会上引起什么关注。“谢飞和我们这批人已经拍不动电影了，所以《百鸟朝凤》可能会成为‘第四代’的封箱之作。”郑洞天说，“这部封箱之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在影片中，陶泽如饰演了一位专为红白喜事吹唢呐的老艺人，他吹的最高规格的曲子就是《百鸟朝凤》。“但这首曲子不是谁有钱有势就给谁吹，而是老艺人觉得某个人值得自己吹，他才会吹。”郑洞天表示，“这正象征着‘第四代’导演对待电影的基本态度——只表达从心底生发出的真实感情。” 

　　吴天明生前曾直言不讳地批评过张艺谋、陈凯歌等人的新作品，对此，两位弟子并没有半点不高兴。“因为资本和市场的兴起，中国电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天明导演感到了极度的不适应，但他一个人却无力改变这种局面，所以颇有些‘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的感觉。”陈凯歌感慨道。“在电影被票房绑架的年代，我像很多导演一样进行了商业化的尝试。跟‘头儿’见面时，他很少谈及我最近十几年的作品，我很清楚他看不上这些商业片。‘头儿’可能在想，要是有一天张艺谋、陈凯歌这些人能再拍几部自己欣赏的电影，该有多好啊。”张艺谋说，“‘头儿’离开后，我决定从现在开始，尽量把自己的每一部电影都拍好，尽量按‘头儿’的期望要求自己，尽量以‘头儿’的那种情怀搞创作，这也许就是对他最大的缅怀。” 

　　郑洞天依然清晰地记得，1985年5月23日，在四川成都举办的第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上，忽然大雨倾盆的情景。四川大学一万两千名师生披着雨衣、顶着草帽，将颁奖典礼现场围成里三层外三层，一个都不肯离去。“他们在等着看吴天明导演的《人生》。在瓢泼大雨里，一直看到天黑。”郑洞天回忆道。电影放完之后，学生们自发地高喊“《人生》万岁”、“电影万岁”，甚至有人喊“吴天明万岁”。“天明去世后，成都一家报社的记者打电话问我有什么可回忆的，最好有点儿‘料’。”郑洞天说，“我说你去翻翻1985年5月23日成都的报纸，看看那时的成都跟吴天明是什么关系。这种关系与一天一个亿票房的电影的区别，就是吴天明那代人跟如今这代人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