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第一次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代表大会，就像许多作家一样，参加这次大会，真正感受到了文学的热度、光芒和精彩。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充分肯定了中国作家艺术家对于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作用与贡献，并且对中国作家、艺术家们提出了殷切的希望；李冰同志的工作报告回顾和总结了中国作协五年来取得的成绩和积累的经验，提出了今后五年来作协工作的指导原则和工作思路。这一次盛会必将对我国今后的文学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正处在一个飞速发展变化的伟大时代，能身处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是作家艺术家的幸运。因为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需要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作为一名儿童文学文作家，我既深受鼓舞，也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

　　“儿童文学是少年儿童成长的重要精神伙伴”，它是少年儿童最早接触到的文学，用真善美的力量感染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的精神成长打下健康明亮的底色，应该是我们儿童文学作家们的自觉追求。同时，儿童文学处在当今的电子媒介时代，也承担着保护童年，保护纯真的童心，保护儿童的想像力与好奇心的责任。我们需要关注孩子的现实生活，还要关切孩子的内心梦想。

　　创新永远是作家作品存在的前提。儿童文学如何更好地继承和采掘中华民族文化优秀的内涵，采取最美好最有趣最能为少年儿童所接受的形式呈现出来，是一个挑战着作家的想像力和创造力的难题，也是文学的魅力所在。当前儿童文学遇到了最好的时机，每年出版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市场需求巨大，在巨大的市场需求面前，作家更要有自己的文学追求和坚守，要更加真诚地书写，更加自觉拒绝平庸，更加努力地寻求创新与突破。

　　文学的力量是巨大的，但文学的读者需要培养。儿童文学不仅能影响儿童健康人格的养成，更可以培养儿童良好的阅读习惯，让儿童从小爱上阅读，一生与书藉交上朋友。因此我们当代的儿童文学作家不仅要潜心写作，为少年儿童创造优秀的文学作品，也需要为打造良好的儿童阅读生态环境而努力。让儿童学会享受文学阅读的独特乐趣，学会通过了解别人独特的生命感受，而加深自我思索，丰富其心世界，从而提升其自我的精神层次和人格品质，为阅读和接受更丰富的文学世界做准备。为了文学永恒的光芒，我们需要从点亮一盏盏小小的心灯做起，我们都需要做点灯的人。

龙一：能否真诚面对生活是关键

　　胡锦涛同志讲话中表述的内容，对未来中国的文学事业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作家从中所体会到的，不仅仅是政策指导和思想方向，而会直接深入到作家的价值观、创作方法和创作行为当中。在此指导之下，作家从个人生活中走出来，进入真实、火热的生活当中去，深切体验民众的生活变化，心理变化，体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对民众生活深刻的影响，体验生活中最美好，最纯洁和最高尚的一切。同时，作家还应在新的文艺思想指导下，回归生活本质，在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上多下功夫，在发挥和发展每个作家独特才能和独特风格上下功夫，创作出贴近时代，贴近民众的优秀作品。中国文学事业必将走向世界，但中国文学的重点并不在于是否能走出去，而在于作家能否真诚地面对生活，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用文学作品重新赢得民众的关注与热爱。作家在这个历史时刻，理应积极主动的承担起这个重任。

麦家：期待转型

　　小组讨论会上，麦家直言不讳地陈述了自己创作上遇到的困惑。他说：“这几年，我在疯狂地写，三年中创作了小说《风语》三卷、《刀尖》上下两册，还编剧了两部同名电视剧，字数少说在三百万之上。应该说，两部作品在商业包装下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风语》的发行量超过六十万，《刀尖》刚上市，市场冲力也是不弱。可以说，这几年我是名利双收，但我内心并没有得到安慰，甚至时常令我感到恐惧。我的写作进入了困惑和危险期，名和利唾手可得，经常是一本部书只有一个想法，后面就有几路商人纷至沓来。这种情形下，其实是很难写出精品佳作的。所以虽然写了那么多，我心里反而忧多喜少，因为我深知：写作上数量不是个参数，数量安慰不了我，正如海水不能解渴一样。

