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现状和发展态势？在我看来，一方面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新媒介技术的充分介入已经深刻地影响到文学生产、传播和评价全流程，文学观察增加了新媒介这个重要维度。同时，新媒介技术的进步，加上大众教育的普及、文化产业的繁荣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写作的门槛大幅度降低，更多的人乐于试水文学创作，并且取得可观的成绩。另一方面，文学整体上不满足于面上的拓展，而是不断在寻求深度和高度上的突破，对时代需求和读者期待作出积极而有力的回应。

　　1、“媒介”正在成为文学活动的一个关键性要素

　　创作的媒介化是文学生产发生重要变化的驱动力量，使得创作活动可以实现跨媒介、跨产业链、跨时空的流转。新媒介与文学的“通力合作”，催生不同于平面媒介的叙事方式、书写方式和创作模式，也使得创作的内涵、创作的流程、作品的形式变得更加多样化，多模态、跨类型、混合文体不断出现。同时，创作者的表达形式、写作模式变得更加灵活，随着媒介技术的更新换代而不断焕发新活力，加速了文学“出圈”，使作品能够更好地展现出时代的生活现场和情感氛围。在这个过程中，媒介化使得原有的文本类型、叙事方式、写作模式不断演变，新的创作方法和写作理念也随之诞生。当代作家勇于借助新的媒介，进行新的文学创造与文化创新。

　　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曾经提出文学活动的四要素，即作品、世界、作家和读者。今天我们不得不认真审视媒介现实：“四要素”是不是有必要升级到“五要素”，将“媒介”列入？媒介深刻影响了文学，媒介的变革和读者的阅读方式、审美方式，将反过来主导、推动着文学样态的变革。读者不再只是被动的接受对象，更是主动参与的创作主体。作品是开放的，也是流动的，如一个枢纽，用自身文学性去关联起社会性和时代性，与历史、现实和日常生活展开有效对话。新媒介时代，文学创作不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一个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过程。只有通过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充分激荡，文学才能重新激活自身的能动性，扩大边界，不断拓展生长空间。

　　媒介的全面介入，是当代文学生产新的风向。这不仅是一种文学图谱或者情感结构的变化，更是文学生态和文学观念的新变。比如，新媒介语境下，更多的普通人拿起纸笔，投入面向自我的民族志式写作，“写作人人可为”的理念得到更广泛的认可，他们的写作呈现出自传体、真诚性和真实性特征，提供了异质性的经验，风格质朴、清新，将门卫、快递员、外卖员、清洁工等群体纳入文学的视野，拉近了文学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为整体文学生态注入新的活力。

　　同时，作家的姿态和形象也在发生着新的变化。瑞士学者樊尚·考夫曼著有《“景观”文学：媒体对文学的影响》一书，指出：“当下的文学比其他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加需要去迎合景观效应。作为一名作家，如果他想要在文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他便需要抛头露面，在媒体面前证明自己是谁，承认自己的真实存在……”文学景观化是文学生产不断跨界、融合的结果，意味着文学的影响力超出了文学领域本身，而进入不同文化价值链、产业链和公共文化生活。小说《繁花》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得以“出圈”，固然是作家金宇澄和导演王家卫的相互成就，但短视频传播也发挥了极大的“破圈”效应，背后的一整套生产逻辑和传播逻辑都在改变着既有规则。借助景观化，文学资源可以不断转化为共同情感、创意体验和审美参与。

　　2、当代文学不断向深处发掘、向高处攀登

　　新媒介语境下，当代文学变得更加鲜活、富有生机，但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流于表面，也没有醉心于“小打小闹”，更没有完全迷失方向，而是不断寻求新的可能性，向深处发掘、向高处攀登，坚持以作品立身，力争为读者提供更为充足而丰厚的精神滋养。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关于“何谓中国”的文学讲述正在成为一个连绵不绝的写作现象。《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北纬四十度》《上河记》《西高地行记》《西行漫道》《汉水的身世》等作品，都是作家自主开展的一场关于历史、关于当下、关于自我的深刻探寻。他们努力在远山近水之间触摸历史、感悟现实，尽力使自己的生命与一个更雄伟的存在对接起来。壮游是一种思想和文化的行走，虽然这样的行动是个体的，但是作家、文人、学者式的行走，呈现出独特的文化景观和文明意义。当代作家以行走的方式触摸中华文明的肌理，在行走中重新发现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中国，通过寻找新的山水精神和背后的文化传统，进而在与当下对话中重新构建意义世界。

