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现场
2022年9月23日，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内蒙古文联主办，内蒙古作家协会承办的郭雪波长篇小说《摇篮旁的额吉》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内蒙古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冀晓青出席活动并致辞。内蒙古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闫艳，内蒙古作家协会秘书长丛龙瑞，以及梁鸿鹰、何向阳、徐坤、胡平、曾镇南、叶梅、柳建伟、陈福民、杨庆祥、额尔敦哈达等评论家、作家，该书作者郭雪波与责任编辑史佳丽、俞胜参加研讨。研讨会由《中国作家》主编程绍武主持。
郭雪波长篇小说《摇篮旁的额吉》发表于《中国作家·文学版》2021年第11期
郭雪波长篇小说《摇篮旁的额吉》由作家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遭遇严重自然灾害，全国粮食供应缺乏，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几十个孤儿院里，孤儿面临粮食不足的威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主动请缨，将三千多名南方孤儿接到大草原。长篇小说《摇篮旁的额吉》正是以此为背景进行创作的，作家郭雪波经过4年半的调查采访，搜集整理“人民楷模”草原额吉都贵玛等英雄母亲的感人事迹，用文学的形式再现了草原母亲接纳三千孤儿并在困难环境中抚养他们茁壮成长的故事，讴歌了草原母亲的爱与伟大，展现了中华民族血浓于水、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精神与力量，谱写了一曲生生不息的民族史诗。
施战军致辞
施战军谈到，面对重大历史题材，如何以文学的方式进行艺术化加工和处理，对每个作家而言都是考验。《摇篮旁的额吉》聚焦“三千孤儿入内蒙”这一历史事件，时间跨度从1945年到1980年代，作家郭雪波并没有就“历史”而写“历史”，而是将历史事件与人物命运相结合，共同融入整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一般都比较突出展现民族风俗和特色，但在《摇篮旁的额吉》中，作家并没有过多地强调民族特色，而是将少数民族地方元素与当地社会生活共同融入人物故事发展之中，并且注重与“历史”连结，与中国命运连结，所以，民族共同体意识自然而然就注入到了小说里。此外，由于《摇篮旁的额吉》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作家不是在虚构的基础上继续虚构，而是在真实之上扩容历史与生活，由此便形成了历史、虚构、诗意的审美设置，建构起极具张力的文学空间，这就使得作者笔下那段历史更真切，更有震撼力和感染力，作家的这种写法为历史题材的书写提供了新的启示和可能。
冀晓青致辞
冀晓青表示，这些年来内蒙古文学事业锐意进取，焕发出新的气象，展现出新的作为。特别是2019年以来，中国作家协会对内蒙古作家协会实施了文学创作三年帮扶计划，给内蒙古文学事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一批又一批内蒙古作家创作出大量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学作品。郭雪波正是其中的代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始终怀着对文学执着深挚的热爱，不断在内蒙古大地上寻找新的写作资源，以文学的方式捕捉内蒙古发展的变迁与脉络。《摇篮旁的额吉》在主题提炼和人物塑造方面都呈现出新时代的精神特质和高度，是一部以内蒙古精神的宽阔景观，热烈回应时代重大关切、深情记录民族团结壮举的优秀长篇小说。
在中国散文学会会长、《民族文学》原主编叶梅看来，《摇篮旁的额吉》是一部书写重大题材的优秀长篇小说，它进一步证明了内蒙古人民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厚爱，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同时，面对重大题材，作家并没有“正面强攻”，而是从一个小家庭切入，塑造了一系列饱满的人物形象，较好地处理了真实性与艺术性的关系，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可读性。
《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透过长篇小说《摇篮旁的额吉》，看到了作家郭雪波整合、重新描述内蒙古历史，传承内蒙古文化和精神的努力。该作立意高、格局大，有一种宏阔的历史观，不仅写了20世纪60年代初“三千孤儿入内蒙”这一事件，还写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各民族人民同仇敌忾的历史。在书写蒙古族发展的历史上，除了勇气、信心和坚韧之外，其强大的生命力还来自于它的仁慈和爱的传承，而《摇篮旁的额吉》将蒙古族仁慈、友爱的精神文化传统都写了出来。
文学评论家曾镇南认为，民族团结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历史概念和文化概念，如果没有历史上几千年以来各个民族的互相融合，民族团结和各个民族互相融合形成中华民族的统一文化也就失去了历史依据。郭雪波的《摇篮旁的额吉》将复杂的历史事件与内蒙古人民的民族风格和特色相结合，在张弛有度的叙述中，体现了作者开阔包容的历史观。
作家如何进行主题创作？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认为，在写作长篇小说《摇篮旁的额吉》的过程中，郭雪波并未受困于“主题先行”，而是将历史作为小说的背景，调动作家自身全部的人生阅历和创作经验，在铺陈大量生动形象的细节和展示内蒙古民族特有的草原文化的过程中突出主题，实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
《小说选刊》主编徐坤谈到，《摇篮旁的额吉》是一部主题出版兼具个人化写作风格的优秀长篇小说，它以丰沛的情感、深沉的大爱、细腻的笔触、丰富的细节，尤其是扎实丰满的心理描写，歌颂了平凡而伟大的母爱，构筑了一部气势恢宏的民族团结史诗。
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感动人，只因为它写出了普遍的人性，在中国作协创研部原主任、评论家胡平眼里，《摇篮旁的额吉》歌颂母亲，书写人间大爱，很能引发读者共鸣。同时，书中塑造的多个母亲形象，也为内蒙古文学提供了新的人物群像，这是作家对内蒙古文学的贡献，也是对中国文学的贡献，通过这本书，读者不仅能看到内蒙古人的勇猛和豪爽，也能看到温暖深沉的大爱。
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作家柳建伟注意到，《摇篮旁的额吉》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其他动物的关系，呈现出生态文学的某些面貌。谈到影视改编，柳建伟认为，该作结构宏大严谨、人物形象独特饱满、情节一波三折、语言特色鲜明，而且较好的处理了历史与现实、时间和空间的关系，这些都为作品影视化提供了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陈福民，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以及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额尔敦哈达都谈到，《摇篮旁的额吉》具备史诗性和传奇性的同时，也显示出作家郭雪波处理历史题材的开阔视野和写作雄心，《摇篮旁的额吉》不仅仅是一部主题小说，它着重思考了为什么是内蒙古人民接纳三千孤儿，书写了内蒙古人民深厚的人间大爱和绵延不绝的精神传承；而且，作家将这一历史事件融入内蒙古人民和国家命运中，在此历史架构上，“拯救孩子”就成为一种“国家行为”，更为合理，也更为感人。通过这部长篇小说，作家试图寻找草原文明内在性的精神力量，这是最为独特的地方。
《摇篮旁的额吉》作者郭雪波
郭雪波在总结时坦言，他是体验派作家，没有自己的体验很难写出作品，关于孤儿题材的写作难度很大，为什么选择这个题材？跟他的母亲有关。长篇小说《摇篮旁的额吉》以“额吉”命名，在蒙语中，“额吉”就是母亲的意思，他想用这部小说写出母爱的伟大，写出中华各民族所有的母亲身上那种共通的母爱：怜悯、仁慈、博爱，胸怀宽广。一部作品的产生必须有生活原型，在充分认知生活原型的基础上作家才能发挥创作的想象力，郭雪波表示将继续深入生活，扎根内蒙古大地，贡献出更多具有内蒙古特色的文学作品。
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