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活着》剧照
自上世纪90年代起,戏剧导演孟京辉就带着他的先锋戏剧开始了“走出去”的历程,《等待戈多》、《思凡》、《我爱×××》等国内文艺青年耳熟能详的剧目都曾被他陆续送出国门。
2002年,孟京辉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走进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在这一世界知名的戏剧狂欢中,在震惊到几乎迷失的同时,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带着中国的青年戏剧人去演出。
9年之后,孟京辉的小梦想实现了,他带着5部充满青春朝气的作品融入了阿维尼翁的戏剧海洋。“我来了,我演了,我HIGH了。”之后连续3年,带着这样的豪言壮语,孟京辉让10余部青年戏剧人的作品走上阿维尼翁的街头,登上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戏剧舞台。
今年,孟京辉又有了大动作。年内,由他执导、袁泉与黄渤主演的话剧《活着》将赴德国柏林德意志剧院和德国汉堡塔利亚剧院演出。这是中国当代戏剧首次进入德国主流戏剧界。这也让孟京辉确实有些兴奋。
虽然不容易,但必须开始
2012年,由孟京辉执导的戏剧《镜花水月》、李建军导演的戏剧《狂人日记》、丰江舟制作的多媒体剧《假象》和赵梁制作的舞蹈剧场《茶·禅》受邀在德国柏林“中国之秋”演出季上亮相。作为项目策划、策展人的孟京辉因此得以与德国戏剧界有了深入接触。“当时我们就谈到,现在的中国戏剧界不仅有这样年轻的、小型的、先锋的作品,还有代表了中国主流戏剧水准的、大型的作品,应该可以介绍到德国。”于是,在漫长的接洽之后,《活着》到德国两大主流剧院演出的行程终于得以确定。
话剧《活着》改编自作家余华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个人与他命运之间的友谊”。“《活着》有着很强的故事性,说的都是人心里的东西。人性是共通的,德国观众应该不会有解读上的障碍。”孟京辉说,他完全不担心德国观众会看不懂,而对于《活着》在国内鲜见的3个小时的时长,他也不怕德国观众会失去耐心,因为在德国一连看十几个小时的戏剧是常事。
“坦白地讲,不容易。无论是从沟通阶段、资金支持还是与当地媒体的接触等环节,都很困难。一部中国的作品,偶然闯进德国那么强大的戏剧体系里,并且要受到关注,真的不容易。”孟京辉说,虽然困难重重,但必须开始,因为只有硬着头皮开始,才有可能一步步发展。
超越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在孟京辉看来,“走出去”对于艺术家而言,对于国家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发展而言,都非常重要,因为通过文化的交流,不仅可以找到差异,更能够看到共性。“爱、美、宽容……这些人类共同的美好通过戏剧的方式交流,显得格外真切。”
但在中国文化的国际交流上,孟京辉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我们一直都喜欢把老祖宗压箱底儿的东西拿出来给外国人看,人家对这些东西要么已经很熟悉了,要么就是年轻人对这些没兴趣。所以我的观点是,咱家里的存货、老祖宗的宝贝先不用张扬。要想让世界了解当代中国,就得跟别人站在同一个平台上,这时候谁牛才能一目了然。这样也体现了我们的自信。过多地炫耀中国风、中国元素,实际上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孟京辉说,在一定意义上讲,并非所谓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而是“超越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孟京辉说,推出中国当代青年戏剧人的作品,就是“站在同一平台”的表现之一。“拿出我们和社会发展同步的当代作品,就必须推出我们的青年文化,比如这些充满了创意的青年戏剧。他们的作品可能不够完美,但他们的创意却能让外国人看到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世界是同步的。”孟京辉说,通过他近些年的观察,中国的当代戏剧“走出去”一点儿也不跌份,是很有价值的。
“我们应该探索这样一条路,既不失去自我,又不落后于当代;既有前瞻性的人文展示,又能祛除没有民族因素就不自信的这种卑微心态,如果能将这条路想清楚,‘走出去’就会很轻松,没有包袱,别人也会对你刮目相看。”
孟京辉也说,“走出去”不能着急。“荷兰、法国、德国、波兰等等这些国家的戏剧传统是通过很长时间一步步交流、认知、合作、碰撞才形成的,也是用了很长时间才被别人接纳,进而影响别人的。所以,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孟京辉说,文化是一种习惯,所以不要想着一次性成功,快餐式的文化输出是不科学且充满危险的。
需要一些组织,干些“浪费”时间的事
在“走出去”的同时,孟京辉也在做着将世界各地的优秀戏剧作品“请进来”的工作。但,这同样不容易。
“首先,虽然我们抱着很大的信心和决心想让世界了解我们,但有些人并没有回报以同样的好奇。其次,把别人‘请进来’后,他们往往不知道怎么与我们沟通。在国外,演出团体很少与政府打交道,这是他们的习惯,所以他们来到中国之后,不知道他们的观众在哪儿,学术对接单位在哪儿。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出现更多的非营利性机构,做一些看似浪费时间、没有意义的事,来弥合国外艺术机构、演出团体和我们的交流障碍。”孟京辉说,应该有这样一个中介或机构,作为文化交流活动的基地,这样会更恰当、更加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