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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

时间:2020年07月30日 来源:中国副刊公众号 作者:周伦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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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写作中多得贤妻淑仁之助,因条件不佳,辛苦备至,其功不可泯没。我平生得文饱食安坐,静心专神地做点学问,全是她照顾协作之力。此中包含着她的心意和劳作……她是一个善良仁厚的慈悲为怀者,一生劳病,助我为文写字,缝衣做饭;在危难中表现出无畏的护我申冤的高尚精神。我平生的这点儿学术成就,其中包含着她的辛勤甘苦,这种无形迹的贡献,是我难以忘怀的。——周汝昌

 

  

毛淑仁自画像

  我的父亲周汝昌是天津咸水沽人,母亲毛淑仁是天津上郭庄人。父母自相识到后来结褵成为夫妻,相互厮守了一辈子,其中的故事,一部大书也说不完。

  1939年6月,父亲从天津工商学院附属中学高中毕业,7月中旬,就赶赴北平育英中学报考燕京大学。考试结果出来后,父亲以第一名的成绩“金榜题名”而考入了燕京大学西语系。

  可是,就在入校的这当口,天津大水泛滥,洪水横流,那简陋的纯土坯筑起来的家会在旦夕化为一片泥堆,四处茫茫一片,根本无法出行。父亲因此不能按期入学,就给燕大写了一封信,说明“因居地水灾惨重,本学期奈难到校上课”。按照入学须知规定,须等到第二年秋季才能再进入燕京大学就读。就在等待入校的这段时间里,父亲结识了母亲。

  有一个时期,天津南郊一带的土匪,是“闻名遐迩”的,距咸水沽以西二十余里的小站,那时是有名的土匪窝,且势力巨大,而咸水沽独敢抗匪。我的祖父就曾一心为保全村与匪斗,受到全村商民的尊敬与感念,送上刻有“智深勇沉”四字的大银盾(出自《史记·荆轲传》),和镌有“硕果苞桑”四个大字的巨型整樟木横匾(用《诗经》“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之义)。由于咸水沽是当时绑匪横行中的唯一安全地,所以四乡外围有很多迁居来此落户者。母亲毛氏一家即是迁移来的一户人家,迁来后就落居在春晖里老院周家大户的邻近房舍。由此之故,父亲和母亲彼此可以时常照见,早有印象,只是没有交往接触的机缘而已。

  父亲那时身着一件蓝色长袍,戴一副细丝眼镜,虽然够不上“美少年”,却生得文雅秀气,面如春风、发似锦缎,亲友邻坊多加夸奖,又身出名门,且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前途无量,故有很多攀亲之家。母亲那时还未满十六岁,刘海短发,清水盈盈,亭亭玉立,知书达理,且家境胜过周家。后来由乐于成事的媒人来提亲,父亲感到自己年龄也已大了,加之祖父的催促,心想彼此若能相投,做个终身伴侣,也就蛮好了。而母亲自幼丧母,故外祖父疼爱有加,也盼望能找个好人家早点嫁出去,所以很快即约定了婚姻大事。

  1939年(己卯)农历九月,父亲与母亲订下了终身大事。当父亲拿到母亲赠予的照片后,当即在背面题了一首诗,由此也可以看出父亲当时的心境,诗云:年华十五太盈盈,嫁与王郎总不胜。却笑东风浑过客,如何鬟鬓画中青。

  转过年来,父亲年当二十三,母亲小父亲六岁;父亲属马,母亲属鼠,“算命”的说犯“六冲”,但父亲没有顾及这一不利之说,于1940年的农历四月十六日,与母亲“拜了天地”。

  按照沽上的婚姻礼仪,结婚那天新郎迎娶新娘子,新娘子是要坐轿的。可是父亲早就识得新娘子,而且两家就住同一条街上,这“迎娶”就在众人簇拥下,奏乐鸣炮,起轿发亲,母亲坐在轿子里随吹吹打打的队伍,沿途绕了几个大弯,才进了周家。父亲与母亲拜了天地,进入洞房,两人从此携手成为夫妻。

  新婚后的生活也就维持了三四个月,到秋天,父亲只能与祖父母、各位兄长辞别,母亲自然恋恋不舍,父亲拉着母亲的手许诺道:等我大学毕业,就带你离开这个家!自此,母亲就一直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父亲独自一人赴北平燕京大学读书去了,在京北成府的燕园里,父亲写下一首《蝶恋花》,留下了他的一片思乡与慕恋之情:

  年去年来证客路,别羽离宫,日日思乡谱。昨夜遥城传细鼓,等闲岁腊看看暮。窗外空枝摇冻树,珍重寒衾,睡里寻春处。浅梦才从家畔住,匆匆又被风吹去。

 

