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陈忠实、阎纲、雷抒雁、周明、张同吾，二○○九年三月摄于西安。 阎纲供图
阎纲赠送雷抒雁的自制卡片
雷抒雁在《母亲》一诗中说：“在所有的词里我最怕‘失去’”。我们“失去”抒雁，我现在纪念他。回首往事，抒雁就会复活。
“解放思想”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几乎同时，山寨版的《今日》创刊，诗坛大爆炸，诗歌大解放，《诗刊》1979年3月号上发表了北岛写于两年前的《回答》。
又几乎同时，雷抒雁在《空气》里欢呼：“快把窗户打开，快把窗户打开！/让新鲜的空气进来！”呼吁开放和引进。
6月，《小草在歌唱》急就于8日的曙光中，“小草”“打开”冰封的心窗，问天理、问法律：“法律呵，/怎么变得这样苍白，/苍白得象废纸一方”；问良心、问正义：“正义呵，/怎么变得这样软弱，/软弱得无处伸张！”再问：“这是为什么？”
诗人的义愤指向当朝也指向自我，向自己的党问责而且向党员的“我”痛自谴责，电击一样地震人！
掌声如潮，诗人声名鹊起。
我前往北太平庄《解放军文艺》宿舍向抒雁表示祝贺。我盛赞他发现“小草”这一意象符号的义愤和才情，称道一个共产党员难得的忏悔和发问，抒雁起立，立正，向我致军礼。
《小草》的历史价值，是在“朦胧诗”的“爆炸”中，突破“颂圣文化”的枷锁，掀掉“吃人的宴席”，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从而推进敬畏天人的诗界革命。
《小草》的成功，使雷抒雁对于诗歌的复归人性、同时解放诗歌形式等方面的自觉进一步强化。
三中全会后，我写了不少文章，主要就“文学的解放”发表议论，认为：坚冰已经打破，文苑盛况空前，分歧也随之出现。“诗歌大爆炸”和“朦胧诗”的被质疑，唤醒了苦难深重的草民。人们激赏其大胆叛逆的精神之余，对其象征主义的认知方式和开放式的散射结构感到陌生甚至产生抵触情绪。充斥于报刊的所谓诗，仍然是概念化的老调式。
1979年7月3日，歌唱《小草》的20多天后，收到他的一封很长的信：
阎纲同志：您好！
您在关于长篇小说创作的文章中，谈到了那些没有创见、没有个性的作品，“就是严格意义上的非艺术品”！这说得很对。其实，岂止是长篇小说，一切艺术品都是如此。
关于诗，我以为解放的步子太小了。我想了想，问题恐怕不仅仅在于敢不敢说真话。现在不是有许多诗在说真话吗，为什么反响仍不强烈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缺乏表现力，写的造作、拉杂、肤浅，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许多诗不是大白话，就是顺口溜。我想，要打破这种局面，诗人必须放开眼界，来点“引进”……至于一些人把消极的情绪塞进去，或者写的（得）晦涩，那是有作者自己个人原因的。
关于古典诗歌。……对于新诗的构思和结构都很难提供镜子。
关于民歌。对艺术长河来说，它是源，是上游。而正因为是上游，才显得细弱。一些大的，深沉的东西，用民歌显然是不大好表现的……
关于比、兴。把此二法就说成是“形象思维”，我不同意。
关于读者。……我们的读者真的接受不了外国的表现手法吗？不见得。……你在文章中说到一些长篇作者抱怨读者“眼头高”，这是必然的。近来发表的一些诗作，包括艾青和一些青年作者的作品，已看出了对意象派表现手法的运用，同样得到了读者的好评。看来，为创新而“引进”，将是一种趋势。
……
