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居游十五载，飞来峰的山石、造像与摩崖题刻，早已不是单纯的风景，而是我与传统文化对话的精神场域。这里的冷泉溪潺潺流淌，造像与山体浑然共生，题刻间沉淀着唐、宋、元以来的文脉印记——每一处细节，都承载着山水与人文的共生之道。多年来，我以摄影为创作媒介，在传统书画与数字拼贴技术的碰撞中探索，试图让摩崖石刻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走出幽谷密林，走进更多观众的视野。
我与飞来峰结缘是从读大学时开始，每当有朋友从外地来杭州，最开始我会带他们去西湖游玩，从孤山西泠印社到石佛院遗址，再到宝石山、抱朴道院、玛瑙寺。来过飞来峰之后，这里就成了首选地。我总觉得这里很奇妙，有三生石，有大肚弥勒，有嶙峋怪石，有叠嶂峰峦，还有避暑洞窟。我常常会在这里伫立，静静观看这些造像，也会常常想，这里为什么会造有这么多的佛像，又为什么会选在这座山上。一个偶然的傍晚，我游走在冷泉溪畔，对着一尊造像驻足观看了很久。或许是阴天的原因，我感觉到它就在那边安静地坐着，而且这样坐了上千年，它是现实之中的，但又是虚幻的，我们往往难以用言语形容什么叫“安静”，而那一刻，我想我是有所触动了，观看许久之后拍下了照片。
我的创作起点，源于对“山水变迁”的追问。初见宝石山大石佛院遗迹时，我曾困惑“高山何以系舟”；探寻铜鉴湖风水洞，又好奇“偏僻之地为何存七处唐刻”。这些疑问推动着我翻阅《武林山志》《西湖游览志》，追溯杭州从良渚时期到如今的山水变迁而得到解惑——原来摩崖石刻不仅是文字与造像的留存，更是地域、时间与价值的叠加，是古人与山水共生的见证。正因如此，我意识到创作不能只停留在“记录”上，更要挖掘遗迹背后的历史逻辑，寻找摩崖石刻与山水语境的共生叙事。
2022年于我，是一个转折之年。在梳理摄影案例申报中国摄影金像奖的同时，我也萌生出暂别连续6年的工作节奏的念头，重新投入创作，并启动“中国摩崖石刻摄影长卷”系列拍摄计划。
突破，始于对“形式”的创新。我最初延续大学时期的“单幅拼贴立轴”技法，却发现无法展现造像与山体的空间关联——读者看不到造像在冷泉溪畔的具体位置，也感受不到“佛国山”的整体气韵。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冷泉溪畔凝望造像，忽生灵感：为何不打破相机“一点透视”的局限，用中国传统绘画“三远法”重构画面？于是，我尝试以“游走的移动构图”拍摄，从理公塔向两侧延伸拼贴，耗时近6个月完成首幅20米长卷《灵鹫飞来》。这幅作品里，阴天与晴天光景交融，冷泉溪的树木作“叙事分割”，观者可自左至右“游走”其间，仿佛置身真实山峰——这种“打破时空限制”的形式，恰与古人“以山为卷”的智慧不谋而合。
正是在完成《灵鹫飞来》后，我有了要将飞来峰摩崖石刻进行系统性拍摄的想法，于是在4年间相继完成了《飞来峰·青林洞》《飞来峰·玉乳洞》《飞来峰·龙泓洞》《飞来峰·呼猿洞》等作品的拍摄。
在完成这5幅长卷之后，我又在思考展览形式，根据以往的展出效果来看，长卷的形式很不错，同时引起许多绘画界朋友的关注，但在我看来似乎还不太够。首先，长卷作品高度上就有一定的局限性，对展出空间也有较大的要求。冥思苦想之间，我想到中国传统展览方式中有一种接裱的形式，于是我又拍摄了一批立轴作品，也是对于之前飞来峰摩崖石刻没有拍摄完全的一个补充。这些新拍摄的立轴作品，既可以单幅展出，也可以根据展厅空间进行组合展出。
2025年我陆续推出了“心·游”个展、“灵空氤氲”杭州摩崖石刻摄影长卷作品展、“灵空氤氲·写意山水”摄影展，以及入选“辉光日新——浙江省造型艺术优秀中青年人才‘攀峰’推广计划邀请展”，都是在尝试“轻量化传播”——比起带整座山走向世界，一幅卷轴能让观者在几分钟内俯瞰飞来峰全貌，若遇感兴趣的造像，又可驻足细品。在展览中，策展人和我一致认为，要将“游”作为展览的核心形式。
“心·游”主要展出的是《灵鹫飞来》长卷以及68幅手机拍摄、在暗房银盐制作的小照片，其中64幅尺寸是6.5×8cm，有许多朋友问我为何要将照片做到这么小，我解释说，照片小了，观者才能凑近观看，凑近了观看，才能吸引心神游走在其中，当心神游走在其中，那我与观者的距离也就更近了，同时我希望这些小照片能引起观者的共鸣。
在“灵空氤氲”杭州摩崖石刻摄影长卷作品展中，我和策展人刘贝宁希望现场能够还原人在飞来峰中游历的真实感受，营造亦真亦幻的氛围，所以在展览布置上也强调“游”的观感，呼应了前面长卷与立轴的作品拍摄状态，即在山水中“游走”。在“辉光日新——浙江省造型艺术优秀中青年人才‘攀峰’推广计划邀请展”中，我实现了将11幅立轴现场拼贴在一起的想法，营造了宛如整座飞来峰扑面而来的视觉效果。
目前，“中国摩崖石刻摄影长卷”系列创作仍在继续。我深知，文化传承从来不是复刻过去，而是用当代语言让传统“活”起来。我们无法将整座飞来峰带向世界，但可以用一幅卷轴、一组影像，让千年石刻的魅力跨越时空。未来，我将继续以镜头为笔、以长卷为载体，让更多人在摩崖石刻的纹理中感受传统文化的当代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