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驱动中国’这个题目很有意思。不单单一个民族是故事在驱动着，整个世界都是故事在驱动着。一个耶稣诞生的故事，一个穆罕默德诞生的故事，一个释迦牟尼诞生的故事，恰恰是这3个故事推动着合乎规则的世界转动，这是世界的本质也是故事的本质。”在由法兰克福书展、德国图书信息中心主办的“故事驱动中国”大会上，著名作家刘震云发表了题为“讲故事的艺术”演讲，和现场观众分享他对于故事、文学和电影的思考。

　　文学是一种思考的乐趣

　　读刘震云的作品，我们会发现其每部作品思考的都是哲学道理，比如说《一地鸡毛》讲的是大和小的概念；《我不是潘金莲》讲的是芝麻怎么变成西瓜，蚂蚁怎么变成大象的故事；《温故一九四二》思考的则是一个民族对待苦难的态度。“我认为文学是一种思考，而这种思考更是一种乐趣。”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来传递这种观念。

　　刘震云说自己的作品《一句顶一万句》是在讲一种区别，即有神社会和无神社会的区别。“中国人的孤独和西方人的孤独是不一样的，西方人的孤独是倾诉之后，而中国人的孤独是无处可倾诉。”刘震云说，“该书的法文版、英文版、韩文版等版本的译者，均建议其以后作品人物有名有姓的不要超过5个人，像这本书中刻画的人物有名有姓的多达百人”。他笑着打趣说：“他们确实忽略了我们民族的人，在世界上是最多的。”

　　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跨越国界？在刘震云看来：感人的、人性的故事。他说，民族和民族之间确实有很多差异，但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比如爱和恨的问题上，肯定所有人都是一致的。因此，感人的、人性的故事是可以跨越民族、语言，在全世界得到传播。

　　写实不存在于文学中

　　从最早的新写实主义小说《塔铺》《新兵连》，再到“故乡”系列、《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等，刘震云的作品也在发生着改变。在他看来，这是缘自创作过程中所遇到的机缘，“作者在创作中相同的地方，就是首先都会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世界上任何一个作者都概莫能外。接下来，会离开自己，试图走得更远。但转了一圈后发现又回到自身，这个自身跟他一开始写的自身已经是非常不一样的。看似这个圈是转回来了，但其实早已转到了另外的地方”。

　　“写实，在文学中永远不存在。”刘震云提出自己的观点，对此，他阐释道：“如果你写的生活跟窗外的生活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作品就没人看。最大的不一样在于你对生活的理解。细节可能还是窗外发生的细节，但你的理解会跟窗外的非常不一样。”

　　刘震云认为，写作最重要的是作者对待文学和生活的态度。“有两种作者，一种作者是他个人的风格会越来越明显，作品中的自己越来越突出，如托尔斯泰、马尔克斯等；还有一种作者写得越来越没有自己了，自己的身影不见了，我们记得的只是他的作品。”他坦言自己喜欢的是后者。

　　谈及未来创作，刘震云表示，“我想写《我不是西门庆》。除此之外，我还特别想写一个小人物，那就是30年前《一地鸡毛》中的小林，我想为读者展现的是，经过30年的沉淀，小林是如何变成老林的。”刘震云试图通过自己笔端人物的变化成长历程讲述中国社会30年所发生的变迁。

　　真实最幽默

　　很多人将刘震云定位为“很幽默”，对此，他说：“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中国说话最绕的人。其实我却是中国最不幽默的人，因为中国的生活太幽默了，所以才有最不幽默的人显得很幽默的说法。绕到最后就是一句话，真实最幽默。”

　　“我不是个著名的编剧。我小说写得还好，但我为数不多的几个剧本写得非常差。”刘震云如此回应现场对于自己“著名编剧”的称谓，“我觉得最差是因为我把写剧本当做写小说”。为此，他以《温故一九四二》为例，“电影拍摄期间，冯小刚导演最大的苦恼是剧本里老是出现8个字‘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把这个场景展现出来，要花很多钱。制片主任不敢见我，一见我就疯了。另外，剧本写得太长，拍出来的素材能剪10个小时。但影院对冯小刚这样大牌的导演，同样要求不可以超过两个半小时。最后我跟冯小刚说，下次写剧本的时候就用两页纸”。

　　我们常说电影从文学中吸取营养，但在刘震云看来，“文学也从电影中吸取了很多营养。电影跟文学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故事和人物，而在于时间。电影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把人物和故事背后的见识讲出来，这和用20万字写出来是非常不一样的。它要求对话要非常的精粹，如果把这一点搁到自己的小说创作里，小说质量会有极大地提高”。（见习记者 李婧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