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现代中国文学的版图之中，乡土文学是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新文学发轫之初，鲁迅、茅盾、沈从文等文学大家即以不同的视角和笔法奉上经典之作，不仅引领乡土叙事之风，也为新文学整体发展奠定了历史基业。此后中国文学的浩荡百年路，革命、救亡、建设、改革在不同时期交替而为叙事的“主旋律”，但乡土叙事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始终活跃，并形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经典谱系。
然而，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叙事面临着新的考验，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拓进，当代中国乡村正处于剧烈的现代转型之中，如何书写这种正在进行的“山乡巨变”，如何讲述其中的中国故事，如何表现“内在于时代的人”的精神面貌是考验当代作家的严峻课题。与此同时，作家队伍的情况也在发生着变化。一方面，“当下仍然在从事乡土文学创作而成果显赫的作家……大都是‘50后’‘60后’，他们的乡村生活经验，是以1950—1970年代为主要时段，尽管作家们通过不断地返乡观察和思考21世纪乡村的新现实，但是其与当下乡村生活的隔膜和内在的力不从心不必讳言”[1]，这一代作家的乡村经验面临着失效的危险；另一方面，青年一代作家更多地在城市文化背景中成长，更多致力于城市文学写作。双重变化衍生的共同后果就是当下乡土写作如何赓续的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付秀莹的出现及其创作别具意义，她的以《爱情到处流传》《陌上》为代表的系列乡土作品令人耳目一新，并以极具辨识度的叙事风格迅速赢得广泛关注，成为当下乡土书写的重要力量。
《野望》是付秀莹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也是继《陌上》之后又一部聚焦乡土中国的力作。在经历了《他乡》的“出走”之后，这部作品的叙事焦点再度返归“芳村”，接续了《陌上》对于“芳村”的正向的、微观的聚焦和呈现，讲述了“芳村”在新时代的故事，呈现了新时代中国乡村的世态、情态与状态。《野望》要处理的核心命题，仍是现代性背景之下中国当代乡村的现时状态和未来可能问题。作为有着厚重文化传统和历史根基的当代乡村，正经历着深刻的现代转型。这个过程一方面体现在经济层面由农业而至工业的模式转型；另一方面也是文化层面的一种结构和秩序的重组，是对以往自身文化传统的改造和重构，它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性的变化，才能真正迎来一个新的现代主体。《野望》与《陌上》一样，都是聚焦和展现这种运动中的、过程性的复杂状态，在变与不变的辩证之中，从细部和内部来展现这一历史过程。在叙事方式上，《野望》延续了《陌上》以日常生活叙事统摄整体结构的方式，将人物置于重复、循环的日常生活之中进行表现。同时亦以群像式女性人物为主体，承担起讲述乡村故事的叙事任务。但与《陌上》相比，《野望》呈现出更为积极的通过个体故事和乡村变化来折射时代进程的努力，在写出转型期乡村秩序稳固恒常一面的同时，也写出了时代引力所召唤出的一些新的价值趋向和可能的未来图景，“芳村”内部有了更多对于时代的共鸣和回响，有了更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性。
一、传统的重量：节气、风俗与共同体
付秀莹的小说中常常出现节气或重要节日。比如在《陌上》开端的“楔子”中，她就直言：“芳村这地方，最讲究节气。”[2]之后，她从过年开始，详细介绍了正月初五、正月初十、正月十五、正月十六、二月二、寒食节、端午节、鬼节、八月十五等近乎一年的重要节日。在乡村，节气或者节日就是一种特殊的时间刻度，是比四季轮转交替更为具体的时间秩序。但是在付秀莹笔下，对于节气和节日的描写，不仅仅是为叙事设定一种时间结构，同时也是一种具体的叙事内容。她往往以节气、节日为切入点，细腻书写节气、节日背后所对应的颇具地方特色的风俗文化。比如正月十六游百病、二月二送新鞋，等等。因此，节气、节日在付秀莹小说中不仅仅是一种时间符号，也通过与风俗文化的合体而成为一种重要的叙事内容。