　　我的困惑还来自我写的题材，所谓的特情谍战文学，这是文学影视业中的一大家族，尤其在欧美，大量侦探悬疑惊悚类型小说为谍战特情剧既提供大量创作素材，也培养了大批“类型”读者和观众。相比之下，中国的谍战文学和影视剧起步晚，印象中，《敌营十八年》是开先河的，但后继者寥寥，零零星星，浅尝则止，一直没有形成规模。直到这几年，因我《暗算》的热播，掀起了一个谍战特情的创作高潮。这个“高度”令人畏惧，有一天我居然接到国内九家影视公司电话，说的都是一个内容：写谍战特情剧。这两年，打开电视机，谍战剧狼烟四起，虽然当中不乏优秀之作，但也许更不缺追风、平庸之作，总的说是谍战不“谍”，特情不“特”，打打杀杀，藏藏躲躲，故弄玄虚；有的人物性格苍白，有的故事推进方式生硬，有的粗制滥造，破绽百出，看上去热闹，想起来寡淡。可以想见，当大家这么一窝蜂去追捧一个东西时，这个东西的寿数也就注定不会长久了。所以，我也郑重对外宣布过，我不写谍战了。我想转型，但写什么还没有完全想好。其实，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局限，我放弃已有的阵地，能不能开辟新的阵地，我心里也没数。“

　　麦家是带着他的困惑来开会的，希望在会上能得到作家同行们的指教。

莫言：文艺创作不是生活的照相机

　　作代会期间，凭借《蛙》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莫言备受瞩目。每每被问及“茅奖”，莫言都打趣说：“哎哟，奖金已经快花完啦！”于是有同行也幽默地说，那莫言你去参选诺贝尔文学奖吧，奖金更多。他在作代会期间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自己感到中国文坛最迫切的事情，应当是重新阐释文艺创作与时代生活的关系。

　　文艺创作与时代生活不是“照相式”的

　　记者：本次作代会的主题中，你最关心哪一点？

　　莫言：我印象最深的是“重新阐释文艺创作与时代生活的关系”，这是一句老话，但可以作为一个新话题。文艺创作是个人的冲动，也是时代的召唤，时代本身为文艺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因此文艺工作者也应该创作出与时代相匹配的作品。

　　记者：你认为文艺创作与时代生活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莫言：文艺创作与时代生活不是“照相式”的，二者不能机械地结合。文艺创作不是新闻报道，今天发生明天就得见报。我们常讲深入生活，其实生活本身的定义也是宽泛的，并不是说今天发生的是生活，而昨天、前天、去年或几十年前发生的就不是生活。同样，感受生活的定义也是宽泛的，不能只是感受事件和物质本身，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人、研究人、理解人。

　　文学流派不是发明和倡导出来的

　　记者：你说当代文坛缺乏史诗巨制，但并非人人都能从宏观着手，巨制应该如何落到“细微”？

　　莫言：以人为本，这也是一句老话，但也可以作为一个新话题。人包含各种阶层，覆盖全部国土，他们在各个侧面生活着。我们也要从各个侧面去体验生活的变化，不光是可视的物质层面的变化，还要在热火朝天的生活变化中，抽离出“人”这个主体文化。“人”既是主体，也是个体，因此作家最容易从个人经验出发去描写一个人，但这个人应该体现出丰富的人性，从而进一步体现人民性；或者去描写一群人，但这群人应该展现出人民整体的典型性。

　　作品不创新愧对祖先后代

　　记者：你对于《蛙》的自我评价不低，但文艺评论家贺绍俊说，你的《檀香刑》才更加具有革命性。

　　莫言：呵呵，从小说的创新意义来谈，无论是语言还是结构，肯定是《檀香刑》走得比较远。

　　创新是艺术的终极目的。我们现在常听说，要继承老祖宗的光荣传统，但实际上，那些传统在过去也属于创新。再过几十年当我们成为古人，我们今天的创作也会成为后人的遗产。

　　记者：那你最近有什么新的创作？

　　莫言：想写上世纪30年代的一场战争，它不太具备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分界，而接触到战争的本质，去描述人类的原始游戏性质，非常有意义。当然，会不会先动笔写这一部也不一定，我写作的时候关注的几个素材自己也常常在斗争。

王蒙：懂得文化　积极交流

　　世界上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文化，从来都不仅仅是在国门内起作用。文化的价值既在于它的民族性地域性，也在于它的人类性普遍性。世界各地的文化从来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特色。

