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易俗社的支持、关怀与扶助，可称为戏曲史上极为罕见的事。正像鲁迅挚友，当时北京《晨报》记者孙伏园先生（鲁迅的学生，北大国文系毕业，曾任《晨报》和《京报》副刊编辑、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中央日报》副刊主编）所说：“作为一个地方戏的易俗社，能在三十八年前就受到我国文化新的旗手——鲁迅先生的关注和鼓励，就不是一件平常的事了。”

　　西安易俗社（那时称陕西易俗社）当时是在西北享有盛誉的新型秦腔剧团，以提倡社会教育为宗旨，以组织机构严密、名剧作家云集、著名演员荟萃、编演具有社会教育意义的新戏而驰名省内外。鲁迅早在辛亥革命成立临时政府教育部任佥事、科长等职务时，就对易俗社编演新戏有所了解。1924年7月，鲁迅先生和十多位教授与记者，应王捷三之邀赴西安讲学，很感兴趣地要看易俗社的戏。那时王捷三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在校时曾与“语丝社”社员、与鲁迅关系颇密切的王聘卿友好，常随其到鲁迅家与鲁迅相识，再加上在北京哲学社和傅铜（曾任西北大学校长，并与蔡元培、梁启超等合办过《哲学杂志》）的关系邀请鲁迅先生来陕讲学并充任接待。

　　鲁迅于7月14日到西安，16日晚在省府秘书陪同下与李济之、蒋廷黻、孙伏园连看了两天易俗社演出的宣传爱国主义思想的《双锦衣》上下本。这个戏的作者吕南仲先生，正好是鲁迅先生的同乡（都是浙江绍兴人）。吕南仲是位学者，也是易俗社领导人，他很敬仰鲁迅先生，所以二人畅谈格外亲切，招待也十分热情。7月18日夜鲁迅又在易俗社看《大孝传》全本。后于7月26日晚，王捷三又邀请他赴易俗社观看了高培支先生编的戏曲《人月圆》。每次看完戏，吕南仲都要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据孙伏园先生所谈，鲁迅先生对易俗社演出的节目很满意，每次看戏都有好评，而且在易俗社成立十二周年之际，为了对易俗社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亲拟并亲笔题写“古调独弹”匾额赠给易俗社。匾上除有周树人名字外还有孙伏园等其他人。鲁迅尤其认为吕南仲先生是绍兴人来编著秦腔剧本，并在秦腔中落户，很是难得。鲁迅来西安在易俗社期间除吕南仲外，时任易俗社评议长、社长李约祉先生，也很热情地接待过鲁迅。鲁迅回京后，念念不忘他在西安的青年与友人，于8月18日在日记中载：“……寄李约祉《中国小说史略》二三，……”鲁迅先生对李约祉社长盛情接待表示的谢意，说明他们间的真诚与友谊。

　　鲁迅先生不只是这次来西安讲学观戏才如此，实际上早在鲁迅先生在教育部时，就看过不少易俗社剧本，且有很高的评价，1920年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奖给易俗社的金色褒状，就与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时重视戏剧改革有关。那时由于鲁迅先生在社教司工作，也常与文艺戏曲界接触，全国各地编演什么新的好剧本，鲁迅先生总是要派人去看戏，交通不便，派人有困难，就要求剧团把剧本送教育部审阅，以便在全国各地推广。当时易俗社领导层，诸如社长、评议长、总编，都是儒林学士或清华预科学生，均博学广识，堪称历史剧作家，如易俗社先驱创始人之一孙仁玉先生，生前系前清贡生、举人、省政治讲习所斋务主任，曾兼任易俗社评议长、编辑主任和社长；易俗社奠基人、创始人之一李桐轩先生是清末关中知名学者与革命志士、清末民初省咨议局副议长、省政府顾问，曾担任易俗社社长、评议、编辑；创始人之一高培支是前清拔贡、省讲习所所长、图书馆馆长，是陕西地区最早讲授注音字母的先驱，曾先后担任社长、名誉社长、剧务主任、社务主任、教育主任、营业主任和编辑；李桐轩先生长子李约祉先生清末毕业于北京京师大学堂，先后担任陕西省女子中学校长、教育厅督察主任等职，在易俗社先后担任社长、评议长、教务主任、编辑主任等职务；易俗社有突出成就的作家范紫东先生，二十五岁以名列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入当时陕西进行资产教育的最高学府三原宏道高等学堂，又以最优等第一名毕业于该校，历任易俗社编辑主任、评议长等职；还有世界有名的水利家李仪祉先生，研究秦腔史的先驱王绍猷先生，“秦腔王瑶卿”陈雨农先生、戏曲艺术教育家封至模先生等等。他们作品丰厚，多为经典，送教育部也颇多。

　　据易俗社七十年编记事（1912.8-1982.8）载：1920年11月15日，根据陕西省教育厅转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函。本社送上新编剧本八十五种，《易俗社最近办理状况》一册，《陕西易俗社章程》一册，由教育厅转送教育部。又据1921年1月8日，陕西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训令内道：据通俗教育研究会称：该社新编剧本如《桃花三月》《易俗社》《博浪椎》《王国树》《小姑贤》《将相和》《张连卖布》等各种寓意取材各有所取，尚不失改良戏剧之本旨。……该社成立多年，成绩丰富。褒状中指出：“戏剧一道所以指导风俗，促进文明，于社会教育关系至巨。欲收感化之效，宜尽提倡之方。兹有陕西易俗社编制各种戏剧，风行已久，成绩丰富，业经呈请教育部核准，特行发给金色褒状，以资奖励。此状。中华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因此该褒状的奖给和鲁迅先生重视戏剧改革、重视易俗社有密切关系。

　　鲁迅对易俗社的关怀和诚挚，不仅仅是赠匾，务虚也更为务实。鲁迅先生来西北大学讲学，其主要目的一是想以杨贵妃为典型人物写一部反映唐代的历史文学作品；二是为了通过讲授《中国小说史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为反帝反封建斗争制造舆论。尽管鲁迅当时的经济状况并不好，来西安时还从孙伏园那里外借八十六元，发薪后才归还。但他却和孙伏园商议，毅然决然地决定把自己西安讲学酬金捐给易俗社，作为举办戏曲改革使用。鲁迅先生与孙伏园先生均将讲学奖金现洋五十元，由孙伏园先生亲交易俗社。正像他在日记中所说：“我们应该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也正像孙伏园回忆认为：“陕西地处西北，文化正落后，应大力发展新文化，新教育，新艺术，但以经费支出，碍难如愿，再因内战频繁，人民生活困难。尤其是贫苦工人为甚，因而不愿将人民的血汗结晶用在个人的花费上，这是他‘革命的爱在大众’思想的深刻体现。”这难道不是鲁迅先生对站在平民立场上的易俗社的孺子牛精神的真诚评价吗？对这样一个移风易俗德艺双馨的平民社团，鲁迅先生正当以同怀视之。

　　注：易俗社，原名陕西伶学社，1912年7月1日创建于西安，著名秦腔科班，与莫斯科大剧院和英国皇家剧院并称为“世界艺坛三大古老剧社”。该社以“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移风易俗”为宗旨，是我国第一个集戏曲教育、剧目创作和演出为一体的新型艺术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