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经历了苦难，但又不愿意被苦难所击倒所同化，变成黑暗的一部分。他们将诗歌作为一种精神寄托、一种与现实环境抗争的手段，努力以诗歌的方式为打工者寻找光明，用诗歌来探寻世界的意义。诗歌对于打工诗人来说，不是获得现实人生成功的工具，而是来自心灵深处的需求。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与推进，数以亿计的农民涌进广东珠三角打工，出自打工者之手的打工诗歌开始涌现，且形成了相当的规模。打工诗歌由于真实、生动地还原了进城农民谋生的历史现场，记录了打工者的生存方式与精神状态，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折射出了国家、民族的变革而具有特别的价值与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来自草根阶层的打工诗人正是以诗歌的形式来书写、展现着他们的中国梦：他们固然有无尽的痛苦与苦难，却并未被苦难淹没，而是积极向上、奋力拼搏，表达出要求平等、希望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正当愿望，这种积极进取、追求平等的现代人格正是我们的民族精神在急遽变革的时代的新变。

　　一直以来，我们较多地关注打工诗歌对单调的流水线对打工者这一弱势群体的压迫与异化的表现，但事实上，在这些诗歌中，我们同样也能看到打工者的坚韧与尊严，他们对于现实不公的抗争，他们坚守自己的人格与自尊，并且希望得到社会的理解与认同。打工诗人对劳动有着积极的认同，并且从中体会到做人的尊严，“你为这个城市的建设，搬运过3298吨钢筋”（陈忠村《城市的高度我无法测量》），“这也是我的北京/这里的繁荣，也有我的一份”（郁金《今夜的北京》）。打工诗歌张扬着有拼搏才会有未来的信念。诗人许强鼓舞打工者要坚定信念，向苦难的命运宣战：“我的兄弟姐妹只有信念才是不竭的骏马/带你脱离黑暗奔向无尽的前方/南方不相信眼泪。那就让我们像沙漠中的/仙人掌一样 长出叶刺/刺向现实这个无情的对手吧”（许强《为几千万打工者立碑》）。在南方打拼多年的罗德远在默默耕耘的蚯蚓那里找到了共鸣，将之称为自己的“兄弟”，表达了诗人面对苦难时不屈不挠的可贵精神：“你没有了脚 便试着匍匐前进/失去了手 索性用头颅耕耘”（罗德远《蚯蚓兄弟》）。他们相信只要坚持，永不放弃，就能克服困难，实现自己的梦想：“请不要鄙夷我这份执著的向往……不想让沙尘埋住的意念/使我一次次让血液沸腾/我要流向远方/远方的海洋/来表达自己对梦想的执著追求”（张连敏《一条不知疲倦的河》）。最可贵的地方还在于，打工诗歌表达出了强烈的公民意识和平等意识，在孙文涛的《“站住，把你的暂住证掏出来！”——97年的一天，首都西客站》中，当诗人受到警察的审查、盘问，并没有滋生怨恨、报复的情绪，而是以理性的态度申明自己作为中国公民的公民权：“并且，我还不得不告诉您——/我只能和必须/生在中国、活在中国、死在中国/永远居住！——/中国的每块石头/都铭刻着我本土劳动者/坚如磐石的法律地位”。

　　打工诗歌所呈现出的公民意识与拼搏精神让我们感动，这其实源于打工诗人在艰苦的打工生活中以自己的努力与拼搏开拓出另一种人生向度，诠释着中国梦的内涵。打工诗歌的写作者大都没有固定职业，没有固定的住所，没有体制可以依靠，与许许多多打工者一样，打工诗人承受着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所带来的痛苦，迁移到城市之后却不被接纳，被当作“三无人员”备受歧视，饥饿、漂泊、流浪是他们生活的常态。但不可否认，打工诗人又是打工者群体中的知识者与思想者，他们经历了苦难，但又不愿意被苦难所击倒所同化，变成黑暗的一部分。他们将诗歌作为一种精神寄托、一种与现实环境抗争的手段，努力以诗歌的方式为打工者寻找光明，用诗歌来探寻世界的意义。诗歌对于打工诗人来说，不是获得现实人生成功的工具，而是来自心灵深处的需求，郑小琼、许强等打工诗人都在诗歌中寻找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并自觉构建起打工诗歌的文化圈，替打工者发出声音。郑小琼在每天超过十二个小时的工作强度下仍然坚持写诗，她的诗作得到挑剔的批评家的认可，并且获得了人民文学奖，成为打工诗歌的代表性诗人。许强与几名打工诗人发起了打工者自己的诗报《打工诗人》，并且编辑出版了《2008中国打工诗歌精选》《2009－2010中国打工诗歌精选》。可以说，打工诗人作为打工者群体中的知识者和思想者，他们普遍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为打工者群体代言的愿望和动力，因此他们能够超越一己之利益，将触角伸向同类，去关注农民工这一群体。

　　打工诗歌所张扬的打工者虽处底层但仍积极进取的拼搏精神，促使我们反思，如何深化改革，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尽快改变以城市和权力为轴心分配资源的现状，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从而使每个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更美好的未来。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实现民族富强、国家昌盛的中国梦！

　　（作者为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全国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级研修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