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接触过的思想家文本中，除了庄子，没有谁比柏拉图更称得上是一位语言大师。

　　他强烈反对修辞和诡辩，但在他那一时代，却没有谁比他更善于将修辞和诡辩服务于哲学；他对史诗和悲剧的抨击极具说服力，但他对思想的表述却无一不采取了戏剧的体例……

　　这是悖论，但悖论往往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即：批评者最了解批评对象，这种了解使任何批评性话语，都隐含着批评对象的影像。于是，批评者与批评对象，看似对立，实则统一。

　　柏拉图使哲学成为思想的戏剧，其代表性的情节见于《会饮篇》。《会饮篇》应写于公元前387年-前327年之间，这正是柏拉图思想成熟而精力尚未衰退的年龄。这种年龄极易使人创造出代表性的作品。

　　《会饮篇》的“会饮”，顾名思义，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饮酒。但柏拉图记载的这次聚会，却没有将饮酒当成主要的事。这是因为，参加宴会的几个主要人物，如泡赛尼阿斯、阿里斯托芬以及主人阿迦通，还没有从上一次的豪饮中缓过神来。至于苏格拉底，则是既不嗜酒又不拒酒或者喝亦可不喝亦可的一类人。

　　这里值得注意的两个细节是，古希腊人赴宴，没有中国古人的繁琐礼仪，所谓入席就是在那里躺着或者半卧着，身体的舒适是惟一需要遵循的标准。同时，古希腊人将饮酒放在吃饭之后，这也与中国人首先“酒足”然后“饭饱”的程序截然相反。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古希腊的哲学是聊天聊出来的，而不是来自书斋的静思和书写。当然，聊天的内容之所以能成为后世广为流传的思想性文本，也不是偶然的。它主要靠了参与者超凡的复述和背诵能力。当然，那一时代人记忆力之所以超凡，并没有其他原因，主要是因了文字尚没有被充分使用。后来，文字一旦普及，人也就懒于记忆。也就是说，人类记忆能力的退化，直接源于文字这一语言记录符号的普及。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柏拉图的《会饮篇》：这是讲苏格拉底在世时的某一天，他的朋友阿迦通在戏剧比赛中得了大奖，就邀请一帮朋友到家里宴饮。参与者有斐德若、亚波罗多柔、亚里斯多顿、泡赛尼阿斯、厄里什马克、阿里斯托芬、阿尔岂比德等。这帮人决定晚饭后不再喝酒，而是按次序赞美爱神。第一个发言者是斐德若，第二个是泡赛尼阿斯，第三个是阿里斯托芬。

　　阿里斯托芬是古希腊著名的喜剧家。他在当时的地位应该与今日的赵本山类似。他的发言为后世谈论爱情提供了一个最经典的寓言，即两性之爱或同性之爱之所以如此真挚，都是因了原本球形的人被天神劈成了两半。于是他们终其一生相互寻找、相互吸引，试图重新回复到圆形的身体本身。这种讲法是十分感人的，但出自一位善于戏谑的喜剧家之口，它是否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就值得存疑了。就像赵本山小品里杜撰了一个《不差钱》的故事，并不能证明20世纪的中国人个个就果真不差钱一样。

　　如上所说，第三个发言人是阿里斯托芬。但不巧的是，当时阿里斯托芬正在打嗝。关于他的打嗝，《会饮篇》里有如下的记述：

　　说话的次第轮到了阿里斯托芬。不知道是因为吃得太饱了，还是因为旁的缘故，他碰巧正在打嗝，不能说话。他只好向坐在次一位的厄里什马克医生说：“请你帮点忙，大夫，或是设法止我的嗝，或是代我说话，等我复原再说。”厄里什马克回答说：“好，这两件事我都替你办。我代替你的轮次，到了我的轮次，你再说。现在我说话的时候，你且忍一口气不呼吸，打嗝就可以止；若是不止，你就得吞一口水。如果这样办，打嗝还很顽强，你就得拿一件东西戳一戳鼻孔，打一个喷嚏，这样来两回，无论什么样顽强的打嗝都会停止的。

　　引文中的厄里什马克是苏格拉底时代著名的医生。关于如何制止打嗝，他在这段文字中提供了三种方法：一是忍住气不呼吸，把打嗝给憋回去；二是吞口水，将气理通顺；三是拿东西戳鼻孔，打一个喷嚏解决问题。这些办法到今天同样适用。

　　由于阿里斯托芬在打嗝，他顺势将发言的机会让给了坐在身边的厄里什马克。这里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如果阿里斯托芬从此一直打嗝，并因此彻底错过了发言的机会，将会怎样？显然，一个可能的后果是，后人可能永远无法知晓这个深情款款的爱的神话，也因此使关于爱的论证缺失了一个最重要的论据。当然，后来的基督教在其《圣经·创世纪》中也写到男女的一体性，即上帝用亚当的一根肋骨制造了夏娃，但这种关于两性的神话，明显在主张男女平等的当今时代是不适宜的。

　　人喜欢历史，往往就是用历史中的某一事件或某种说法，为后世的行为和观念建立典范，或者为某种理想寻找根据。这样，如果说两性之爱，没有人像阿里斯托芬说的那样美，那样浪漫，那么，如果当时这位喜剧家一直打嗝不止，一切将会是不可想象的。也就是说，失去了这个伟大的爱的寓言，似乎一切爱，将失去理由，或者起码将难以如此具有说服力。

　　所幸的是，就在厄里什马克发言结束的那一瞬间，阿里斯托芬的嗝声停止了。它停的如此适当其时，使一种行将胎死腹中的语言发生了命运的逆转！——他因嗝声停止而说，因说而留下一笔精神遗产，因留下精神遗产而不朽，更因不朽而将生之幸福带向超越生命局限的永远。于是嗝声戛然而止之时，成了不朽的幸福之幕开启之时。

　　关于瞬间之于人的意义，历史有时候是惊人相似的，但惊人相似的历史却往往又导致了当事者命运的截然相异性。有时候，这个瞬间会铸成幸福，有时候也会铸成不幸，更多的时候则会因悄无声息地错过而铸就一生的平庸。举例如下——

　　今天看单位内刊上一位老先生的回忆录。这位老先生50年代中期从苏联学成返国，正好赶上“反右”运动。当时，这位热血青年根本不知道国内的政治气候，于是第一次参加政治会议就大鸣大放。结果可想而知，等于一回国就有一顶右派帽子等着。

　　前段时间读另一位老人的自述。说那一时代揪“右派”分子，各单位都有指标。一天，单位开会“推选”“右派”，大家盯得紧，一上午一无所获。最后，一位参会者闹起了肚子，不得不上了厕所。而就在他如厕的几分钟之内，单位的“右派”也就推选出来了。

　　以上两个事件，因为离奇而显得荒唐，但也正是因为荒唐而使那段历史富有戏剧性。有时，历史或人的命运往往就决定于那个短暂然而致命的瞬间。这个瞬间可能因为凝聚了冥冥中无法言传的神力，而使人生成就一段传奇。

　　阿里斯托芬，并没有因为他的打嗝而错过以言谈为后人记忆的机遇，所以他是幸福的。上面的两位“右派”因为那个致命的瞬间而遭遇半生坎坷，所以他们是不幸的。瞬间作为一个节点，一个分界，让人沿着命运的岔道，一个向东，一个向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