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４月２１日电（记者 许晓青　仇逸　呼涛）２１日凌晨，郭刘燕蹲守在重庆江北机场一直没敢合眼。一天前，她还是重庆某房地产公司的普通职员，２０日四川雅安芦山７级地震后，她就变成志愿者，接受一项“沉重的任务”——连夜转运来自上海复星医药重达５吨的抗震救灾物资。

　　郭刘燕押送的救灾物资中包括３吨急救药品和２吨“千斤顶”设备。震后不到１０小时，这批抗震救灾物资从千里之外的上海空运重庆，捐助和承运物资的均为民营企业。

　　郭刘燕说，“５吨”这个数字，听起来可能很重，但对灾区而言还远远不够，“救灾接力”才刚刚开始。

　　过去３０小时内，众多民间公益物资源源不断地涌向芦山地震灾区——志愿者运送帐篷、饮用水、食物、药品等从四面八方赶赴灾区；民间捐款数字直线上升，志愿献血者激增。

　　此间观察人士认为，与５年前相比，经历过汶川地震之痛的中国社会能更加迅速，理性地集结力量响应重大灾害，进入“一级响应”状态。

　　“参与广泛，行动迅速，起效明显——此次雅安芦山地震中的中国民间救援，体现出社会动员体制和社会参与度的不断完善，”城市公共安全规划和风险管理专家、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绍玉说。

　　２４小时待命，即将开赴雅安灾区的上海东方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在２０日地震发生后仅用了短短两小时就完成了动员和集结——５辆应急救援车，４８名医生，护士及后勤保障人员，４顶医学帐篷，包括破拆、搜索、搬运等救援设备，以及器械和药品也随队启程。

　　这是去年末中国核准成立的１６支国家级紧急医学救援队之一。他们携带进入灾区的医学帐篷可以迅速在灾区搭建起“移动医院”，成为抢救、手术、康复治疗等基础支撑。

　　“这样的快速集结能力，在汶川地震时是很难做到的，”救援队队长李增春说，从启动集结令到出发，队员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这是根据汶川地震经验，上海世博会等大型国际活动的保障流程，最终形成的一套制度化救援规范。

　　细微之处，更显温情——中华儿慈会决定赶制“救援包”，将食品，生活用品和医药用品送到灾区孩子手中；“９９５８”儿童紧急救助中心开通２４小时救助电话，随时救助灾区儿童。

　　受到地震波及的中航工业燃气涡轮研究院，在地震当日下午从绵阳送出帐篷、板床、食品及饮用水等８车物资——考虑到军用帐篷安装技术要求高，两位专业安装人员随车抵达，为灾民连夜“安家”；职工赶制的２７００余个馒头也“温暖启程”。

　　新兴社交媒体更成为救灾的催化剂，更多的民间公益组织通过微博，微信集结起来，快速加入到救援行列中。新浪、淘宝、一号店等纷纷行动起来，利用企业覆盖全国的网络向灾区伸出援手，网络名人潘石屹、任志强的微博则直接变成公益信息的中转平台。李连杰发起的“壹基金”在地震发生两小时内在网上发布了捐款账号和实施公益行动的倡议。

　　“５年前，我走进直播间的那一刻，‘一切都是乱的’，电力，消防，医疗等信息从各方涌进来，大家都想救灾，但谁先谁后，都不知如何是好。”在汶川地震发生２小时内率先主持直播节目的四川电视台原女主播雷小雪说。

　　此次芦山地震后，雷小雪在上海东方卫视主持了长达１６小时的直播。她说，“如果说５年前，人们的勇气大过了理性；而现在，人们会更加科学地应对地震和救援。”

　　“越聪明的民族越能在灾难中学习更多。中国人在一次次灾难中站立起来——承受损失，也在救援中积累经验，帮忙不添乱，尽职不越位，”王绍玉说，这次政府和民间的行动让我们看到，救援在巨灾面前变得更为有力、有序、完善。

　　近年来，中国依靠《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突发事件应对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规不断完善应急救援体系。

　　今年３月全国两会上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革方案，为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的设立降低了门槛，这一制度之变未来可能“孵化”出更多的快速响应的民间救援力量。

　　“从汶川到芦山，中国应急救援体系更趋成熟，尽管还有很多细节有待完善，但人们已经看到了更加快速集结的中国力量，”复旦大学公共安全中心主任滕五晓教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