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丛书学术委员会主任季羡林明确告诉大家，宗旨就是‘追求有利于学术、不求闻达于世间’。我们把关极严，每一部送来的书稿都经过严格的审查，而审查者皆为本行的专家，没有后门可走，也不讲人情面子。”
——董秀玉
12月1日，“当代中国学术三十年——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三十周年纪念研讨会”在北京三联书店韬奋图书馆召开。“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作者们，如陈来、邓小南、荣新江、赵汀阳、李开元、王铭铭等齐聚一堂，共同回顾、纪念丛书的发展历程和对中国当代学术的贡献。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缘起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学术思想的大转型之际。30年来，中国知识界经历了开放和自由的全球化时代，也经历了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冲击与挑战，然而一代代学人直面时代，始终怀抱智识的热忱和理智的清明，推动具有高度文化自觉性和学术主体性的现代中国学术的发展。不仅如此，“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亦是目前国内唯一坚持长期出版的人文社科类学术丛书，更堪为中国出版界与外方合作的成功范例，不仅在国内学术界和关心学术的大众读者中得到肯定，也曾两次得到哈佛大学的嘉奖。
自1994年创始至今，这套致力于中青年学者专著出版的丛书已经走过30个年头，推出了近120种优秀作品，作者代际更是涵盖从40后至90后学人，可谓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持续为中国学术界注入新鲜血液。
“共建我们的人文学术共同体”
今年已经83岁的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总编辑董秀玉，是上世纪90年代三联书店的掌舵人和“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奠基者。她曾回顾说，“跟哈佛燕京学社的合作很偶然，有很多人的帮助和推动。当时韩南博士（时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有这样的心愿：帮助中国的年轻学者，推动他们的学术进步。80年代思想激荡，我们潮水一样地引进了西方很多思想著作，三联图书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翻译著作。90年代大家希望在原创著作方面有一个进步。时代的需求和我们的愿望正好碰撞在一起，一拍即合。”
这次研讨会上，董秀玉介绍说，“呈现原创学术成果，是上世纪90年代三联出版结构性布局中最重要的一块。‘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是一项国际性的出版合作，核心是要合规出版中国新旧中青年学人的优秀学术专著。当年丛书学术委员会主任季羡林明确告诉大家，宗旨是‘追求有利于学术、不求闻达于世间。’我们把关极严，每一部送来的书稿都经过严格的审查，而审查者皆为本行的专家，没有后门可走，也不讲人情面子。”
“现在我们再看这些‘年轻’的学者，简直亮瞎眼睛，都已经成为了不得的大家。感谢你们今天能够回到这个小小的三联，你们最初出版第一本著作的地方，致敬你们的成就和贡献。‘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是中国学术出版史上非常特殊的存在。希望它能作为原创学术的一股清流，代代相传，绵延流长。”董秀玉说。
“感谢并拜托”，是三联书店总经理宋志军在致辞时的关键词。“今天的聚会既是一个总结，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当下学术出版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学者们有了更多选择，作为出版方，三联书店将把维护好、出版好这套丛书作为未来最重要的核心工作之一。为此，我们特地重拟了征稿启事，诚挚地向海内外优秀的中青年才俊征集书稿，同时拜托在座的诸位作者和我们丛书的所有作者，作为我们的推荐编委，把最好的作品推荐给我们，大家一起合力共建我们的丛书库，共建我们的人文学术共同体。”
中国出版集团的董事长、党组书记黄志坚在致辞时表示，在互联网时代我们仍然需要有深度的知识和有温度的文化。“三联的出版选题一直有结构、有纵深，更有着始终保持既定的目标长期坚持的定力，与时代同频共振。这套‘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30年，是当代中国学术30年的缩影，实际上也贯穿着、丰富了三联的出版风格……中国出版集团会继续关心、关注、支持、扶持三联的发展，让我们的名社、大社在更好的服务知识界、学术界，为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两个重要任务，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做出新的出版贡献。”
哈佛燕京学社现任社长哈罗柏松也为此次研讨会发来书面致辞，“在哈佛燕京学社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之际，我们也将进入与三联书店下一个合作的十年，我们期待将继续深化和加强这一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哈佛研究学社也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优秀学者高质量专著的出版。”
“一直出到将来拥有了人工智能作者”
随后展开的研讨环节，围绕“当代中国学术三十年：理路、贡献与问题”这一重大议题，由北京大学元培学院院长李猛主持，按哲学社会科学、文史学科分为上下半场，探讨多个与当代学术发展和生长密切相关的学术议题，如研究范式的变迁、各自领域思考前沿方向、专业化及其超越、重建知识共同体、学术出版的意义和功能，等等。研讨会上，丛书的作者们不仅一起探讨了丛书与当代中国学术三十年的相伴共生，还纷纷谈及他们与这套书的缘分、自己作品出版时的趣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在发言时表示，“今天我们人类正在开创一个新的历史性，而这个新的历史性是跟人工智能有关的，人工智能一旦突破了奇点，这个世界就拥有了双主体，人类和人工智能的双主体，幸亏不是三体，只是双体，如果是三体我们就进入乱世了。我希望三联书店把这套丛书这套书一直出下去，一直出到将来拥有了人工智能作者。”
“三联的这套丛书，我认为它不只是一套丛书，更是开风气、育人才的一个学堂。”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王铭铭在发言时表示，“20多年来我一直信仰着文化自觉的理论，相信人类学只有结合自视和他视，只有采取多文明共生的态度，才能抵达它应该有的深度。现在文化自觉的处境有点微妙，似乎是定位越来越高了，但又被束之于政策文献的高阁之中，我们并没有把文化的自视和他视联系起来，还没有找到一个平衡点。”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丁耘作为丛书编委回忆道，同上世纪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中国出版界思想淡出、学术强化。“怎样平衡思想和学术的紧张关系，‘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确立了一个典范。王国维先生曾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如果把我们对哲学研究的演化放在从40后到90后的每一代学人身上，这几代人在问题意识上有着高度的一贯性，体现出古今中西的文化意识。这套丛书对于前沿问题的反馈有着充分的敏感性，同时几代作者在对当代问题的研究和阐发上又非常地沉着、彻底，既是对学术上思想传统根源的回应，同时也是对中西各个传统的总体判断和抉择。”
