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歌剧领域有着30多年的工作经验，在欧洲颇有名气；他曾是多个剧院和艺术机构的老板、艺术总监，洞悉这个行业的所有秘密；他曾经令好几个濒临破产的剧院和交响乐团起死回生；他会五国语言；他非常朴素，用着第一代苹果手机，一块手表也戴了好几十年……他就是国家大剧院歌剧顾问朱塞佩·库恰。在很多媒体记者眼中，库恰经常会出现在大剧院各种歌剧发布会上，但是很少有人了解歌剧顾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库恰对歌剧在中国的发展又有何真知灼见。在2013国家大剧院歌剧节即将到来之时，记者专访了这位务实低调又对歌剧事业饱含激情的意大利人。

　　提醒剧院不受那些只会挣钱不管声誉的经纪公司诓骗

　　用库恰的话说，“歌剧顾问”的职责就是在国家大剧院的歌剧制作上提出一些建议，帮助歌剧项目顺利进展，同时培养团队、积累经验。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个轻松简单的职位，其实这个角色对专业知识和一个人心智上的要求非常高。在2011年来到大剧院担任歌剧顾问之前，库恰一直活跃在剧院经营领域，“我在歌剧领域30多年，基本都是老板和艺术总监的角色，上面的直接领导就是院长，我的触角会伸到歌剧制作的各个领域，包括演出的宣传和售票，都是我直接领导的”。但是当国家大剧院院长陈平找到库恰时，希望他扮演的却不是他一贯的角色，“陈院长在看中我专业经验的同时，希望我在上什么样的剧目，选什么样的演员方面给一些建议，但不是决定，总之是辅助工作，要实实在在地提高歌剧制作水准，而不是在那里趾高气扬的发号施令。”

　　这对于习惯了做决定的库恰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是两年来他不仅胜任了这个角色，而且在大剧院歌剧制作上作出了很大贡献，“我很庆幸的是与陈平院长的审美方向和如何让剧院成长上达成了共识，我们都知道彼此需要什么，我的建议也经常被采纳，制作团队也比较认可我接纳我，和他们相处很愉快”，库恰特别自信。

　　了解库恰的经历后才知道，他值得拥有这样的自信。1983年，意大利西西里地区拥有100多年历史的卡塔尼亚剧院，因为债务破产停业了两年，重新开张后库恰加入了新的管理层，一开始没有钱只能做一些小制作歌剧，运营一段时间后就成为了意大利重要的剧院之一，一年能做13部歌剧。10年后库恰来到了西班牙塞维利亚剧院，“这个城市已经好几十年没有歌剧院，他们邀请我过去进行成立之初的组织经营工作，基本是从零开始”。在从塞维利亚完成10年任期后，库恰回到家乡的巴勒莫歌剧院，又是重新开始，随后还去西班牙创建了两个音乐节，之后去了西西里的一个交响乐团，“那个乐团已经衰败得不成样子了，下面的观众还没有乐手多，几年后剧场就坐满人了。”让库恰都感觉奇怪的是，自己从来没有接手过正常运营的剧院，都是需要拯救或者从头开始创建的剧院，“如果邀请我去一个德国的剧院我就不会答应了，一切都很好了，还需要我干吗？我属于自找苦吃的，不走寻常路。”

　　尽管千里迢迢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库恰能在国家大剧院工作还是非常高兴，“我知道国家大剧院是一个非常新的剧院，要比接手一个成熟剧院困难些，但我非常乐意在新环境中培养新团队和新的观众群，并积累这个剧院的院藏剧目。我希望把我的经验直接告诉他们避免剧院走弯路，或者受那些只会挣钱不管声誉的经纪公司的诓骗，这是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选择旋律好听、故事易懂、容易被普通观众接受的歌剧

　　“中国的剧院体制和欧洲很不一样，欧洲的歌剧制作是金字塔结构，中国的体制中有各个部门是平行结构，乐团和合唱团有自己的编制和经营方向。欧洲剧院按流程分工，中国是按项目分工，欧洲剧院演出部负责排期，一旦演出时间定了，所有工种的工作时间也定了，中国乐团和合唱团还有自己的音乐会，有自己的排期”，在工作两年间，库恰体会到了很多中西差异，“欧洲的剧院主要是没钱，中国的问题更多是在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上。这里有开不完的会，很多事情需要大家商量着解决，欧洲都不怎么开会的，基本是一个人说了算”。对于一个欧洲人，最不能让库恰理解的是中国人的表达方式，用他的话说是“有教养”，“中国人说话特别委婉，要拒绝一个人会说‘可能……’，其实是拒绝，但我们不这么认为，‘可能’就是还有可能，要拒绝就直接说‘no’。有时候中国人说话会绕弯子，说的是一个事，其实话里还有别的事，对我而言比较难理解。”

　　尽管在体制和思维方式上有点不适应，但库恰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做得得心应手，“我们是这样选择歌剧的，先列一个单子，比如列出30部世界上演最频繁的歌剧，从这个清单中再找旋律好听，故事易懂，容易被普通观众接受的歌剧，而不是去找特别生僻，对观众要求很高的精英歌剧。除了西方经典歌剧之外，我们还委约中国作曲家创作中国原创歌剧。”从国家大剧院成立至今短短5年，大剧院已经制作了22部歌剧，今年恰逢威尔第诞辰200周年和瓦格纳诞辰200周年，有16部歌剧将上演，新制作5部歌剧和一部歌剧形式音乐会，包括《霍夫曼故事》、《奥赛罗》、《纳布科》、《费加罗的婚礼》、《意大利女郎在阿尔及尔》以及纪念威尔第诞辰200周年的歌剧gala，库恰特别推荐这场歌剧gala，因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音乐会，而是用威尔第一生的故事串联起来的，非常新颖。