长篇新作《野望》在叙事上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延续了这样一种叙事路径，并将节气、节日的叙事地位推进到更为重要的位置。在结构上，《野望》以二十四节气为经络，贯穿起文本整体，每个章节均以一个节气命名，以“小寒”起笔，至“冬至”终结。二十四个章节按照二十四节气的自然顺序一一对应，形成了一个时间上的闭环。也就是说，小说顺时写了一个自然年内的“芳村”故事。从时间长度来说，这样的时间跨度似乎很难写出某种革命性的变动来，但付秀莹写作的一个整体性特征是其写作主题的延续性，她的写作基本都围绕“芳村”展开，其内部的人物、故事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和内在一致性。比如《野望》中的人物几乎都在《陌上》中出场过，而且人物的身份、故事高度一致，这就使得两部作品之间具有深度互文关系。因此，虽然看似时间跨度并不长，但由于作品之间的这种特殊的互文关系，在前后对照之中，《野望》中的“芳村”的变化仍然清晰可见，甚至可以说是剧烈的。
在内容上，在每一个章节内部，都发生着与这一节气或节日有关的故事，节气及其所连接着的风俗习惯成为故事的重要元素。比如《冬至》这一章里的故事与吃饺子相关，《清明》一章中的故事与上坟关联。小说形成了这样一种内在结构：节气—风俗—故事。所有的人物和故事都行走在具有秩序性的节气风俗之中，根据节气风俗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而节气风俗在不同的人物故事中凸显出一种稳定性。在这种结构之中，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被包裹在浓浓的地方性的文化风俗之中，获得了浓郁的地域色彩。
但描写风俗不仅仅是为了展示一种文化风景，而是通过风俗与乡村之间的互动，呈现一个有着共同文化理念和精神信仰的乡村共同体。风俗是特定区域、特定人群中“长期形成的风气、礼节、习惯等的总和”[3]。在风俗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特定区域的人群既是生产主体，也是实践主体。风俗需在人这个主体之上才能显影其存在和影响力。反过来，人又受风俗习惯的制约，影响着个人的思维观念和行为规范。因此，风俗与乡村民众之间具有相互建构、相互影响的关系。借助于风俗与内在于乡村之人的这种关系，付秀莹勾勒出一个有着相近的生活习惯、道德理念甚至精神信仰的乡村共同体，而节气、节日与风俗，正以其强大的稳固性起到了重要的连接作用和象征功能。
付秀莹笔下的“芳村”是一个带有共同体特征的场域，其内部有着高度一致的风俗习惯、道德观念、精神信仰，形成了一种稳固的文化传统和内在秩序。这些在时间之中形成并沿袭下来的传统支撑且规范着乡村的日常生活。比如，共同的风俗习惯成为他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贯穿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根据节气或节日，自然而然地激活关于地方风俗的记忆并进行相关活动。而这些活动往往具有普遍性，在乡村内部可以相互呼应；再比如相近的道德原则和生活观念。面对溢出传统乡村道德范畴的情感关系、赌博等不良行为，会唤起一种集体的道德谴责和批判。当有子因为赌博被扣留时，人们对于根莲的普遍同情体现了这种道德原则的集体性；再比如，精神信仰之中对于“神”的迷信。当人们遇到生活困境，都将小别扭媳妇视为最终的解决方案，这里尽管体现了乡村文化传统中蒙昧的一面，但行为的一致性同时也显现出一种共通性。因此，尽管付秀莹笔下的“芳村”人人都有一出戏、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在更深层的文化精神质地上，却是一个高度同质的共同体，是一个典型的由乡村文化传统形塑出的稳定的历史主体。
