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文章，最初是1984年5月，随巴老第二次访日归来后，应《文艺报》编辑之约而写的，他们看了很满意，决定发在第七期。当时《文艺报》虽称报，但实际上是十六开本的月刊，或许称文艺月报比较贴切。 

　　我想，既然是写巴老，应该告诉他老人家一声,于是给巴老写了一封信，列了我写的几个小题目。正好那时陈丹晨去上海参加《上海文学》颁奖大会,李小林对他说:“我爸说最好不要宣传他,能否跟小陈商量一下，把稿子撤下来，不知小陈是否会不高兴？” 

　　丹晨从上海回来，马上跟我讲了。我虽然不认为这是“宣传”，但想既然巴老不愿意发表，我当然应该无条件服从，于是把稿子抽了下来。但有一位编辑舍不得全撤，过了几个月后，在内部刊物《文艺情况》1984年第十期上发了几篇，题目为《一束枫叶——记巴金二三事》,仍用我为《文艺报》所写的前言：“我有幸两次随巴金去日本访问,觉得他没有一点大作家的矜持、团长的“威严’、名人的‘架子’，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在他身边工作，无拘无束，畅所欲言，非常愉快。回忆与巴老朝夕相处的日子，他的为人处世，他的平易近人，他的宽厚仁慈,他的忧国忧民……都是对我的无声教诲。如果把巴老比作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那么我无力描绘他挺拔苍劲的躯干、蓝天碧空下四处张开的巨大树冠，只能在树下拾几片落叶,藏在心里。但我相信,它会像火,永远在我的心中燃烧。 

　　转眼间，十年过去了，这组短文一直沉睡在我的书桌里。有一次，与柳萌兄闲聊时偶然谈及此事，他说世风日下,巴老的人品、文品是一面明镜，不应该再让这些短文睡在抽屉里，拿出来发表吧，这不是宣传,是实话实说。在柳萌兄的鼓励下,我翻出旧稿,又补写了若干,从1994年起，陆续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华工商时报》、《天津日报》、《中国化工报》、《金融早报》等报刊发表，总共二十几篇。1999年,我把这些短文归拢到一起,题目改为《巴金先生》,收入我的散文集《东走西看》中。 

　　我因喜爱文学，1979年调到中国作协对外联络部工作，一干就是大半辈子，直到退休。1980年、1984年,我两次随巴老访日,1990年，与李小棠去日本为巴老领取福冈亚洲文化大奖。每年陪外国作家到上海,总要去看看巴老，在巴老身边坐一会儿，说说话，直到巴老病故。二十五年来,我记不清见过巴老多少次,与巴老说过多少话。有一次丹晨对我说,巴老把你当作小朋友,愿意听你聊天。回忆起来,不管巴老在家、在医院还是在杭州休养，也不论我自己去还是带外国作家去，只要巴老身体允许,都是有求必应,所以李小林说,你带来的作家,我爸都见。 

　　退休后，整理旧稿,发现我当年所列的题目，只写了不到一半，而且主要写到1990年，以后与巴老的接触,写得很少或者根本没写。于是翻箱倒柜,翻找在巴老身边工作时的笔记,整理巴老与外国朋友的谈话,核对、修改、补充以前发表的文章,将没写的内容梳理成文。 

　　我不是评论家，不懂那些高深的理论，无力评说巴老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巴老的高风亮节,巴老对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和贡献……这些文章,只是我在巴老身边工作时的真实记录，就像随手拍下来的生活照,既不讲究光线、色彩，也不讲究构图、形式、质感，一切都是原汁原味，原生态。 

　　巴老已经离开我们十几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为有机会在巴老身边工作感到荣幸。 

　　这些短文，是我献在巴老灵前的一束小白花。 

　　（本文是作者新书《随行巴金》自序） 

　　陈喜儒，1968年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长期从事对外文学交流工作，业余创作散文、小说，并研究翻译日本文学。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翻译、处长、副主任等职，现为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