　　一些大腕在中国知名度很高，但说实话他们唱的不怎么样

　　有些人认为要让歌剧被大多数观众接受，就需要用大腕“轰炸”，但是库恰并不同意这个观点，“明星制在国内外都一样，必须承认这个现实，但是找他们来演出并不是把剧院观众席填满的最好方法。一些所谓的大腕的确名气很大，但他们名气是被包装出来的，他们出版的音像制品比较多，或者在电视上出现的频率比较高，并不意味着他们就真的唱的好，我认识很多唱的很好的演员并没有给自己制造什么新闻，而有一些演员在中国的知名度很高，但说实话他们唱的不怎么样。”

　　在库恰看来，年轻的剧院在创作歌剧作品时需要很长的排练时间去磨合，一般情况每个剧目至少要在剧院排练一个月，这对于国际大腕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大腕们一般不太愿意长时间地排练，总是在最后一刻才出现。而且很多歌剧领域国际上的大腕，要价特别高，请他们过来需要花费很多钱，但中国观众并不认识他们，需要进行大量的宣传，还不一定有效果。”

　　事实上对大腕的盲目迷信已经把亚洲市场毁掉了，“韩国、日本和中国一些地方出很高的价格去邀请一些明星大腕，完全超出了市场价，同样的一个演员，原本只需要1万欧元，但他们告诉我在亚洲的价钱是本土的4倍，所以一提到让这些演员到亚洲演出，他们的价格立刻就上去了。从这个角度说，我觉得大剧院还是需要我的，因为我知道他们真正的价格是多少，肯定会拒绝他们的。我们不想去创造一个明星的剧院，想更多的关注实力，一方面邀请大腕演出，一方面更多地培养中国本土的歌剧演员。”

　　吸引观众唯有“质量”

　　歌剧在中国是比较新的艺术形式，不靠大腕靠什么吸引和培养观众？库恰说唯有“质量”，好导演、好舞美、好指挥、好演员，当然还有大量的宣传。“从建筑上讲国家大剧院算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歌剧院了，但是更重要的是把剧目质量抓上去，要和世界知名剧院比毫不逊色，才能真正成为世界表演艺术中心。”让库恰感受最深的是，与国外观众比起来，中国观众的平均年龄很年轻，即使有些观众是带着好奇和新鲜感来到大剧院的，这也让库恰充满希望，“不管观众来看建筑还是来看歌剧，如果我们给他们呈现的歌剧质量非常好，一定能在他们心里留下很好的印象。很多观众认为歌剧看不懂，一定要慢慢地改变他们的思想，唯一的方法就是体验，让他们亲身来看一下，如果说施特劳斯、斯特拉文斯基的歌剧普通观众确实难接受，但威尔第、普契尼、比才的歌剧其实是很贴近老百姓的，事实证明上演这些歌剧的时候上座率很高。中国人还是需要一些耐心的，一座建筑几个月就可以盖起来，对歌剧兴趣的培养需要漫长的一点一滴的培养。”

　　库恰曾在国家大剧院院刊中发表过一个观点，他认为欧洲歌剧观众的流失与剧院制作的剧目太另类有很大关系，剧院给导演的创作空间很大，于是产生了很多实验性的创作，有些还很荒诞，“来到中国以后，我了解到中国的戏曲艺术几百年来没有太多的变化，基本都是遵循着传统的框架，为什么歌剧要有那么大的改变呢？我不是反对创新，但是创新必须要符合逻辑。中国观众本来就不熟悉歌剧，如果再用实验性的手法就更把观众拒之门外了，因此第一步就要给观众看原汁原味经典的东西，这样的呈现也是既符合歌剧传统又适合中国观众欣赏的方式。”库恰也表示，尊重歌剧传统并不意味因循守旧，大剧院会在尊重剧本和作曲家意图的基础上，做一些符合审美的创新，但不是标新立异的尝试。

　　布景锁在仓库很可惜

　　在中国的这两年，库恰经常在报道上看到中国很多城市建设了漂亮先进的剧院，他也由此产生一个愿望，“今后国家大剧院在剧目制作的质量会更好，更多的出色演员会出现在我们的名单中，随着剧目越来越好，中国歌唱家的质量越来越高，我的梦想就是大剧院的制作走遍中国”。库恰也知道，剧院之间是存在竞争的，但是他诚恳地希望中国的剧院能采取合作的态度来一同推广歌剧艺术，“我们这么好的布景锁在大剧院的仓库里是非常可惜的，如果他们有意向和兴趣邀请我们，让更多的观众能看到歌剧，是非常好的事情。明年开始国家大剧院将和世界一些知名剧院有更深入的合作，大剧院以非常积极的态度加入国际歌剧事业中，也希望中国更多的剧院加入这个行列。”当记者问库恰，大剧院越来越好，是不是也是他离开的时候了，库恰笑着说：“只要陈平院长不烦我，我会一直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