雷抒雁
1979年7月3日
是啊，当时的诗，正遭遇形式上的危机，陈旧的手法远不够用了，而隐喻、象征、通感、透视关系、打破时空秩序等自由想象的手法却展示了自由歌唱的前景，所以，雷抒雁相当自信地说：“看来，为创新而‘引进’，将是一种趋势。”
这一呐喊是须要胆识和勇气的。
我将信推荐给《新港》，以《让诗歌也来点“引进”——给一位同志的信》为题发表，颇受好评。也被人斥之为“数典忘祖”，后来，嗤声渐稀。
要是说《小草》是雷诗的符号的话，那么，这封长信就是雷诗的宣言。
怒吼的《小草》和“引进”的长信发表之后，雷抒雁致力于短诗的创作，连续写了《雷雨》《雨滴》《树》《雨后》《早熟》，一首六行，一首八行，三首四行，何其短啊！看《早熟》：
动乱的年代，/是火热的气候；/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孩子就像父亲一样成熟。
五首短诗以《夏天的小诗》为总题在《星星》上发表，艾青著文赞叹不已，惊呼这是“真正的小诗”，“每一首都带来一股逼人的清新的气息”，“留下深刻的奇特的印象”。
非常明显，雷抒雁精心于自由联想，意境契合，实践雷诗宣言，开始打磨自己的诗风了。年复一年，又是抒情诗，又是哲理诗，全力铸造绝句式的末句，余味曲包，精致再精致。
直到合辙押韵、气韵生动的《泾河，渭河》——再到《母亲》：“在所有的词里我最怕‘失去’/‘失去’是词里的刀子/母亲，我轻抚着我的伤痛/想说给有母健在的所有人”——再到2011年发表在《人民文学》9月号上的、我认为堪称绝笔之作的《泥土之门》。
年复一年，“孩子就像父亲一样成熟”的时候，我读鄂华《又为斯民哭健儿》，惊闻史云峰惨遭杀害的消息，抒雁的“小草”又在我的心头“歌唱”，我便以《“救救我的孩子”》为题，又为斯民哭健儿。
史云峰倒下了，同张志新一样壮烈，惨不忍睹，可是，他竟然在粉碎“四人帮”两个多月之后倒在了上升的初阳之下！他死了，一个孩子天天等候着爸爸回家。孩子才5岁，并没有“像父亲一样成熟”。
我和抒雁谈到张志新和史云峰的话题，不尽的酸甜苦辣，难忘的爱爱仇仇。抒雁告我，他回首千古，读史有感，写了长长的论文《论杀戮》。我说，已经拜读过了，“小草”依旧在你的心里“歌唱”，可你写得多么时空、多么技巧啊！我也写过一篇，题目叫《流血与牺牲》，写道：从冤死的“AB团”到刘少奇尸体的编号，最后发现一堆枯燥的数目字，历史的最高抽象往往只剩下干巴巴枯燥无味但非常理性的阿拉伯数字。“但是，抒雁，我没有你幸运，文章投送后泥牛过海，尸骨无存，连底稿也忘记留下。”
2003年，抒雁病倒，王巨才告我说，直肠癌已经到了晚期，但他心理状态极好。我去医院送他一盆文竹，文竹常年青翠，似竹有节，堪可喻之。抒雁知道他家有该病的家族史，也知道他的病不是早中期，但是出奇地坦然，像个不怕死的钢铁战士。乐乐呵呵，一年两年过去了；跑跑颠颠，三年五年痊愈了；六年七年像没事的人了；八年九年平稳过渡，果真像科学证明的那样：爱心多，内啡肽排泄就多，免疫力自然增强。奇迹出现了，亲友们奔走相告。
2004年，梁澄清在咸阳建立“当代作家手稿收藏文库”，要我们题词。我题：“秦始皇在这里焚书坑儒，咸阳人为历史不舍儒书。”抒雁题：“把书藏进图书馆，就是把你藏进历史。”梁澄清大为惊诧，称赞我和抒雁。我说：“我是‘呐喊’，他是‘歌唱’；我是散文，他是诗；我是水，他是酒；我是礼泉人，他是泾阳人——都是咸阳娃！”周明说：“我也是咱咸阳娃。”抒雁说：“周至已经划归西安了。”周明说：“周至依山傍水，秦岭到处是隐士，我们死了到那儿去。”我说：“我才不去呢，进图书馆。你们中国现代文学馆就是作家的八宝山，文学馆书架上的著作就是作家的骨灰盒！”抒雁哈哈大笑。