　　当代文学在内容上更善于关注宏大的时代命题，视野也更为开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作家们青睐和瞩目的题材范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下活生生的现实进行充分对话，进而焕发出新的强大生命力。当代作家自觉担负起自己的使命，运用适宜的方式将“传统”引入“时代”，将经过转化的传统引入当代生活之中，使之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活的部分。尽管“虚拟现实”已经在我们的身边环绕，但是作家们还是自然而然地回到我们历史文化集体记忆中去找寻源流、支点和勇气。

　　比如，以味辨物、以味论道是中国人探索自我与外在世界关系的一个重要方法论。英国学者胡司德在著述《中国思想：从孔夫子到庖丁》里写道：“几乎没有什么文化比中国文化更强调食物的准备和食用。这样一种对于食物的痴迷古今一贯，体现了中国人的敏感性以及中国人的一般生活方式：人类文化通过品尝与消化来体验和解释世界。”

　　蒋韵的《北方厨房》、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葛亮的《燕食记》等作品，不约而同以味觉来呈现一个“我食故我在”的日常世界，同时寻找到一条深入中国文化传统和悠久历史的秘密通道。这样的创作绵延不绝，并且呈现出开阔的历史和社会视野，在一个现代与古典、个人与历史回环往复的过程中形成以“味道”为中心的新古典叙事。在长篇小说《燕食记》中，葛亮通过“味”，以一种温和的、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重建文化传统和日常生活的哲学。“味”无形，却可以勾连起历史的纵深感，以及复杂的社会现实，同时“味”本身也变得可触可感，最终获得形状和分量，建立起一个有情的世界，并且彰显出中国人的生命观。

　　“味”在文学上的回归实际上提醒我们，在不断加速的时代语境中，我们的感受力需要依靠“慢生活”来恢复，努力回到日常，而又不坠入庸常，在“远方”与“地方”之间，在“味”与“道”之间，保持个体灵敏的感觉。“味”是个体记忆进入集体记忆的一个通道。谢冕的散文集《觅食记》开宗明义：“吃饭喝酒，是味觉上的享受，讲究是味道。”味道是一种主张，好的美食应该有味、够味、足味，断然拒绝乏味。但文章谈美食，谈味道，何尝不是谈人论世？目的并不只是品味美食，亦不是什么“言宴饮之道”，而是“适时之感也”。味道，乃是“追寻人生的一种境界”。

　　从书写的空间而论，当下的乡土文学和城市文学都在呈现新的气象。城乡问题是中国乡土文学的元问题，城乡文明融合下的新乡土叙事，致力于构建日常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当下的中国乡土文学，更多地被放在城乡文明的双重结构中来理解。在“向城涌进”“在城望乡”之外，当代乡土文学重点关注“城乡融合”。可以说，作家已经观察到城乡融合语境下乡村振兴的美好前景，从而让乡土文学呈现出新的面貌和姿态。就城市文学而言，今天的作家投入精力书写城市传记，实际上是在为城市寻找传统秩序，梳理历史脉络，让“城市”成为作品的主角。一部城市史，不仅是一部现代文明史，也是一部现代心灵史，城市传记的书写就是将之留存下来。这样的传记虽然不乏虚构，但大多追求合理性和自洽性，从而带来另外一种新的真实。更为重要的是，经过作家的穿针引线，散落的城市历史有了血肉，凌乱的城市故事有了内在的精神联系。

　　总之，当代作家一方面不断回到常识世界，进而重申把常识和人性作为写作基础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乐于从熟悉的日常生活世界抽离，走向野地，融入天地，对话历史，呈现出面向传统、面向时代、面向世界的写作姿态。

　　（作者：叶祝弟，系《探索与争鸣》杂志编审、上海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