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有媒体以“文学要良心，批评需诚意”为题，报道了第二届《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颁奖典礼暨“创作与评论如何良性互动”作家、评论家对话交流座谈会的消息，并选发了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对国内文学创作和评论现状的看法发言。

　　目前国内的批评生态，是怎样一种情形？评论家和作家之间，是冤家或死党，往往凭喜好或利益往来。口诛笔伐一定交恶，红包公关必然结盟。自由对于评论而言，只是相对的解放，掷地有声的评论必须富含诚意，建于清晰、理性的文学逻辑之上。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座谈会中作家叶辛的发言，专门谈文学批评的真诚原则。叶辛认为：一个好的作家实际上也是愿意听到对自己作品比较真挚的评价和批评。有时候一个不当之处指出来，让我们受益很久。有些作家一旦成名后批评就更少了，大家不愿去批评。作家杨沫在写完《青春之歌》后无法写出更好的小说，其实，她也希望得到真挚的批评。老一辈的批评家，不仅有对文学的真诚、对作品和作家的真诚态度，其自身也拥有让人崇拜和敬佩的人格力量。

　　我们知道，对文学艺术之争，中国人向来关起门畅所欲言，眉飞色舞，但切勿公开。一旦公开了，大家面子上不好交代、不好混。这种圈内的潜规则，众人也早已经熟悉了。文学魅力的久暂、阅读趣味的差异、作者之间的好恶，复杂而微妙。而如果在文学批评中，讲一些真话，则往往容易招致是非，得罪他人。所以，评论者要永远写令人愉快的吹捧，永远不要写令人愤怒的批评。当我们讨论一名作家或一位无名作者的作品时，这一规则可以忽略不提，但如果编辑要求你为某个对象写1000字的客观而真实的评论，而此人又是一位颇受赞誉的知名人士时，那你一定要想方设法赶快推托逃避。要知道，持有公认观点的拥护者们已经花费了经年的工夫来培育他的声誉。那么，一篇令人气愤的批评，它所攻击的就不仅仅是一位受人爱戴的可敬人士了，它攻击的是许多拥护者长期以来一笔实实在在的投资……所以，在如今文学批评圈中各种潜规则盛行的情况下，要冲破这些世俗桎梏，提倡在艺术批评上讲真话的这种精神，的确难能可贵。

　　在文学评论中，中肯的批评，有价值的批评，应当是富有热情，从一个独有的观点写出来的。而这观点却又必然是能够打开较为广阔的视野的，这种观点是井然有序的个性表现，也就是说，批评家必须具有一种真率的品质，并能够忠实地表现自己的性情。没有性情的批评家，是谈不上文学艺术批评之事的。所以，在真实的、真诚的文学批评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性情，这种性情就是对待文学艺术批评的真率的品质，真诚的精神态度。

　　而在当今文坛，当今读书界，我们是很难再去觅求这种充满了批评家的热情、真实、真率和真诚的批评了。作家、评论家陈冲曾谈到：“我想写一篇文章叫《批评家的职业伦理》，目前，很多评论家四处参加红包研讨会，等于评论家让作家养着，当批评不成为一种职业时，如何去谈职业伦理？”这种文坛上所谓的“红包批评”是指：批评家在选择和评论作品时，往往很随意，拿了对方的红包，就顺着作家说话。这种为金钱而创作、为红包而批评、为钞票而叫好的现象，已经成为当前阻碍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发展的一个症结。另外，在我们的读书界、书评界也是这样。比如，为了某些人情关系，以评论的名义变相帮人做广告、搞推销的广告书评、红包书评、人情书评不少，这些批评，不仅缺乏生存空间，而且也日益让读者厌恶唾弃。

　　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恰巧看到6月8日上海《新闻晚报》上介绍国外文学批评家对文学大师乃至世界文豪的批评：“当一位作家进入经典的殿堂，一个批评家冲进去试图把他重新拉出来。这样的冲动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就好像烧烤祭坛上的神牛一样。”在国外，马丁·艾米斯就曾批评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为“就好像你最难以忍受的长辈前来造访，喋喋不休地自吹自擂，没完没了地回忆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安东尼·伯吉斯也曾发泄他对《悲惨世界》的厌恶：“呆板无趣，离题万里，多愁善感，情节离奇，充满说教和闹剧。”与之对照，我们国内的文学批评家在尖锐、犀利、深刻、直率、坚持原则、不盲从附和等方面，究竟有多么大的距离和不足呢？

　　文学批评，需要一种伦理。真率、真实和真诚，是其中的元素。没有这些元素，文学批评就失去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