　　文化与物质商品不同，物质商品多半是一次性的，使用完了，需要再进口。而文化，引进了，为你所用，为你所消化吸收，丰富了你也武装了你。归属于你了，并从而有可能成为你协力创造的新的文化果实。近代外国人用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的水平，早已超出了当年输出这些科技的中国，也不会有多少人想着这是中国的出口。同样，中国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没有人会认为这是进口物资。从延安时代就时兴同志间见面行握手礼，谁会想到握手是礼节赤字？汉语拼音用拉丁字母，然而，它的用法只限汉语拼音。电影、话剧、芭蕾舞等艺术品种来自外国，但没有人认为《一江春水向东流》、《雷雨》、《红色娘子军》是舶来品。即使跳《天鹅湖》，由于中国演员的身材、气质情愫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其版本其效果也不可能全同于俄国的。我们不妨以日本为例：日本古代学我们，近现代学欧洲，如果讲赤字，它全是赤字。然而，不管怎么学，日本还是日本。而且，日本的勇于和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恰恰是一种软实力。

　　对于文化来说，首先不是实力不实力的问题，而是它的有效性、质地性、成果的丰富性与深刻性的问题。一个文化的品质，在于它能否帮助接受它的人群与个人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能否开阔人们的精神视野与发展人们的精神能力，是否具有足够的创造性、吸纳能力、发展能力、应变能力……我们说文化是软实力，其实就是说它在国际政治中有很大的作用，但不宜过分地强调它的政治作用，避免把文化交流政治化、急功近利化、甚而粗鄙化。我们需要强调的：文化是花朵、是魅力、是精神、是瑰宝、是记忆也是预见、是形象也是品格，是民族的又是人类的骄傲与财富。如此这般，也许比较靠后再说它是软实力更好。说得愈后，可能软实力愈强。

　　文化有极强的政治性，但毕竟比政治更宽泛与含蓄，更日常与普及，更潜移默化与点点滴滴。我们反对西方国家把与我们有关的各种问题政治化，但是我们不反对把某些政治性极强的问题适当地文化化，即从文化的层面多进行交流和讨论，尊重文化与世界的多样性。我们已经重视，而且必然愈来愈重视与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在这样的交流与合作方面，我们可以做到信心十足，大大方方。

　　我们重视与各国政府间的文化协定，重视文化交流上的政府行为，我们也许应该更重视民间机构与文化人个人之间的交流。境外有许多人喜欢强调文化的非政府行为性质、自然渗透、不带强迫性而被接受的性质。我们的文化交流方式，应该是政府主导，民间参与，尽可能通过市场以扩大受众的规模。尤其要避免因急于“走出去”而自贬身价，这样的作法，或可偶试于初期，却绝对不可以成例，也不可能真正收效。

　　我们的文化工作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化工作，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事业。我们的一切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化的工作，都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在文化交流中僵化地、灌输式地推广我们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与意识形态不能互相取代。我们不避讳并向世界正确地解说我们的意识形态原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从中论证我们的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合法性、坚实性。但是我们努力向世界介绍的，是我们的被意识形态指导、同时又推动着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成熟与发展的文化成果和文化传统。当然，加强我们的文化交流工作，必定会有助于赢得理解与敬意，有助于让世界更加客观和公正地认识中国的真实情况与真实走向。即使推介的是几千年前的文物，也是由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守护、整理、阐释的文化成果，是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与尊重历史、尊重传统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不能说推介古代的东西就丢失了主旋律。同样，积极有效地吸收国外的一切好的文化，化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助于消除西方人士对我们的偏见、无知与误解。

　　我们对外文化推介，面对的是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广大受众，当然要以受众能够理解的方式、熟悉的语言习惯做好我们的工作。这并不能说是迎合西方人，也无需为西方人没有接受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我们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而遗憾，或指责他们的对待中国的无知少知猎奇心理。外国人对中国感到好奇，我们欢迎。好奇比无视好，只有经过更多更有效的工作，才能尽快地超越人家对我们好奇的阶段。

苏叔阳：不同艺术样式应有不同思维方式

　　在作代会上，会见到一个忙碌的身影，讨论会上言谈汪洋恣肆，思想深刻，场外又匆匆奔波在各个地方，或者被电视台请去提供对春晚的建议，或是忙碌中国田汉基金会的下一步进展，或者是找影协的老朋友共同探讨未来影视发展问题。谁也看不出这位待人和善、精神矍铄的老人，曾因癌症切除了一部分胃、左肺和脾脏，即便如此，他依旧笔耕不辍。他就是苏叔阳，现年73岁，我国著名剧作家、作家、诗人，对文化和历史有深入研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谈到更多的是批评，或许正因为我们的文学艺术成就已经很显著，而更不应该忽视的，正是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愈是真正热爱这个事业的人，越会思考怎样才能让它更好地走下去。