“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空前分裂的时代，这和我们30年前对现代性的某一些憧憬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想到全球化或者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如此大的冲突和分裂。而越是面对现实上加剧的分裂，越是呼唤理论和哲学上要有综合的概念，只有理论和哲学的大综合，才能回应和进入现实的大分裂。”丁耘说。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唐文明在发言时回溯了传统文化的复兴历程。“官方一直在推动，民间是第二波，学术界其实是最慢，甚至是阻力最大的。目前复兴的势已经造成，但复兴的理尚未明晰，比如要如何安置孔子？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而到底以什么方式复兴？有好多方面是比较虚热的。我认为未来关于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可能会跟地缘、古今、中西等大问题紧密相关。”
“锚定参照系，找到自己的位置”
对于很多年轻的学者来说，学术成果能跻身“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是一种肯定，近乎某种荣誉。也因此，曾在这套丛书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作者往往和三联书店有着超越一般情形的“情感关联”。
80后学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震在发言时表示，这套丛书近些年更多是面向青年学者，“而青年学者提供的第一本书往往是学科训练的结果，说得更直白些，往往是大家的博士论文。我们甚至可以说，当代中国文史哲以及相关人文学科研究的基础规范性，是通过‘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得到了一个基本的呈现。”
“当下我们要在整个中西学术互动的大背景下，给当代中国哲学确立自己的位置。这不是古今之争，而是要找到一个如何锚定的参照系。下一步我们要如何用中国哲学的资源去提炼出时代问题，发现自己的参照系，再从参照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一过程势必会面临更多的挑战。中国哲学不是不需要分寸感，这个分寸感恰恰在于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更大的体系来定位自己。”李震说。
1991年出生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宫志翀，他的专著《人为天生：康有为三世说研究》，今年10月才作为“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最新成果出版问世。他在发言中表示目前面临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综合问题，“我把它概括为‘温故而知新’。我想强调经典的解释学被重视与中国哲学理论的新创造，看起来是两个努力方向，但二者必须相互支撑，不即不离。没有哲学抱负的经典解释研究是无意义的重复，而没有经典支撑的哲学创造也只能代表某个哲学家的个人思考。”
“回到丁耘老师刚才提到的，所谓古今中西的冲突。其实我们在本学科中已经看到了苗头，古今的分裂已经开始慢慢弥合，我们尽量不让它断裂。接下来中国哲学的研究任务，更需要学者们去深入吸纳西方哲学研究成果，进而尝试调和中西的分立。”宫志翀说。
“关注人文，探索人文和社科的良性互动”
在研讨会的下半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就“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所体现出的人文性谈了自己的看法。“今天这场研讨会开在三联书店一楼图书馆，这个房间的人文气场太强大了，但从这里走出去，看看中国当代学术近几十年的发展，就会发现人文的力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
“人文科学关注个体的精神情感和文化观念，强调通过研究者个性化的认知和理解来揭示人类社会的深层问题，注重意义的阐发。而社会科学比较关注社会群体的结构功能和机制变化，通过大量的实证、定量的方法来加以研究。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其实特别需要良性互动、共同发展。但近些年来，人文科学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呈现出越来越弱化的态势。”
“首先，现在我们的学术评价体系和期刊评价体系并不有利于人文研究的发展。例如期刊评价中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简称IF)的评价被广泛采用，这就比较适用于社会科学成果的展现，一份经济学刊物的影响因子可能是一份历史学刊物影响因子的十倍以上。这就造成不少高校的学报已经明确地表示，人文类文章应该越少越好，这样才有利于影响因子的提升。同时，当下学术成果的传播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人们更加关注流量和热点，而人文学科所注重的个体性方式，对人类社会问题的长线观察，特别是对许多永恒问题的思考往往并不是一时流行之热点，在当前环境下就会显得更加寂寞。”
“我们其实应该积极守护人文研究的传统，尤其是尊重文史、哲学、艺术中所蕴含的情感体悟和深邃思辨，要重视历史所蕴含的诗心。钱锺书先生有句话，‘最寡陋的中国人会爱听外国音乐，最土气的外国人会收藏中国绘画和塑像。’也许是他们鉴别力不到家，可得到的快乐却是真的。人文学者的诗心不应被磨灭，从事社科研究的学者也应该有诗心，有对文学、哲学的热爱。深入理解人文的意义，这对于当下我们应对人工智能等科技发展的重大挑战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整个人文学科里，史学相对比较容易找到跟社会科学的对话点，但像文学、艺术、哲学，如何在未来探索和社会科学更加良性的互动？进而跨越人文和社科现而今已经越来越显著的鸿沟？当前社会的种种趋向，不能不引起我们深长的忧思和强烈的焦虑。”刘宁最后总结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能够不管时代的风气如何变化，始终关注人文，并且身体力行地探索人文和社科的良性互动，我想这也是它对中国学术近几十年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甚至是引领学术发展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