抒雁热爱生活，博览群书，什么都懂，是个杂家，喜欢插科打诨，嘴上挂着俗文学，一不留神就来荤的。而且好辩，你说东，他偏说西，强调真理的片面性，最爱抬杠，兴起，放浪形骸，像个顽皮的小孩，不知毛发之既白。他隔三差五跟我通话，天南海北，指天划地，无所不谈，网上发现什么，文坛什么花絮，某某作品好看，凤凰台正在播什么，我的电话铃就响了，哪怕我正在吃饭。北京文坛有个以周明为盟主、松散而团结的陕籍团队，乡党聚会分外热闹，最爱打闹的就是抒雁，红黄蓝白黑，一应俱全，雅号“文坛基辛格”的周明哪是他的对手。我们仨加上何西来，陕人称作“北京四老”。周明引用田珍颖的话说：“人过70，进入倒计时”，抒雁最小，却不注意养生，咱“四老”可得注意了，谁都不能走！我说：是啊，像张艺谋说的，“一个不能少！”所以，我和周明只要听见抒雁咳嗽，就劝他别多外出走动，他听不进去，此人一年到头像转动着的陀螺，没有工夫叹息。谈及陕西饭，他立马上劲，滔滔不绝，说吃家乡饭那才叫“美”，解馋！舌苔上的记忆、味觉的记忆最顽固，牵动人的一生，陕人吸食面条的咂咂声让人听见麦客喳喳的割麦声。又说，口味让人变得原始、恢复野性，谁想认识陕西人，就得看咱陕人怎么吃面（所以他住院时李健看他，叮嘱她只带上岐山臊子面就行）。我请教他怎么用自发粉烙陕西锅盔，怎么用芹菜泡浆水做浆水面，他如数家珍。他敬惜一切生物，更爱狗狗，白天带出去遛，晚上睡觉，狗狗忠实地守卧在他的枕边。我问他：“狗狗、马莉，你最爱哪个？”“她哪能和它比？”马上又笑了：“没有可比性嘛！”狗狗死了，抒雁惶惶不可终日，儿子买回一只新伙伴，他才把心放了下来（家人惊异地发现，抒雁去世，狗狗蔫了）。真不知道一个癌症患者化疗一遍一遍地做，头发一茬一茬地掉，哪来这么大的精神头啊！
鲁迅大病之后，午夜醒来，叫醒许广平开灯，问他要做什么，“什么也不做，只想看看。”他留恋，要感觉“存在”，感觉“活着”。叹道：还有许多工作没做完！颖异过人如抒雁者，于此当了然于心，“还有许多工作没做完！”便抓紧时间赶快做，有机会，四处奔波，哪管旅途劳顿，哪怕行万里路，正像他崇拜的司马迁那样。他说过：“说给大家我写作的秘密：我是一个陕西人，司马迁是我精神和文学的教父，他忍受肉体被阉割的痛苦，给我们留下一部《史记》，司马迁假如只是捂着裤裆写自己疼痛，我们就看不到《史记》！”
从1979年起，我和抒雁交流观点，臧否文坛，过从甚密，直到30年后的2009年3月西安召开的“人民诗人雷抒雁诗歌朗诵会”。
雷抒雁说：“人民诗人”不敢当，我只想作个“人民的诗人”。
研讨会对雷抒雁《小草在歌唱》和他的诗作倍加赞赏。畅广元直言：《小草》标志着一个精神高度，但新世纪后，雷抒雁在追求精神的高度上，不像当时那样热切和强烈了，我依然怀念让我警醒的“比我还肮脏的愚蠢”。杨乐生附议说：诗人不见了，遍地都是写诗歌的人，在诗歌创作的困局中，诗人缺少了在危局中守持的精神。一时间会场活跃，七嘴八舌。
雷抒雁说话了：读者要求作家延续原来的高度，能否达到，是他的才能决定的。我就是一个平庸的人在写诗。现在，我要念一首我的《掌上的心》给你们听：
如果我能把心托在掌上/像红红的草莓/托在厚厚的绿叶上/那么，你就会一目了然/你就会说/哦，多么可爱的红润//可是，如果我真的把心托在掌上/像红红的草莓/托在厚厚的绿叶上/那么，定会被可恶的鸟啄破/我该怎么说呢/该怎么表达这裂心的痛苦？