　　　中国的编剧事业同这个时代的要求差得很远

　　　何瑞涓（以下简称“何”）：我国编剧事业发展得红红火火，出现很多优秀作品。您能谈谈对编剧事业的看法吗？

　　苏叔阳（以下简称“苏”）：我们确实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这些成绩同世界文化相比较，与我们伟大的民族相比较，还不完全相称。也就是说，我们的创作很多都不符合时代和人民的要求。我认为，中国的编剧事业同这个时代的要求差得很远，同世界主流文学的创作状况不相符。我们在创作思想、创作手法上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这两年所谓新的创作方法谈得不少，但是在我看来，我们对于很多创作思想、创作方法的理解是不准确的。

　　在创作方法上，各艺术门类是不一样的。我们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掌握不同文艺形式进行创作的时候所应该具有的符合该文艺样式艺术规律的思维方式，比如一些戏剧家去写戏剧，戏剧家写小说，小说和戏剧都是文艺，但是在样式上和由这种样式所造成的巨大的区别，还没有完全分清。

　　　不能把版权卖出去就满意了 

　　何：您强调不同文学样式之间的区别，但是很多人认为艺术家比如说剧作家需要有很深厚的文学基础才能做好，并对一些年轻的剧作家缺乏文学涵养有过批评。

　　苏：那是作家本人的素养问题，我说的是这两种文艺样式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缺乏认真的研究。比如说影视艺术和戏剧、小说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很多人都没有弄清楚，所以写出作品来，我们先不说这些作品本身的思想性怎样，在思维方式上就不对，所以塑造人物就不鲜明不活泼。更不用说，如果一个人生活积累不深，文化素养、还有内心的修养、学养、涵养这四个“养”不高的话，那就更写不出深刻的作品。这是目前的一个现实，我们在成绩面前，不应该忽略它们，因此我们也不要轻易否定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学艺术的批评，认为人家故意贬低我们，其实不少人都是真情实意地希望中国文学艺术作品有所发展。我们需要反思一下：我们究竟有几部影视作品戏剧作品真正走到国外走向世界了。说句真话，做个真实的调查，不要仅仅把某一本书、某一种文种的版权卖给了人家就满意。中国文学作品中有哪个人物是被人传颂的，有哪个人物符合他的性格特征的几句台词被人记住了、成为生活的语言的？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追求吗？

　　　小说、电影与戏剧有区别，不能随意改编

　　何：您能具体讲讲这些文学艺术样式之间的思维方式的差别吗？

　　苏：小说是叙述给人家看的，电影是表现给人家看的，戏剧是表演给人家看的。这就是三者之间差别的最简单的地方。小说的魅力在于语言让人沉醉。不琢磨语言，就把小说最本质的叙述手段给剥夺了。电影是表现给人家看的，一切不能表现的因素都不能出现在电影中，而现在看很多电影的画面，你简直不知道它在说什么，更不用说蒙太奇语言是否通顺了。要会用可视、可见的活动的影像，也许不在一个场景中，把它们连接起来。戏剧是表演给人家看的，一切不适合表演的东西都不能呈现在舞台上。但是有很多都不能用来表演，比如说“三千宠爱于一身”怎么演？“华清池水洗凝脂”，你只可以想象，在舞台上很难演。“侍儿扶起娇无力”还可以演，“回眸一笑百媚生”你给我演一个看看，会难死那个演员。这是无法表演的，有很多人改编《长生殿》，但又达不到诗的意境，那干嘛要选这个题材来写戏演戏呢？就是因为他不懂这个东西是不能用来表演的，那是阅读的情趣而不是表演的。

　　电影制作超过创作，技术超过艺术

　　　何：编剧的创作在实现过程中往往会被导演改变很多，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苏：编剧应该加强和导演的沟通。现在有些导演在生活阅历和文学素养尤其是中国文学素养方面应该提高。他们在电影技术本体上，有的很高明，很精通，再加上中国电影业整体的制作水平相当高，因此在世界上可以占一席之地。我的评价是，制作超过创作，技术超过艺术。我这样说没有贬损他们的意思。但他们当中确实有些人把中国文化中经典的、让全人类震惊的一些东西，认为成是腐朽的，加以篡改。

