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十月，风雨如磐，心情压抑。我无心到首都剧场看电影，尽管那是“文化部留守处”好容易在京组织的一场内参片——被我们《文艺报》当年称作“修正主义的艺术标本”的、由丘赫拉依导演的《一个人的遭遇》和《雁南飞》。

　　我徜徉街头，穿过几个路口，不由自主拐进史家胡同人艺宿舍的大院，敲开中国文联杜继琨大姐的房门，想借她一整套保存完好的胶质唱片《天鹅湖》。这几年，聒噪乱耳的“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越来越恶心人，我想回味真正的艺术。

　　猝不及防，杜大姐将我一把抱住，不停地拍打，连声呼叫：“阎纲，你来得太巧了！抓了，‘四人帮’全抓了！”

　　言之凿凿，有鼻子有眼，大姐诚信，不可不信。于是，我们相执相向，像挣脱锁链般高高跳了起来。

　　极度兴奋反而坐卧不安，我匆匆辞别大姐，怀抱“柴可夫斯基大师”，急忙赶回和平街10区3号楼1单元向家人报喜。

　　路过和平里，下车，到文化部招待所找邹志安。招待所的大门紧锁，叫门，砸门。

　　邹志安是我陕西省醴泉县的小同乡，一位有幸在上世纪70年代末冒出来的小说作家。1976年10月，被《人民文学》编辑部请来北京改稿，住进文化部招待所。（次年10月，他和河南的叶文玲应邀参加了由《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主持的、粉碎四人帮后首次召开的文学会议——“短篇小说座谈会”，受到茅盾、周扬、沙汀、刘白羽、周立波等一批老作家的鼓励。）

　　紧锁的大门终于被砸开，“四人帮”被抓的消息让我们两人的手双双紧握，长久，长久的。

　　邹志安小说得奖后，回到醴泉县挂职，路遥去世不久，他也走了，囿于贫困，毁于劣质烟草，燃烧于文学的炼狱中。邹志安到死不忘那年十月我怎么使劲儿砸那扇招待所的大门。

　　回到家里，刘茵大喜过望，把我好好奚落了一顿：“要不是我使劲拽着你，你的‘三年’早过了！”可不，抓“五一六”那阵子，岂止我一个人不想活了。

　　急不可耐，我又返回到王府井大街，凭票进入首都剧场。电影在放映，场内一片漆黑，鸦雀无声，不管人们怎么嘘我，我还是打听到周明的座位。

　　我和周明的关系密切，人称“四同”，即：一、陕西同乡；二、兰大同学；三、作家协会同事；四、干校“五一六”同案犯。我和周明的交情，从1953年算起，迄今半个世纪还要多，历经政治运动多，从来没有红过脸。

　　我把周明拽到剧场院落背静的一角。见我神情紧张，行动诡秘，周明大惊失色。我问：“你最近是不是骂过江青？”

　　他否认。“你明明告诉过我前些日子中国电影馆的朱珩回到大院如何抖搂江青，数说江青，揭江青的老底呀！”他只好承认。

　　“你太大意，怎么敢当着那么多的人乱说呀！事情闹大了，有人告到于会泳那里，可能对你要采取行动。”

　　周明大惊，不知所措。我说：“眼前只有一条路，我帮你买票，今晚就回陕西周至，躲在老家秦岭山上隐姓埋名，当隐士。家里的事有我，你放心好了。”

　　周明无奈，只好应诺。我催他赶快回家收拾衣物，带上钱和粮票。他站立不动，我往前狠狠地推他。快要推出剧院大门时，我冷不防在他的后背猛击了一拳，“咚”的一声，像铁锤一样重重地落下：

　　“抓起来了！就在大前天，‘四人帮’给抓起来了！乌拉！”

　　大学时，我俩选修的都是俄语。

　　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于会咏自杀了，就在我们其后复刊的《文艺报》编辑部（东四南大街礼士胡同）——原印尼大使馆的庭院里，文革时期的“于办”。

　　37年过去，又是一年十月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