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都是理论批评家对摄影家进行访谈，而这次王征却以摄影家的身份来给理论批评家作访谈，分别采访了刘树勇、李树峰和我，并作为重要的学术部分编辑到了《像说》一书中，可谓别出心裁。我在访谈中，把这些年来几乎全部的理论思考都整合到了一起，而且把我的一些人生经历和感悟过程也都和盘托出……也可以说这个访谈，就是我自己心灵的一个能指。
能指是第一性的：关于影像语言
                          ——藏策访谈（之一）
     越界其实是一种超越 。  
    王征：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影像语言的重要性。以往国内的摄影研究大多从社会功能入手，研究影像体现的社会价值，即便所涉及的到一些摄影本体的研究，也都是从美学、格式塔之类的理论进入的，现在看来效果都很不理想。你从一开始就从符号学入手，研究元语言，也就是语言的语言，在摄影批评界独树一帜。希望这次能深入全面地了解你的这些理论，用这些理论把影像本体的语言问题谈透。
    藏策：前些日子我在浙江讲课的时候，浙江摄影网的沈珂兄就采访过我，谈的也是影像的本体语言问题。可惜那次时间比较仓促，我表述得不够完整，回来后才想起来还有许多想法当时忘说了，呵呵！正好这次可以说得更完整些。
    我为什么会那么关注“元语言”【注1】呢？这其实是我的知识背景决定的，我这个人的知识背景，跟别人有点不太一样。你知道，我是学文学专业的，可学校里教的那些传统的东西，根本就解释不了文学。没办法，我只好自己探索。我是60后，在我20岁左右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才刚刚知道西方有个“现代派”，西方现代派在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还是个很神秘的东西呢……于是我就查阅各种资料，可惜关于现代派的资料少得可怜……记得当时有一篇文章里说，西方的现代派文学无不打上了“弗”氏烙印。也就是说现代派都跟弗洛伊德的学说有关。这种说法在今天看来也许简单得有点可笑，可当时的中国人对现代派的了解就这么多，大概是以为现代派文学就是“意识流”之类的吧，所以就都和弗洛伊德扯上关系了。后来台湾的弗洛伊德译本开始在大陆大量翻印，于是我就把所有弗洛伊德的中译本，以及他弟子们的书全都读了一遍，对精神分析理论算是彻底弄明白了。后来我还认识了一位医学院的心理学教授，他当年曾追随弗洛伊德的弟子考伯勒学习过精神分析学，于是我们就一起在天津市图书馆开精神分析讲座，当时在社会上反响很大的。那时我还在教授开办的心理门诊搞过临床，在《天津日报》开过心理咨询专栏……当然我也没忘了文学，当时写过一篇用精神分析方法分析屈原的论文，认为屈原是个有“自恋”倾向的人，当时在古典文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直到今天我的这个观点还被作为一家之言，收录在《屈原学集成》里。
    研究语言符号学，其实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了。因为我越来越发现精神分析学是有局限的，而且就连精神分析学本身，也早已在法国的拉康那里经过了“语言学转向”【注2】，不研究语言符号学就无法真正进入到文学的本体。可语言符号学比精神分析学难多了，恰好我有个远亲是南开大学的法语教授，他大学是在国外念的，课程里就有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这门课，后来又翻译了很多罗兰·巴特的书，是国内的符号学权威……于是我遇到弄不懂的地方就去找他请教。语言符号学这东西，如果全靠自学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有人辅导的话，其实也并不太难。尤其是把那些最基本的原理彻底搞清楚了以后，就会越弄越有意思。
    迄今为止，我最拿手的两项看家本事，就是精神分析学和语言符号学。恰好一个是关于内心的，一个是关于文本的。这两种理论整合在一起，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会提出“心灵的能指”这样的观点了吧？
    王征：是啊，一个人的学术背景一定会作用于当下的研究。
    藏策：回想一下我的求学之路，其实误打误撞的成分很多，有点像金庸小说里的那个傻小子张无忌，稀里糊涂地就学会了“九阳真经”。其实真正的学院派做学问，可不是我这样的搞法。像我研究的这些，在学院里应该归入“文艺学”，属于国家一级学科……怎么搞呢？要先把各家各派的历史传承、时代特征、学说特点……以及代表人物的出身和生平梳理一遍，然后再进行分析评价，指出各自的优长和不足……至于这些学说在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中如何具体应用，反倒所知甚少了。我就遇见过许多这样的学者，讲起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来头头是道，可你要拿一篇小说来让他用这些方法分析一下，他立马就顾左右而言他了……