　　要想和西方文化对话，首先要重视中国文化。近几十年来，我们厚今薄古，对传统文化基本上持批判态度，否定多于肯定，批判多于继承，以至于两代人包括我这一代人，在中国文化的素养上比较差。我只是因为从事了这样行业，进行专门研究，才稍知道点ABC。 （记者 何瑞涓）

　　严歌苓： 在历史中追问 在创作中燃烧

　　我这个人还有一种病态，疯狂地想象，特别是只有这么不多的几篇素材时，要把它们黏合起来、丰富起来、立体化起来，对我来讲非常开心。 

　　我希望文学不死，希望文学越来越多地获得它生命的土壤，就是大众。

　　从柏林回到北京，严歌苓的生活一下子忙碌起来了。在国外，她会经常到森林里走一走，很幸福，很享受；每天读两个小时书，一星期在家看两三部电影。一回到国内，读书和看电影的时间都没了。“就晚上睡觉前读一会儿书，很糟糕。”严歌苓说。尽管忙碌，她还是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北京饭店咖啡厅内，记者见到了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嘉宾严歌苓。一杯香茗，伴着柔美的音乐，严歌苓娓娓地谈起了她的创作。

　　　厚积薄发不事雕琢

　　在严歌苓的电脑桌上，经常放着一本李商隐的诗集。电脑开机前的空闲里，严歌苓会翻开诗集读上一段，虽然她和李商隐的语言风格有很大差别，但严歌苓觉得这可以使她进入一种很美的意境。“平常读好的语言，包括英文，总是在给我营养。作家要不断地被陶冶，学的语言越多越好，别人语言中总会有自己语言中没有的养分，也可以从古文和现代文字中吸取大量养分。”

　　作为一位非常高产的作家，严歌苓说自己的创作就是厚积之后的瞬间爆发。“依靠谷歌、百度，现在人人都可以一分钟变成学者，但这样了解知识很害自己。想了解西方文化，就要读原著，不一定是看小说，还可以看一些政论、哲学书籍等，然后去思考。这样知识就在血液里生长，一旦有知识长进生命中，看问题，想故事，进而表述这个故事，和临时抱佛脚的知识是完全不一样的。创作要厚积薄发。”

　　严歌苓小说讲述的故事大都发生在中国，但她却有着国际视野。“在更广阔的坐标上去看，哪怕是一个小村庄的故事，可能都会不一样。”在小说《金陵十三钗》中，她讲述了一个救赎的故事。“风尘女子在拯救女孩子的同时，还在救赎自己。一种柔弱生命对一种更柔弱生命的保护，一种被世俗认为低贱的生命通过这样一种保护变得宝贵。”改编成电影后，原著的基本精神依然没有改变。“这种精神是普世的。”严歌苓说，现在国际上非常重视中国的文化现象，《金陵十三钗》一下子就卖了20多个国家的版权。

　　　创作时是支燃烧的蜡烛

　　作家出版社最近推出了严歌苓的新作《陆犯焉识》，书中有很多是关于严歌苓爷爷的。“陆焉识的前半生就是我爷爷的影子。我从小就对爷爷很着迷，他是我们家的骄傲。那么年轻出国留学，16岁上大学，会多种语言，博闻强记，25岁读完博士，40岁自杀。这个人对我来讲太精英了。这样的精英好像是活不下来的。但后来我发现他可能跟我一样有狂躁症、忧郁症，因为燃烧得特别快，不能睡觉，创造力极高，很多时候都在写作、都在工作、都在思考，然后高到浪峰的时候哗一下就跌下来了。因为到浪峰的时候基本是一个蜡烛有很多捻子在燃烧，很多夜睡不着觉。睡不着觉，脑子里就发生化学转换，产生很黑暗的东西，感觉就完了，开始厌世……”