在论及现代性时，英国学者鲍曼指出，“这个星球的每一片土地，除了鲜有的几个例外，都在顺应一场现今被称为‘现代化’的急切的、强迫性的、不可阻挡的变迁，并被迫接受与之俱来的一切事物”[4]。付秀莹笔下的“芳村”也不例外，她对于乡村共同体的观察和塑造也是置于现代性这一视野之下的。然而，“现代”与“传统”之间一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传统是对一种模式或一种信仰的传承，是在世代延续更替中的传承：它意味着对某种权威的效忠和对某种根源的忠诚”。而现代往往伴随着“对新的迷信”，并且“现代的背叛”[5]这一悖论性的问题也交织在乡村的现代转型之中，在乡村内部，存在着两种力量的博弈，一种是源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形成的稳固性力量，另一种则是走向现代的变革性力量。可以说，乡村的现代化本质上正是两种力量对抗的过程和结果。付秀莹清晰地意识到乡村变化的这种复杂性，她认为，“时代巨变中，一些东西烟消云散了，一些东西在悄悄地重建。更有一些东西，中国乡土文化中积淀最深最厚的那一部分，依然在那里坚硬地存在着”[6]。变与不变的辩证构成了其乡土写作的基本观念和立场，也是其写作的两个主要面向。相比较而言，她更多写出了那些“坚硬地存在着的”不变的内容，对乡村共同体的塑造就是最大的显影机制和具象载体。
通过“芳村”这个共同体，付秀莹展现了深嵌在乡村内部的深厚的文化传统以及这种传统所形塑的稳固的乡村结构和精神观念，“传统”在这一过程中显示出其自身的重量，它已然凝聚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和惯性，影响着乡村内在秩序和精神结构的生成和衍化。这种传统有多少鲍曼所言的可以“生物降解”[7]的成分，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但毫无疑问，它将深刻影响当代乡村的现代转型。由此，作品触及了一个重要的现代命题：乡村的现代转型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丰盛充裕，同时意味着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改造和重建。唯有重组这个文化传统的密码，才可能真正完成现代转型。因为，乡村的转型最终要以内在于乡村共同体的人的转型来完成，也以内在于乡村的人的转型完成来作为标志，而人的重塑正是文化重塑的后果。付秀莹的“芳村”叙事呈现了这种重塑的复杂性以及难度。
二、女性的河流：性、权力与性别政治
乡村叙事也是关于人的叙事。付秀莹创作的另一个特征是在人物塑造上以女性为主体，通过描摹乡村女性的生活状态和心灵世界，来讲述乡村故事。群像性的乡村女性是付秀莹文学世界中的绝对主角，也是她建构“芳村”世界的重要叙事装置。
中国现代文学有着对于女性的普遍关注和丰富书写，陈平原在《娜拉在中国》一文中指出：“世界上不知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创作了如此众多的娜拉型剧本。中国人把娜拉迎进家门后，进行了新的创造，使她在中国复活和再生。这里有从沉重中醒来的娜拉，也有尚在痛苦中呻吟的娜拉；有从家庭出走以谋求自立的娜拉，也有从追求个性解放到投身社会革命的娜拉……”[8]娜拉是现代女性追求独立和解放的象征，这其中既有觉醒的女性知识分子，也有投身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的革命女性，她们以不同的方式和路径追求个人的解放和独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文学塑造了众多的娜拉型女性形象。而在新时期之后，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写作者，更加关注女性内在心灵和身体体验，贡献了另外一种女性写作景观。这种呈现女性内面的写作标志着对于女性的书写进入到一个更深也更复杂的层面。然而，相对于对知识女性和革命女性书写的多维性和充分度，有一类女性常常游离在女性叙事的视野之外或者经常被符号化、概念化处理，这就是关于传统乡村女性的书写。这或许与这一类女性并未接受充分的现代知识启蒙有关，她们大部分时间扎根于传统农村的文化土壤和生活空间之中，未能得到充分的书写和表现。这一类人物在付秀莹笔下得到了更多的表现空间，获得了自我的舞台。
