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泉州日报选送

　　1970年，我被抛到这个穷乡僻壤。没有上课的铃声，没有学生期待的目光。春节前三天，来到一片惊异的目光中，孤零零，没有亲人，没有朋友。这里的生活，并不缺少我。我背着从十里开外粮站买来的米，二十斤重，压得气喘吁吁，踏着乱石杂草，穿过农家晒谷场地，跨过积水和猪尿，爬过一百多级陡峭的石阶，到达我白云深处的小木屋，筋疲力尽，没有力气，也没有心思欣赏云雾缭绕的梯田。小木屋背后的原始森林，佳木葱茏，碧涛泛滥，山茶烂漫，屋后喧哗的瀑布，泻入碧透的水潭，比朱自清的《梅雨潭》的绿还要晶莹，但是，这一切不属于我。夜来风雨声，杜鹃花并没有凋落，反而开得更热烈，也不属于我。窗外彩虹，细密的彩色雾珠，远看则有，触手却无，也不属于我。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更不属于我。我不知道如何把水收集起来做饭。属于我的只是早上到梯田里，在昨天挖过一个小坑的地方，轻轻地用葫芦瓢舀起两桶水，挑起担子回去在炉子上烧开，做饭。终于有一个机会让我实现了重归德化西溪村的夙愿。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向往着到那里去，重温我的记忆，和乡亲们分享当年留下的故事。

　　这里山高水寒，冬天真是太冷了。农民乡亲，穿着单薄的长及膝盖的黑色夹衣，连毛衣都是稀罕的。大人、小学生，衣袍下，拿着竹编小篮中的木炭炉。

　　我不会用油松点火，不会做饭，借来的木炭炉子，又被弄破了。就在无助发呆的时候，我发现孩子们在对着我发笑，嘻嘻哈哈，替我生着了火，在他们的欢笑中，我终于有了早饭果腹。中午，素不相识的农民拿来过年的米粿。后来我记住了他的名字，叫卢衡权，我听不太懂他的闽南话，他也不能完全听懂我的普通话。可我知道，他们的口粮并不够，一千亩梯田，养不活一千多口人，要偷偷到深山里去种地瓜糊口。米粿过年才能吃上的。他朴素的微笑对着我感激的眼神，心领神会，日后他成为我在这里最好的朋友。不止一家的孩子拉着我的手，要我到他们家去吃饭。还有三天就是大年夜了，远在他乡，举目无亲，然而，一种陌生的亲切，无名的温馨，让我几乎掉下眼泪。

　　孩子们陪着我去打柴，走进原始树林，整个一上午，才打了轻飘飘一小担，二十斤吧，可在过独木桥的时候，掉到山谷里去了。孩子们一路欢笑，看他们把自己的七八担柴火放到了我的门口，外带好几簇灿烂的野花。

　　春节后七天，我和他们一起去挖水田，光着脚踏进冰冷的水，我有点发抖，脚趾深入到软泥深处，那真叫冷彻骨髓，他们就让我不要劳动，因为有人不劳动也一样拿到工资。

　　他们以他们的逻辑在关心我。

　　很快，我们熟悉了，我买了一副理发剪刀，挨家替他们理发，他们把我当作手工师傅一样，用妇女坐月子的红米酒招待我，不知深浅的我，竟然酩酊大醉，成为一时的佳话。就这样，我成了这个贫困的、闭塞的山村的一员，我和他们一起赶集，一起通知开会，从晨光熹微到月上东山，才把几个生产小队跑全。沿路谈天说地。我渐渐听懂了他们的闽南话。听他们发牢骚，胡吹海侃。我渐渐从精神孤岛中解放出来。

　　但是噩运还是来了，正地头和乡亲一起劳动，突然来人把我押解回去。我穿过两旁惊呆了的人群，迎面走来了民办小学老师郑进贺，他发出了极度惊异略带不平的声音喃喃说：“怎么回事？！”他无声的、同情的眼光停在我的脸上，一停就是二十多年。他并不知道他的同情和正义感对于我是多么珍贵。七个月后我回到村子，慰问性质的糕粿热气腾腾，亲切的问候和玩笑溢出了我的小屋。