周汝昌毛淑仁青年时期合影

  谁知刚读完大学一年级,上大二没多久,1941年的冬天,爆发了珍珠港事件,同一时期日寇封闭了燕京大学,学子们皆遭到遣散。父亲失学,只好回到家乡。孰料这次与燕京大学作别竟然持续了6年之久。这期间,为了生计,父亲做过咸水沽小学教员、同立木号司账员,后来又考取过“津海关暂用助理员”。等到父亲再次踏入燕园,已经是1947年之秋了,那时的母亲已经成为三个孩子的妈妈。

  父亲回到燕园,深感身世沧桑、年华老大、朝气难回、伤情易触,心绪总带着凄凉的滋味。只是那潜藏已久的学术力量却获得了唤醒和焕发。课余时间,他都呆在图书馆,拼命地读书,充实自己。母亲再一次留守在周家老宅,不同的是,这次她是一个人拖着几个孩子,还要照顾那个二十几口人的大家庭,身心俱疲。生活里有许多看不见的艰辛,有时孩子生病,或自己有个头痛脑热,有时遇到烦恼与不顺心,也没有人替她化解。等稍一有空隙,母亲或手牵着哭闹的孩子也要抓起笔来给父亲写上几句。母亲高小文化,早先为父亲誊录过诗词稿,字虽然不十分漂亮,但蝇头小楷,整整齐齐。母亲给父亲的信里述说着自己的艰辛处境,盼望父亲多回几趟家,叮嘱多寄几个钱来,好给孩子们置办衣物。

  1948年的暑假,父亲回到咸水沽老家。这时他已经开始整理自己的研究成果了。《红楼梦新证》的最初稿,是摘记在各式各样的纸条上,这大量黏缀起来的纸条,仿佛是件“百衲衣”,需要一张张一条条抄录在稿纸上。一天,父亲帮母亲烧柴火做饭时,不慎将撰稿的笔掉进火里,等到扒拉出来一堆灰烬后,却只见那金笔尖一闪一烁,笔杆已经烧尽,父亲真是心痛极了,因为这是燕园好友送的珍贵礼物。无可奈何之中,父亲只好把笔尖绑在一根筷子上,继续写作,终于完成了全稿。而这一年,恰巧是父亲的而立之年。

  1948年11月,沈阳宣告解放。其时,燕京大学南方同学纷纷南返,燕大也作缩短学年准备。和父亲同班的一位周姓校友决意离开北平南下,欲与父亲携手同行,并承诺与之行一切皆由他照应。这样“铁”的关系在当时恐怕是很难得的,但父亲感觉自己的立场环境全与他不同,而且有妻儿老小,自己决不能抛弃骨肉,背井离乡而去,便婉言谢绝了。

  那时,周家的院落分两个院子,祖母带着伯父住东院,父母和祖父住西院,两个院子中间本有一条小巷似的“箭道”连通,后来,伯父用一个木制水车灌田的废木盘做成一个“月洞门”,使得两院互望通明,而且诗意盎然。父亲去燕大读书后,母亲就自己带着孩子住在西厢房,一排三间,屋里没啥东西,很是宽敞。

  一天傍晚时分,母亲在做活计,招呼姐姐拿剪刀来,姐姐就跑到外屋,爬上床去拿。就在姐姐往床上爬的那一刹那,母亲一低头,猛不丁地发现大床底下有团黑乎乎的影子还在动弹。母亲举着忽闪忽闪的油灯,断定是个人,土不拉几,黄不溜秋,光个头,缩作一团,也许是蹲久了,在微微抖动。母亲顿时就明白了,立刻把姐姐递过来的剪刀紧紧地握在手里,拉着姐姐,打开大门,大声说:你看爷爷来了!叫你爷爷去!母亲本以为大门打开了,那人会溜走,不料那人半天没动静,于是又冲床底下喊道:还不快走!只见那人磨蹭了一会儿,突然“噌”地一下蹿出了门──跑了!也许这家伙看见了母亲手里握的剪刀?也许听见家里还有男人?也或许是看到母亲不惧怕的样子?事后听母亲说,其实当时并没有看见爷爷,只不过急中生智罢了。后来爷爷去打探,才知道那家伙是被解放军收编的国民党的败兵余孽。母亲的沉着机智和勇敢,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1950年夏天,父亲西语系本科毕业了。到秋天,他又考取了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1951年冬天,父亲接到成都华西大学聘请,要他前往外文系做讲师。对于这个要远离故里亲人奔赴四川的决定,祖父母及家里的其他人都极力反对,而父亲最终拿定主意赴成都,皆是因为在母亲的执意要求与敦促下,践行自己对母亲许下的诺言,于是作了永离家乡的打算。1952年春夏之际,父亲带着我们,举家踏上远赴成都的旅途。

  母亲自从跟父亲离开那个大家庭独立生活后,心情十分愉悦,父亲有一处文字作“妻之装束已如蝎子粪矣”,我开始不甚明白,后来才知道此为“蝎子粑粑独一份”之意,虽然没有具体写明,但这十个字透露出的是父亲的眼光、母亲的容颜与装扮。