付秀莹在《野望》中塑造了众多的乡村女性，比如翠台、素台、香罗、根芬、爱梨，等等。女性依然以群像的方式出现，每个人各具特征，各有故事。相比较而言，对于翠台这一人物更为注重，也通过这一人物呈现了传统乡村女性带有普遍性的精神特征。翠台是一位中年传统乡村女性，她长期生活生长在乡村，她的思维观念与乡村文化紧密融为一体。她有着传统的生活观和价值观，对于“芳村”的风俗习惯、生活规范极为熟稔，乡村的道德律令变为一种无意识融入她的观念，成为一种自觉的精神约束。当她行走在“芳村”内部，她是游刃有余的。可以说，她就是乡村文化传统所形塑的文化人格的一个典型代表。但这一人物的精神特征具有多面性，她既是自足的，也是相对单一化的，她缺乏面对新的文化形态的调整能力。当她面对一些新的事物或者观念，常常显示出一定程度的不解甚至是惊慌失措。比如，她对女儿婚事的焦虑，对于女儿返乡工作的不理解，等等。翠台这一女性形象体现了乡村传统女性的两面性，她们一方面继承并维护着乡村文化传统，与乡村文化浑然一体，具有一定的自足性；另一方面，在整体上，又相对缺乏一种纵深性的精神空间，缺乏更充分的主体性、能动性。付秀莹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类人物的精神特征，并写出了其中蕴含的复杂的矛盾和张力。
尽管并不具有充分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但这一类乡村女性在家庭场域之中有着稳固的自身位置，形成了新的性别关系。如同《陌上》的封底宣传语所提示的：“芳村的女人个个都有一台戏。”[9]“芳村”的女性不仅在叙事中占据主角位置，在家庭关系中，也处于主导位置。或者说，正是这种家庭关系中的主导位置，才使得女性成为芳村叙事的绝对主角。在付秀莹的小说中，除了极少数与权力或财富相关的男性，大部分男性处于配角位置，在家庭关系中处于被支配状态。比如香罗与根生、翠台与根来、爱梨与大坡，等等。当香罗从县城回家，根生每次都是倾尽全力地讨好这位“芳村”的女强人。在翠台家中，每逢关键时刻，也都是翠台在拿主意。在大坡与爱梨之间，爱梨的家庭地位显而易见。可以说，在“芳村”，女性普遍具有主导性的家庭地位，决定着家庭的未来，显示出当代农村家庭的一种新的性别关系。
然而，别具意味的是，在外部关系上，女性的主体性仍然是较弱的，对于权力或财富的依附仍然是普遍性的。比如“芳村”之中，凡是拥有权力或者财富的男性强者，几乎都有不同数量的女性依附者。最为典型的是村长的权力，《陌上》中的建信，《野望》中的中树，都是因为掌握了权力，而拥有了女性依附者，建信与春米、中树与小鸾，都是在权力与性的交换之中建立的非道德关系，这种交易关系以一种特殊而隐秘的物质形态存在：乡村饭馆。围绕着建信与中树之间的权力交接，是难看饭馆与小鸾私厨之间的关门与开张的交替。这说明，在乡村政治中，权力不仅与经济交织，同时也与女性身体相关，女性身体成为物化的交易筹码卷入其中。而大全在“芳村”的为所欲为，更是充分说明了财富对于女性身体支配力的强大。尽管从道德层面，人们对依附者报以嘲讽，但又似乎习以为常。由此可以看出，对乡村女性而言，一方面试图在家庭结构中建立起自身的位置，甚至是主导性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外部关系上，又无法建构自身的独立性，被裹挟在权力和财富交织的关系结构中。“芳村”女性需要走的道路依然漫长。
三、时代的引力：大喇叭、时代新人及新乡村结构
有论者在论及《陌上》时指出：“《陌上》所写的农村，是一种混合型的农村，它既是新的又是旧的，它既日新月异又亘古不变，它既充满生机又危机重重……”[10]这是付秀莹的辩证法，也是她的立场、态度和视角，她笔下的乡村既是诗意的也是日常化的，既是新的也是旧的，既是稳固的又是变动的。在她的“芳村”叙事中，她一方面写出了当代乡村在自身文化传统的作用之下所形成的稳定结构，同时又写出了乡村与时代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在《野望》中得到了更为集中的书写和表达。
如果将付秀莹的三部长篇小说并置在一起来看，这种互动关系就更为凸显。三部长篇小说彼此之间形成了延续性和互补性的内在关系。《陌上》写出了一种相对封闭和静态的乡村状态，通过对于日常生活的细腻描写，呈现了“芳村”带有地方性特征的文化传统，以及这种文化传统统摄之下的充满诗意的乡村生活。《他乡》则构筑了与“芳村”遥相呼应的城市空间，以“芳村”女儿翟小梨为中介，写出了城乡两域视角下的故事。尽管故事更多落笔于翟小梨的个人生活之上，呈现当代女性在“进城叙事”中的心灵跋涉与精神成长，但作品同时有另一重视角，即“出走”的乡村女儿与乡村的关系。可以说，《他乡》是在一个对照性的结构中，呈现出乡村女儿与乡村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小说结尾写给“亲爱的某”的信中的自述：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故乡的逆子。我吃着它的乳汁长大，而后弃它而去。我一心离开故乡，到城里去。在别人的城市里，我吃尽了苦头。我走了那么多的弯路。我爱错了很多人。我迷失了很多路。我弄丢了很多珍惜的东西。我弄丢了它们，然后又穷尽一生去寻找。我在这个冠盖云集的京城，如一粒浮尘，风把我吹过来，吹过去。这是别人的城市。我的故乡在大平原上，在大平原的田野深处，在炊烟缓缓升起的村庄里。