　　不知为什么，我都没有来得及和郑进贺谈起他的眼神，直到二十多年后，我写了《怀念一个眼神》，在报纸上刊出。他的亲戚看到了。我们在通信中，共享那永恒的刹那。

　　这三十多年来，我虽然远离西溪，但是和它的情感联系却没有中断，郑进贺时有电话，我那篇怀念眼神的文章颇有影响，把他的名字传到了美国华人圈中。还有一个当年公社的广播员吴秋安，后来考上了师范学校，也从我怀念泉州和西溪的文章中得到信息，和我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联系。她为我能够记住她和她丈夫的名字感到高兴。

　　那过去了的一切变成了珍贵的怀恋。

　　如今，回到这里，本是为了重温那为时间淡化的记忆，可是记忆中的山村却消失了，那曲折坎坷的山路已经为高速公路代替，村主任卢普暖用轿车载着我，风驰电掣，谁还记得当年我在老旧的两厢汽车呕吐的痕迹？当年那曾经跌死六个月的小牛的独木桥变成宽广的大桥，汽车长驱直入。当年根本忽略了的唐僖宗年代古石桥，修建成古色古香的廊桥，俨然成为休闲公园的景观。卢善普的老旧木屋修建成两层楼，一字展开的阳台，从栏杆上可俯视整洁的庭院。乡亲们已经不用像我当年那样去田里挑水，家家户户，自来水龙头随时可打开。当年猪尿流淌的屋前，竹篱围绕着菜园，通知开会已经不用走一天崎岖的山路，连最偏僻的石门头那样的角落都通了公路，路边是和城市无异的路灯。层层梯早已没有了庄稼的影子，代之而起的是盘旋而上的果园，一个农业技术公司正在精心经营。

　　西溪村早已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这一切，都使我这个故人感到欣慰。但是，欣慰中也有失落。村子繁荣了，熟悉的人却不见了。原来一千多人，只留下一百多人。年轻人、壮年人大都在城里有了事业。当年大队长的孩子，念到小学毕业还讲不清普通话，除了课本上的文字，他想象不出普通话究竟有多么丰富。他曾经很认真地问过我，普通话里有没有骂人的话。然而就是这个孩子，却在德化一个瓷厂里成了神气的白领。当年因为年纪较小没有引起我注意的郑英添，实实在在有了自己的瓷厂，他送我一个自己设计的花瓶，还带有红木的底座。

　　一个女孩，我在的那年，她还没有出世，特地来和我合影，仅仅是因为他父亲对她说过关于我的传说。这令我感动。但是，我的朋友卢衡权却过世了，人世沧桑，颇为伤感，不无欣慰的是，他那时才四岁的孩子已经长成一条大汉，和他的母亲来了，我们合影，作为历史变迁的证据。郑进贺的兴奋富有感染性，他早已不是民办教师，而是一位中心小学的退休校长，他对地形地貌的解说，充满自豪，货真价实地成为历史的导游。

　　重游故地，本来出于怀旧，这里的历史本是农民的历史，但是，农民大都进了城，层层梯田已经为农业技术公司承包，这里似乎已经不属于锄头和镰刀，而是属于新的生产力。年轻人都到城市里去飞翔了，承包梯田的公司职员一个个西装革履，话语中，不时夹着英语。

　　这一切，让我不仅回顾着过去，而且展望着未来，卢普暖坚持让我为村里题名，要刻在村口石头上。我想石头是不朽的，可以见证未来，再过四十年这里会是个什么样子呢？这个问题，我是没有可能回答了，我挥笔时，怀着期待，期待卢普暖、郑进贺、郑英添、卢衡权的孩子，还有他们孩子的孩子作出美满的回答。

　　（孙绍振，著名学者，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