这是抒雁的名诗，意在表达与人难于沟通的个人经验，大家一时懵了。他接着说：“在诗歌里，我强调社会经验，但不否定个人经验。”可是，雷抒雁这番话不为在座的评论家所理解。我站了起来，说：抒雁，你所答非所问！中华民族还在苦难中前进，我们不能要求你代表谁说话，但希望你葆有原先的批判精神……话音未落，大家纷纷议论，雷抒雁也站起来抢了话：写诗的确是很难的。对文字，我有一种敬畏，我的文字必须从我的血管流出来，可能不深刻、没高度，但那是我这个时代最真实的东西，我愿意跟这个时代同步行走。你们今天真的给我敲了警钟。
抒雁养病期间，追求更高，用力更勤，把他经历过“文革”后的“成熟”，连同改革开放期间那颗“被可恶的鸟啄破”“像红红的草莓”的心——社会体验和个人经验，忘情地倾诉，写了大量的散文小品。他每在《今晚报》发出一篇，我总要告诉他，谈心得，然后，将样报转送给他。其间，他出版了好多本散文集，他的散文像散文诗。他是诗人，诗性诗笔无所不在，纵使笔会的同题作文，取材、角度、谋篇，篇篇与众不同。
他在“引进”国外之余，借养病期间，把手伸向民间和传统，吸吮民间文化香甜的乳汁，饱饮古典文化的玉液琼浆。他研究方言，发表论文，我的藏书《关西方言钩沉》（范紫东）现仍存放在他的手边。他经过“引进”又回到古典诗歌的源头，重读《诗经》，用白话解读《诗经》，一新人耳目的《还原诗经》出版了。
从1979年开始，一个穿军装的年轻诗人觉醒了，不间断地歌唱：为操守、为气节，一直唱到30年后的《激情编年——雷抒雁诗选》。《小草在歌唱》之后，他的小诗像绝句一样精美、短小、开阔、震人、耐咀嚼。
堪称绝笔之作的，是他发表于2011年9月号《人民文学》上的小诗《泥土之门》，赞美骨肉亲情，融入泥土乡情，跨越生死之间，照应《小草在歌唱》里目睹一切的“野草”，读之不禁怦然心动，渗出泪水。这是雷诗的绝唱，虽然只有短短的17行106个字！
我以泪眼/送母亲/回归泥土//辛劳一生/她却洁身而去/毅然跨过/烈火的安检/唯一带走的/是我呼叫了几十年/随叫随应的一个词：/母亲//如今，我只有拍打大地/呼叫母亲/无望地扯住那些野草/像童年时拉着她的衣襟//可是，无论如何/泪水也敲不开泥土紧闭的门
像绝句，却不带格律的枷锁，凝练而传神；是自由体，却不散漫零乱，收放自如，妙喻连珠。
我非常喜欢这首小诗，几次拨通电话同抒雁长谈，他说：“老阎，你太理解我了！”
雷抒雁没有忘记胡风信中的教诲：“如果你写诗的时候用你写张志新的感情动力来体验感情的真实度，那么久而久之，对常见的平凡事物也会写成真情实感的诗歌来吧。”也没有辜负艾青“真正的小诗”的赞誉，没有辜负艾青“只有新鲜的比喻，新鲜的形容词和新鲜的动词互相配合起来，才有可能产生新鲜的意境”的审美期待。
雷抒雁愈接近终点，愈追求简洁、凝聚、写意，以及跌宕、跳跃的节奏，意象、意境的切合，把生命留给诗史。
快过年了，抒雁住院，周明和我想去看他，他说要回家过年，过几天吧。李健闯进病房，带去我的问候，说我想他，抒雁眼角湿了。刘茵去信问候并发去《咸阳日报》上梁澄清引用我的话：“我是呐喊，他是‘歌唱’；我是散文，他是诗；我是水，他是酒；我是礼泉人，他是泾阳人——都是咸阳娃！”看完，笑了，说：“老朋友阎纲的。”然后叹了一声：“真——想——起来！”后来突然说道：“我可能严重了。”腊月二十六回家，要吃家乡的臊子面；正月初四晚同家人欢聚说说笑笑，几小时后的初五凌晨一时半安然长辞。
他最年轻，最先“失去”了！
雷抒雁是新时期以来，继他崇拜的艾青之后杰出的诗人，我为他庆幸。西安那天，借花献佛，赠他一幅油画（剪贴），上写：
吴冠中的得意之作
野草
于《小草》30年祭借赠抒雁以贺
阎纲2009·3·西安·雷诗朗诵会
三年后的今天，将它献于抒雁的灵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