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身上的这种“损己利人”，虽然在当下还只是一种超越性道德，并不能成为人人都能达到的道德境界，但却应该为人人所景仰，所追求。如果在道德追求上“取法乎中”甚至“取法乎下”，那这个社会的精神就会滑坡。

　　《为了忘却的记念》手稿

　　鲁迅手书《自题小像》

　　1956年10月25日，在北京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21号鲁迅故居原址扩建的鲁迅纪念馆，被文化部命名为鲁迅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个馆被命名为博物馆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馆内收藏了大量鲁迅本人和同时代人的文物典籍。这里的每一件文物都在无声地诉说着鲁迅的崇高精神，春雨般地滋润着观众的心田。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开馆前曾参观鲁迅故居。他说：“鲁迅故居虽小，意义和价值不小。”

　　一篇爱国主义的誓词

　　鲁迅博物馆保存了一份鲁迅手书条幅：宣纸，高61厘米，宽33厘米，手笔竖书，共五行。内容是七绝《自题小像》，落款题识为“二十一岁时作，五十一岁时写，书时辛未二月十六日也。”下书“鲁迅”二字并钤印。辛未年即1931年。原诗是：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古人说：“诗无达诂。”长期以来，对这首诗每一句的含义，以及很多关键词都有不同的理解，但主要的分歧在两处：一，本诗的写作时间；二，“神矢”的典故究竟是表达个人的爱情境遇，还是对祖国人民的感情。

　　本诗写作时间有“南京求学期间”与“日本留学期间”两说。持第一种观点的人主要依据鲁迅本人所说的“二十一岁时作，五十一岁时写”。鲁迅生于1881年，按前人用虚岁计数年龄的方法，二十一岁应为1901年，其时他还就读于南京陆师矿路学堂。但研究者普遍认为，这首诗写于鲁迅留学日本时期，大体上是1903年。理由是：一，前人计算年龄方法比较复杂，有时按虚岁，有时按足龄；有时用旧历，有时用新历；有时用干支，有时用公元。题写诗作时，前人又喜用“戏墨”，为了行文对称，有时并不拘泥于准确时间。比如鲁迅1929年得子，其时虚岁49岁，但鲁迅在跟海婴的合影上题写的却是“海婴与鲁迅，一岁与五十”。与此相类，这首诗题款上的“二十一岁时作，五十一岁时写”也是为了行文对称，并不是确指。实际上，“二十一岁”是实龄，“五十一岁”是虚岁。二，最先披露这首诗的是鲁迅挚友许寿裳先生。他明确指出，这是鲁迅1903年三四月间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断发明志之后的励志之作。这一说法得到了鲁迅二弟周作人的首肯。三，根据鲁迅留日时期填写的一些履历表，他都把1903年计算为21岁。这些档案资料更是鲁迅计算年龄方法的确证。

　　对于“灵台无计逃神矢”一句主要有两种解释。“神矢”指古罗马神话中爱神丘比特（Cupid）的箭。鲁迅在白话诗《爱之神》中描绘了丘比特的形象：“一个小娃子，展开翅子在空中，一手搭箭，一手张弓。”谁被他的金箭镞射中，谁的心中就会立刻燃起爱的烈焰。对这句诗通行的解释是：鲁迅在日本受到反清民族民主革命潮流的影响，激发起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但有人提出了一种“婚姻说”，认为“无计逃神矢”是逃不脱封建包办婚姻的束缚。这种见解是很难站住脚的。理由是：一，鲁迅被迫与山阴朱安女士结婚是1906年阴历六月初六，其时鲁迅实岁25岁，虚岁26岁，无论如何跟“二十一岁时作”对不上号。二，鲁迅的包办婚姻是他内心的隐痛。他除开在1919年发表的《随感录四十》中，借一位不相识的少年寄来的一首诗，批判过“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此后从来没有任何公开表露。但1903年至1932年这三十年间，这首七绝鲁迅却先后题写过至少五次，受赠者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有关系深的人，也有交情浅的人。以鲁迅的性格，他决不会不择对象，絮絮叨叨，像祥林嫂那样反复向人倾诉自己婚姻的不幸。

　　总之，我认为，鲁迅的七绝《自题小像》奏响的是高昂的爱国主义旋律。正是沿着爱国主义的阶梯，经历了医学救国和文学救国的转变，他最终攀登了时代精神的巅峰，被中国广大民众誉为“民族魂”。

　　天马行空的创新精神

　　鲁迅的日文藏品中，有一册自己装订的剪报合订本：32开，166页，灰色硬纸封面，绿色书脊，内收日文翻译的果戈理、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的小说十篇，被名之为《小说译丛》。这册剪报中就有给鲁迅小说创作以重要影响的果戈理的《狂人日记》。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说：“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果戈理的同名小说只是描写一个九品文官普里希钦的变态心理。而鲁迅的《狂人日记》则暴露了中国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文末的“救救孩子”并非个人的呼救之声，而是呼唤中国民众挣脱封建桎梏和精神枷锁，从而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这就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和超越。