  1953年9月25日,父亲雇车从成都署袜街邮政总局取到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初版《红楼梦新证》,立刻坐在长凳上拆包,取出一册,又坐原车返回,翻看至半夜,十分满意。待稿酬一到,父亲即带着母亲和我们到商场,给母亲买下两件呢单袍,又买了一双大圆口皮鞋,母亲十分高兴,父亲则心甚欣慰,认为此诚劳动之报酬耳。

  由于《红楼梦新证》的出版在社会上产生了不错反响,也引起北京方面注意,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聂绀弩的赏识。1954年4月底,父亲奉特调令回到北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辑。也自这个时候始,母亲除了安排全家的生活外,还要帮助父亲为文写字、查找书籍资料。父亲红学家“桂冠”的背后,有母亲的一份辛劳。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

  1968年 4月,父亲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造反派”开批斗大会,并隔离审查。1969年中秋节那一天,又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那时出版社常常来人动员母亲到“干校”去,有时还以威胁相逼,母亲却以智慧与他们周旋,终于躲过“一劫”,照顾保全了我们的家。

  父亲一人在干校时,恰逢与母亲结婚三十周年纪念日,他先是梦见少年夫妇情景如在目前,梦见所居之地棠花正开遍水湾间,如见故人,特别高兴,就赋诗一首寄给母亲,诗曰:

  梦中欢聚醒来悲,片刻春还绿鬓时。

  卅载光流惊箭羽,百年情重感琴徽。

  棠新恰忆初逢面,柳弱应怜已老姿。

  一语凭君同记取,白头长久不分离。

  母亲有次给父亲去信引用了毛主席的诗句“风物长宜放眼量”以为勉励,这让父亲佩服感动得不得了,他以五言诗记下了这段情:

  抬粪汗如浆,小憩泥泞旁。

  举头望乡里,湖天苍茫茫。

  南云愁不散,北斗想辉光。

  我思亲爱者,中心惄如伤。

  来书知我意,慰勉语更长。

  上引主席教,下及儿女行。

  锤炼此红心,回环几寸肠。

  1998年,父亲八十大寿,加上多本新著的出版,全家其乐融融。母亲拿起笔来也作了一首诗,诗云:光阴似箭一瞬间,转眼八十又一年。文采风流如红楼,精神十足像少年。

 

周汝昌毛淑仁合影

  2002年,父亲行年八十五龄,视力仅右目有三分之一的微光,仍不服老,逐日写作,有时精力好,灯下还要拾起毛笔。每到晚间,便请母亲帮忙“做书童”,并询问写些什么词句好。有一次,母亲提议说:“还是你的本行本业,就写题红楼的诗,岂不比别的更有意思?”这话触动了父亲的情怀,一时兴起,就说:“好,你念一个红楼人名,我就题一首七言绝句,即席即兴,口占信笔,不打草,不苦思冥索,不敷衍凑句,不引用自己原来的诗句……”就这样,父亲母亲开始了这个“作业”计划。结果,父亲的才思还如昔时的“倚    马立成”,没有过太久,断断续续就积累了百余幅新诗新字。因为父亲喜欢一百零八符合曹雪芹原书“九级十二钗”的构局,便选了一百零八幅作为定本。这就是后来出版的《诗红墨翠》红楼人物书法集。

  那时母亲已经重病缠身,但兴致不减。“做书童”是很辛苦的事:由于我们家里条件简陋,没有专用书斋书案和定式定位的文房四宝,只一个吃饭用的折叠小圆桌就是“一切设备”了。先要摆桌、垫纸、裁幅、调墨、泡笔、抻纸、晾放……忙个不停。抻纸也得十分内行:什么时候需要往上提抻或左右延展,这些细致而利落的工作,母亲都很熟悉。孰料,这册书法集还未能出版,母亲却过早逝去。父亲悲痛地说:在我的写作中多得贤妻淑仁之助,因条件不佳,辛苦备至,其功不可泯没。我平生得文饱食安坐,静心专神地做点学问,全是她照顾协作之力。此中包含着她的心意和劳作。如今,淑仁已不在了。六十载糟糠夫妻,患难伴侣,所历万言难述。她是一个善良仁厚的慈悲为怀者,一生劳病,助我为文写字,缝衣做饭;在危难中表现出无畏的护我申冤的高尚精神。我平生的这点儿学术成就,其中包含着她的辛勤甘苦,这种无形迹的贡献,是我难以忘怀的。

 

晚年的周汝昌毛淑仁夫妇

  父亲作了一副挽联,寄托哀思:

  六十年相依为命共我语笑悲欢助我护砚钞书永忆蜀水燕山同患难

  百千绪愿卜三生累君庖厨针线赖君抚雏慰老忍看金风玉露引灵幡

  2012年,在母亲去世后的第十年,父亲也追寻母亲,驾鹤西去。

  (刊于《天津日报·满庭芳》2020年7月17日)

 
(编辑:马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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