　　为了写好这本以爷爷为原型的书，严歌苓从美国国会图书馆找出了爷爷在美国读书时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还看了当代人的传记。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严歌苓也非常爱读。“特别厚的两本。下册讲辛亥革命后的历史，特别好。看了这些东西以后我知道爷爷当时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过在严歌苓的记忆中，爷爷的故事依然支离破碎，少之又少。因此她写小说，必须要靠大量的想象力去添枝加叶。“我这个人还有一种病态，疯狂地想象，特别是只有这么不多的几篇素材时，要把它们黏合起来、丰富起来、立体化起来，对我来讲非常开心。如果讲的太具体了，我就觉得被绑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取舍。”

　　当记者问及从写作《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这样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转到以爷爷这样的男性为原型来创作，是否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跨越或转折时，严歌苓却说她并不这么认为。“我写过男性的小说。在以女性为主的小说里，我是踩在男主人公的鞋子里来写男性，用他们的心理转过来写女人。这是一个普通技巧，一个作家，别说他是男的还是女的，都应该有这样一种技巧与功力。还有，懂得人性，就应该懂得女性，也应该懂得男性。”严歌苓说。

　　不能把发现自己当成第一主题

　　写历史是严歌苓小说一个共同的特点，而对于现实生活，她似乎无暇顾及。“我做不到把当今的个人生活、把发现自己当成写作的第一主题。我的脑子已经被太多重大的、还没搞清楚的历史上的追问所占据，我还在一直追问，在不依不饶。我写出来的东西，西方人必然要经过一道语言的翻译，再经过一道文化背景的翻译，还要经过当时特定历史环境的翻译，有好几层，难怪人家翻译不好。”

　　不过，严歌苓觉得中国当代年轻的作家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她看来，现在的作家像韩寒、郭敬明，已经不再有他们那一代人的负担。年轻作家关注个人的生命、个人的成长、个人的苦闷，个人就是一个宇宙，这个宇宙是全世界都会共同关注、都会懂得的宇宙。“他们写作的优势在于对个人的探索与发现。这个主题是全世界的同龄人都在做、作家都会有的共同命题。年轻的作家不去讲‘文革’、三年自然灾害，外国人不懂那个时期生活形成的特定术语。现在青年作家考虑的问题如就业、购房、环保等正和西方青年作家逐渐靠拢，相似的环境下产生了类似的文学命题，这也造成他们情感表达的接近，文学不与世界接轨也得接轨。所以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幸运的一代人。”

　　　文学不应高高在上

　　严歌苓天生对故事敏感，喜欢听故事，尤其是民间的故事。“我是非常好的听众，很少插嘴。”在这些故事中，严歌苓发现了很多她想象不到的东西：“生活中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和细节，编造不出来，也想象不出来。所以有时我会搜集这些东西。《第九个寡妇》是我听到的故事，《小姨多鹤》也是我听到的故事，都是朋友给我讲的。”

　　但严歌苓并不苛责听故事或看故事的人。“现在人们大概只能集中注意力一两分钟，小说很容易失去读者。所以故事怎么写、怎样进行、怎样开端，需要一定技巧，不能说读者素质太差根本看不进我的书，这种傲慢对今天的读者是行不通的。要运用最好的文字写故事，把自己的见解和超越故事的信息传达给读者。”

　　严歌苓喜欢郎朗与马友友的音乐。在她看来，这两位音乐家的演奏都融入了通俗的元素，将大众喜爱的内容与丰厚的情感加进了音乐这种古老的艺术，这也启发了严歌苓。“文学同样是一种古典的艺术形式。要让更多的人来欣赏，就要给读者提供最好的表达方式、最好的故事，否则文学将走向死亡。有很多好的民间故事，作家不能把这些全撇开，还要去当乔伊斯、博尔赫斯，认为小说就应该高高在上。虽然那也是一种追求，但我希望文学不死，希望文学越来越多地获得它生命的土壤，就是大众。通过学院和中学的教育，不要让文学越走越窄，我希望文学能保住现在的阵地，这已经很难了。”

　　　生活在比较文学中

　　严歌苓说，别人是读比较文学，自己则每天都在比较文学中生活。中国的北京、台湾和德国、美国以及非洲的一些国家，严歌苓在很多地方居住过，这种经历使她情不自禁地就会去比较自己和别人的不同，也更加深刻地认识了中国的文字。“表达很含蓄，表面一个意思，实际上还有另一个意思。我怎样才能让别人明白我这个不是字面上的意思？”在严歌苓看来，中国语言的含蓄曲折是一种优长，但同时也成为一种悲剧：“我们的文字非常美，但很难翻译。比较起英文，有时候就觉得，中文翻译起来让人很憷头。文字是我们复杂民族心理的符号。像美国人，你就觉得他们特别简单。但我们已经是一个很古老、很丰富的民族，所有的表达，所有层层叠叠的东西都是很复杂的，所以中文作品很难翻译。现在中国很多东西翻译出去，会失去很多色彩，只能是达意，根本不能传神。假如有条件，我的英文比较成熟了，应该把自己的表达变成英文的表达，因为有时候中文实在是太例外了。”