然而，当我怀着满心创痛满心眷恋回到故乡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成了亲爱的故乡的客人。我在村庄的夜晚里漫游，我的悲伤汹涌，在月光下缓缓流淌。[11]
这一段人物的内心自述，清晰地表露了乡村女儿在城与乡之间的矛盾与焦虑，身居在“别人的城市里”，心中满怀的仍是对乡村的眷恋，因此，当“我”意识到自己变成了乡村的“客人”，“我的悲伤汹涌”，无法自已。这种心理的波动正是芳村儿女在城与乡之间游走时情感撕裂的显影。正如有论者所言，“《他乡》体现着付秀莹以‘返乡’的方式，重建我们时代精神和生活的努力和实绩”[12]。在《他乡》中，他乡与故乡互为镜像和他者，在对他乡的差异化叙述中，故乡显示了更为清晰的位置和形象。
如果说《他乡》中翟小梨的“远走”，是芳村叙事的另一个向度，是对一种可能性的探索。当《野望》再一次将故事的主体放置于“芳村”的时候，作者其实是在更为正面地呈现“芳村”在当下时代的状态及其未来可能性。
《野望》中，有一个饶有意味的叙事装置：大喇叭。这是一个极具历史感和象征性的物件。在城市之中，由于信息传播手段的不断更新，大喇叭这一传播工具早已消失不见，但在乡村之中，尤其在乡村政治中，大喇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野望》中多次出现大喇叭的声音，大喇叭承担着多种功能。一种是传递商业信息，辅助人们的日常生活。比如，《大寒》一章中，大喇叭播放一则商业信息，“大伙儿注意了，大伙儿注意了，赶明儿后晌，赶明儿后晌，村委会门口有卖卫生纸哩，村委会门口有卖卫生纸哩。物美价廉，物美价廉。谁买卫生纸谁就来昂。谁买卫生纸谁就来昂”[13]。第二种是播放娱乐信息，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比如，《大雪》一章中，大喇叭“在唱着河北梆子，正是劝千岁那一段：劝千岁杀字休出口，老臣与主说从头。刘备本是靖王的后，汉帝玄孙一脉留。他有个二弟汉亭侯，青龙偃月……”[14]无论是传递商业信息还是播放娱乐信息，都是对于乡村生活的一种辅助。
值得重视的是，大喇叭还发挥着另外一种更重要的作用：政治动员以及新乡村意识形态的构建。比如：小说开篇《小寒》一章中，“村里的大喇叭咳嗽几声，开始广播：村民们注意一下，村民注意一下，现在学习一篇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优先，绿色发展——”[15]，再比如，《立春》一章中，大喇叭正在广播新闻早班车，“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6]。
《野望》中大喇叭的“发声”频率极高，而且主要播放的是第三种功能的信息内容，有关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生态发展等政治性内容在乡村上空反复回荡，这个过程正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在乡村落地生根的过程。正如同革命时期大喇叭所承担的革命动员作用，《野望》中的大喇叭同样承担起了新时代乡村再出发的动员功能。当根来因为养殖的猪全部得了瘟疫死掉而深陷绝望之中时，正是大喇叭传递的信息将他拯救出深渊。
大喇叭实际上承担了连接乡村与时代的中介功能，在相对封闭的乡村共同体内部，人与外界的互动并不频繁，在这样一个相对自足的体系之内，人们更多借助于传统思维来处理和安排日常生活。大喇叭将一种新的时代信息和未来方向输入进来，同乡村内部的一些变量因素相互激发，形成了推动乡村发展的新动能。
