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跳广场舞的大妈和周围的邻居发生冲突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引发舆论关注。近期，媒体报道称，温州一居民小区业主委员会，斥万元重金购买“高音炮”，“以噪治噪”应对广场舞；北京一男子不满邻居跳广场舞的音量太大，拿出家中藏匿的双筒猎枪朝天鸣枪发泄，还放出3只藏獒冲散跳舞人群，被判刑六个月。这些事件引发网民对“广场舞”问题的再次热议。　　

　　“广场舞”有被贬义化的倾向，年轻人对跳舞大妈或苛责或无奈。网民“媛媛好”说，小区里一天到晚都是凤凰传奇的声音，大妈们太让人无语了。网民“严习”说，大妈们只顾自己跳得欢，不顾他人休息和生活，做法欠佳。听闻中国大妈在卢浮宫跳广场舞，有网民表示“丢人丢到国外”。有网民则认为，广场舞噪音扰民多年，有关部门的不作为难辞其咎。

　　有网民认为，应正视老年人的娱乐活动需求，对广场舞不能一禁了之。网民“周雯”说，并不是大妈们倚老卖老，而是老年人的社交方式有限，广场舞是她们充实生活、填补内心空虚的一种最实惠和惬意的方式。网民“客舟”说，城市居民的活动空间比较少，只能在居住区周边的公共空间里，这从居民的健身、邻里关系的建立、人与人交流的角度来说肯定是好的。我们不能忽视这种合理性。

　　网民认为，“广场舞”问题的实质是城市公共空间不足及规划设计不尽合理。网民“田燕”说，广场舞引发的纠纷，实际上就是一部分群众的文化需求和公共环境管理之间的矛盾。应对这样的矛盾，除了社区居民自我协商，还需要相关部门出面，调配公共资源和文化空间。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李春青认为，我国城市的很多广场在设计理念上都追求大和仪式感，定位往往是成为一个城市的标志性公共空间，对人性和人的行为的考虑比较少。今后，公共空间设计应该根据用途和目的作功能上的区分，应该有仪式性的，也应该有私密和半私密性质的，兼顾“动”和“静”的需求。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永恒也认为，一些城市往往注重建设大型的、标志性的公园和广场，而小型的、便利的活动空间相对不足。在未来的城市规划中，尤其是一些新兴城市，应该对绿地、广场和公园的布局作出合理明确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