    而我是从用的角度研究理论的，对学科反而没概念，而且最喜欢在不同的学科之间越界，打横炮……以前曾经用精神分析理论跑到人家“先秦文学” 那儿去尽情地发挥了一通，现在又在文学和摄影两个领域里搞“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你说我是江湖派吧，我搞的可都是比学院还学院的“元理论”；说我是学院派吧，又完全不按人家学院的那套学科分类走……所以我刚才说我的知识背景挺个别的。越界搞好了，就是一种超越。文学可以为我的摄影研究提供灵感，摄影也可以给我的文学研究提供灵感。比较文学里有一种方法叫“科际整合”，就很类似这种越界。法国的那个罗兰·巴特其实也是这么搞的，用他的符号学理论一会研究小说，一会研究时装，一会又研究摄影……
    王征：以往少有摄影者对评论者的访谈，我现在比较注意个体经验与作品间的联系，那你的个人经历也应该与你的理论倾向有关，我想多了解一些你的经历，对理解你的理论应该大有帮助。
    藏策：我是个独生子，从小没有兄弟姐妹，孤独得狠。家里不让我到街上去玩，说街上跑的都是野孩子……一有小朋友到家里来，我就把玩具都拿出来，只要人家陪我玩，玩具送人家都行。直到30岁以前，我都不大擅长人际交往，后来才一点点适应的。四岁那年，“文革”开始了——咱俩同岁，那时你也是四岁——家里被抄了一次家，叫“查四旧”，但很快又“平反”了，抄走的东西又给送回来了，而且送回来的比抄走的还多。说实话，在“文革”中，我家还真没受什么大的“冲击”，只不过是惶恐了很长一阵子而已。不过我还是从小就对“文革”充满了厌恶！我讨厌粗俗的东西，讨厌那些所谓的“革命群众”！中国社会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国民素质问题，而文革把粗俗捧上了天，把文明踩到了脚底下，让本来就已经很稀缺了的知识分子又陷入了万劫不复之中……这在我当时懵懵懂懂的意识里，就类似于“野孩子”打倒了“好孩子”。
    我二十几岁时，就加入了民主党派。为什么？就因为我不愿意在填表的时候，在政治面貌一栏里写上“群众”两个字，我讨厌这两个字！我对一切宏大叙事的东西，什么国家主义的、民族主义的、集体主义的、群众运动之类的词语，都深恶痛绝！这些词语都蕴涵着语言暴力，是假借多数的名义对个人权利所实施的侵犯和践踏。小时候背语录的时候，我觉得最顺口的一句就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呵呵！所以我今天的这些理论，都是解构那些宏大叙事的，这与我个人的性格和成长的经历都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也曾自省过自己的理论研究，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过完全正确的理论，那为什么人们还要去研究理论呢？我发现真正的理论都是和内心相通的，其实就是内心世界的一种隐喻。这和作家的写作是一个道理。我之所以如此醉心于理论探索，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的心灵寻找“能指”。我写理论文章时，只能谈理论，如果想起什么就说什么的话，就不叫文章了。现在咱们作访谈，就自由多了，我可以随时敞开自己的内心，这样谈开来，理论与内心之间的联系就一目了然了。
                                                          （待续）
  注 释
【注1】“元语言”简单地说，就是关于语言的语言。比如研究语言本身所使用的语言，就属于“元语言”。在摄影理论中，以语言学的方法研究影像的编码规律以及深层法则，就属于“元语言”层面上的研究。
【注2】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的哲学、文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甚至史学等学科，都经历了“语言学转向”。也就是开始用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原理，来研究这些人文领域，因为这些学科所研究的，归根到底都是文本。但中国在这个时期则正在经历各种政治运动，对西方正在发生的这些新思潮基本处于隔绝状态，从而形成了知识结构上的严重断层。20世纪中后期，西方又经历了“文化转向”，也叫“意识形态转向”，“文化研究”开始兴起，将文本研究的基本方法拓展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比如对影视对广告以及各种大众文化的研究。“文化研究”对摄影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