“芳村”的变革能量，一方面由大喇叭所传递的外部力量召唤而出，另一方面其内部同样也蕴含着一种动的态势与可能。《野望》看上去写的仍是日常生活，但这种日常生活中蕴含着丰富的变的因素。比如《野望》着力写了“芳村”的经济生态。除了农业之外，“芳村”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皮革制造与养殖。大全、增志、团聚等依靠皮革厂积累了财富，但又因为产生的大量污染面临着发展瓶颈；根来是通过养殖发展经济的代表，但他的养猪事业因为瘟疫而濒临破产。这些情节显示出传统经济模式的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而新时代的产业区模式和合作社模式则给了他们新的出路。增志、根来、大坡甚至是素台在新的发展模式上的干劲儿和精神面貌，清晰地显示了新时代新模式所拥有的强劲动力和活力。也即是说，新时代农村不仅仅从总体发展层面需要新的发展模式，在乡村内部，传统的经济模式也存在着种种问题，需要新的思路来激活。因此，在经济这个最重要的层面，乡村内部的改革需求与时代召唤之间形成了共振与合力。
时代的引力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层面发展模式的变化上，同时也体现在外部文明形态对于乡村观念的冲击和改变上。《野望》写了一批生活在外的“芳村”儿女，这些人物大都是在乡村文化和城市文明两种力量之下完成的观念塑形，是在两种文明的结合之中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尤其后者，主导着这些乡村儿女的思维观念。小说最后，出现了一个颇具时代特征的景象：大量的青年一代要返归“芳村”，投身家乡建设。新时期以来，“进城模式”是城乡关系的典型模式，以高加林为代表的乡村青年开启了一个前赴后继、延续多年的“进城叙事”。然而，伴随着观念的不断更新变化，新时代青年返回乡村成为一种新的时代图景，尤其是从乡村中走出来的青年，更是具备了将乡土情结与人生事业结合在一起的可能，由此出现了大批的“归来者”。比如大坡妹妹二妞毕业后要回村里来，田庄破锣家小子要回来办艺术培训班，等等。这种“出走—归来”的模式极大地颠覆了“芳村”老一代人要通过上学来远离土地和乡村的传统观念，形成一种观念的冲击和启蒙。大批青年返乡成为“芳村”的一道风景，也是“芳村”融入时代的一个积极信号。他们的回归形成了一种新的力量结构，成为推动“芳村”走向现代的新鲜力量。
可以说，《野望》中的“芳村”正在时代列车的牵引之下，进入一个幅度更大的变动之中，作品写出了新时代乡村的一种崭新状态。
四、结语
从《陌上》到《野望》，付秀莹有变亦有不变。不变的是依然在用她独特的抒情风格书写“芳村”的那些人与事，写人的心事和心史，笔调与故事具有延续性。变化之处在于《野望》中的“芳村”更多了一些时代的气息和变动的元素，并在最终将这种时代的引力蓄势为一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改革气象，尤其是大量“时代新人”的归来更是将“芳村”的可能性无限放大，敞开了一种关于未来的想象空间，而这种开放亦可理解为对于时代的更加紧密的拥抱和共振，“芳村”的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启。
大喇叭实际上承担了连接乡村与时代的中介功能，在相对封闭的乡村共同体内部，人与外界的互动并不频繁，在这样一个相对自足的体系之内，人们更多借助于传统思维来处理和安排日常生活。大喇叭将一种新的时代信息和未来方向输入进来，同乡村内部的一些变量因素相互激发，形成了推动乡村发展的新动能。
在评论《陌上》的一篇文章中，程光炜教授曾对付秀莹的创作提出期许：“向往长篇小说宏伟目标的小说家，心目中必定得有一个‘总体性故事’。”[17]在我看来，这种“总体性故事”可以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将丰富个体放置于宏阔的历史结构和现实境遇中去，写出人在历史和现实中的丰富故事，以个体故事折射历史变迁，进而达致对历史的叙事和抒情；另一种是写出一个具有总体性特质的历史主体在现实中的复杂境遇，以此反映时代的脉动和历史的变迁。付秀莹的写作大抵属于后者，在《陌上》《野望》等作品中，她是将“芳村”这样一个带着历史气息的乡村作为最重要的主体来书写，“芳村”是其叙事的主语和主角，她是在以“芳村”的故事来折射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完成一种“总体性叙事”。“芳村”的儿女、风俗、风景共同结构成了一个村庄的心灵史、精神史和发展史，成为总体性历史的一面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