　　鲁迅在《〈苦闷的象征〉引言》中说：“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鲁迅的文化活动始终都贯穿了勇于创新的精神。在小说创作领域，他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中的十多篇小说在形式上都有新的探索，他的杂文既继承了中国古代杂文和西方“随笔”的传统，又融入了诗和政治的因素，成为了一种全新的现代散文体裁。他倡导的新兴木刻，既择取了中国遗产，又融合了西方木刻的“新机”，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之路。鲁迅的创新精神，值得各条战线为中国现代化而探索和拼搏的人们共同借鉴。

　　大海般的包容

　　鲁迅藏书中有一本《茑萝集》，上海泰东图书局1923年10月初版，创造社辛夷小丛书之一，内收小说《血泪》《茑萝行》，作者郁达夫。封面题签为：“鲁迅先生指正，郁达夫谨呈，十二年十一月”。民国十二年即1923年。“十一月”，说明此书刚出版，鲁迅就成为了第一批受赠者。

　　众所周知，主张文学为人生，并改良人生的鲁迅，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前期创造社，在文艺观上存在着明显分歧；跟后期创造社又发生过激烈的笔战。鲁迅跟创造社骨干郁达夫性格、气质、文艺观点、创作风格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性格气质方面，鲁迅坚韧峻急，不惧惮生活的风沙和灵魂的粗糙。郁达夫虽然有时也呈现出个性刚毅的一面，但在外来攻击面前常常表现得神经纤细，异常脆弱。鲁迅生活态度十分严肃，宁自虐而不放纵，而郁达夫则作风浪漫，甚至伪装颓唐。在人际交往上，鲁迅跟郁达夫的爱憎好恶有时截然相反。比如，鲁迅十分憎恶“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乃至扩大打击面，把丁西林、李四光、陈翰笙这样的进步学者都视为“论敌”。郁达夫却跟“现代评论派”成员保持着良好关系，并一度希望创造社能跟《现代评论》合作。鲁迅特别反感徐志摩的诗作，而郁达夫跟徐志摩在杭州府中学同班又同宿舍，两人感情甚笃。鲁迅承认，“对文学的意见”，他跟郁达夫“恐怕是不能一致的”。比如郁达夫认为杜甫律诗的创作成就超过了他的古体诗，而鲁迅则认为杜甫的律诗尚可模仿，而其古体风力高昂，无法企及。尽管存在以上差异，但因为在文化战线上奋斗的大目标相同，鲁迅仍然跟郁达夫保持了长久的友谊。这本赠书就是他们友谊的证物。

　　当然，鲁迅的包容并不局限于待人接物，而主要表现在他文化活动的始终。他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提出一个文化择取的纲领：“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

　　这就是大海般的襟怀！在《随感录四十一》中，鲁迅援引了哲学家尼采的名言：“真的，人是一个浊流。应该是海了，能容这浊流使他干净。”又自己发挥道：“纵令不过一洼浅水，也可以学学大海，横竖都是水，可以相通。”

　　“损己利人”的道德

　　鲁迅先生无意保留手稿，因此鲁迅手稿弥足珍贵：鲁迅杂文将近800篇，现存手稿仅170多篇；小说33篇，手稿仅存8篇。有幸的是，鲁迅著名杂文《为了忘却的记念》手稿15页，现完好地珍藏在北京鲁迅博物馆。

　　该文有一段对革命烈士柔石的评价：“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在鲁迅看来，人的精神境界是分为层次的。最低的层次是损人不利己，如盗寇式的破坏——强盗放火烧穷人的茅舍，不讲公德的人随意毁损公物，大体可以归入此类。等而上之的是损人利己——这是古今中外一切剥削压迫者奉行的道德。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人倡导人我两利的道德，即所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但在天平的两端上，“人”“我”这两块砝码又很难做到绝对均衡。所以，柔石践行的“损己利人”的道德，在鲁迅看来是最高境界的道德。鲁迅本人践行的也正是这种道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以为快活。”（《两地书·第二集》）。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甘为泥土，甘为人梯，甘为崇楼广厦一砖一石的精神，体现的正是这种损己利人的精神。总之，任何社会要想进步，都需要有一批甘愿“损己利人”的傻子。

　　鲁迅和柔石身上的这种“损己利人”的道德，虽然在当下还只是一种超越性道德，并不能成为人人都能达到的道德境界，但却应该为人人所景仰，所追求。正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如果在道德追求上“取法乎中”甚至“取法乎下”，那这个社会的精神就会滑坡。

　　作为博物馆，其核心价值是广泛征集并妥善保存相关文物，深入挖掘文物的精神内涵，在展示和宣讲过程中使观众受到熏陶和启迪。鲁迅博物馆也应该与时俱进，不断追求文物的精神性和内向度，使博物馆成为一处净化人心、安顿人心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