　　但严歌苓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并没有丧失信心，因为文学翻译的培养是一个长久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一个例证使我相信翻译可以达到极高的水平，不仅翻译语言，还可以翻译文化，这就是去世了的英文翻译家大卫·霍克斯，这个人穷尽了一生翻译文学。他翻译的《红楼梦》完全是传神的，能够把中文版的《红楼梦》变成英文版的对称体，语言翻译过去，文学、哲学等方方面面的蕴涵都翻译过去。这是我见到的《红楼梦》译本中唯一一个成功的例子。”

　　问及将来的创作，严歌苓说她还有很多东西在资料调查、积累当中。似乎是出于保密，她只是简单地向记者透漏，将来准备写一部战争题材的作品。“要读很多资料，比如新四军作战日志，厚厚的三本，全部要读完。做研究就是这样，看一百页，基本都是废话，但读第一百零一页时，可能就会有那么一行正好是需要的，很有意思。这种研究要花很多年的功夫。”

　　虽然工作很忙，事业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严歌苓说自己仍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女人：“相夫教子，家庭还是很重要的。每天要做晚饭，星期天要陪孩子一整天。爸爸去世前我在北京长时间陪他，现在觉得应该多陪陪女儿了。” （记者 金涛） 

　　杨红樱：从孩子中来，到孩子中去

　　如果你知道马小跳，知道笑猫，知道《男生日记》《女生日记》，还有五三班的坏小子，那么你对他们的“妈妈”也一定不陌生。杨红樱，知名儿童文学作家，生平最大的愿望是破解童心，她创作的儿童小说“淘气包马小跳系列”是目前中国孩子最喜爱的文学读物，而已经发行14本的《笑猫日记》年末也将有新的篇章贡献给期待已久的小朋友。一个美丽而又知性的女作家，见杨红樱，宛若花开。

　　　何瑞涓（以下简称“何”）：您觉得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现状怎样？

　　杨红樱（以下简称“杨”）：现在应该说是最好的时期，非常繁荣，国家对儿童文学的推动也进行得非常好。

　　何：您在创作过程中有哪些体验？

　　杨：就是从孩子中来，到孩子中去，写作的时候始终把他们的需要当作创作的最重要的追求。

　　何：在创作中您是怎样选取题材的？

　　杨：我觉得，一个时代的作家，要记录的肯定是我们这个时代儿童的生活现实和心理现实，比如说包括今天的孩子他们童年的缺失，他们的快乐，他们的烦恼，这是我的作品所关注的题材，也是一位作家应有的担当。

　　何：您认为您的作品中是想象的成分更多还是现实的成分更多一些？

　　杨：我的作品主要是在现实背景中展开的幻想。无论是我的现实题材的小说也好，童话也好，都离不开现实做背景。

　　何：您有一位可爱的女儿，她看了您的作品之后一般都会怎么评价？

　　杨：她小的时候我为她写了很多有利于她的性格形成、人格形成的童话，她是看着我的书长大的。我的成名作《女生日记》其实就是以她为原型写的。

　　何：您的很多作品已经译介到国外，我们很多孩子也读外国作品，我想了解，中国儿童文学作品在国外有广泛影响的多不多？中国的儿童文学怎么“走出去”？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我觉得童心是无国界的，只要你写出了具有童心童趣的东西，全世界的儿童就都能接受。比如说像我的马小跳，还有笑猫，在国外就非常受欢迎。我们去英国的时候，英国的学生对我说：“我就是马小跳！”所以我觉得儿童文学作品是最容易“走出去”的，关键是你一定要写出有童心童趣的东西，写出符合儿童心理特点的东西。

　　对于我来说，就是要写出能够反映当下儿童生活的作品，也就是我刚刚说的，其实也是我一直的创作态度——从孩子中来，到孩子中去。这样写出来的作品孩子才会真心喜欢。（记者 何瑞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