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追忆 于 2011-11-29 16:53 编辑
摄影术自传入中国至“五四”运动时期已历70多年的发展，但是，由于经济条件、技术条件和摄影师本身所处地位的局限，摄影术主要作为匠人手艺出现，师徒相承，摄影师也没有意识到把摄影作为一种社会记录工具或艺术创作手段，更谈不上登上高雅艺术的殿堂。20世纪初，随着摄影技术的改进，特别是干版和软片的出现，胶片感光度的提高，小型镜箱代替了早期笨重的相机，摄影工艺的简化，使摄影具备了推广普及的条件。辛亥革命后，在民主与科学的呼声中，越来越多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加入摄影爱好者的行列，摄影成为一项高雅的兴趣而被文化界、知识界广为接纳。由于有了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众多文艺界大家为摄影的诞生摇旗擂鼓，有了陈万里等人的创作探索及刘半农《半农谈影》的理论总结，才有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摄影创作上的第一个繁荣时期。
    陈万里（1891—1969年），名鹏，江苏省吴县人，是中国早期摄影的先驱。万里是他的字，取“鹏程万里”的意思，但他一向以字行，本名反而少为人知。1917年，陈万里毕业于北京国立医学专门学校，曾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江苏省卫生署、故宫博物院等处任职。他兴趣广泛，才华横溢，叶圣陶先生对他的评论是：“陈万里先生富于艺术天才，文艺、戏剧、绘画、书法，他没有一项不笃好，也没有一项不竭思尽力去擘摩。”陈万里1919年开始钻研摄影。从1919年至1921年连续三年间，作为组织者之一，他联系同好在北京大学举办三次摄影作品展。当时的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实施美的教育思想影响下，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音乐研究会、歌谣研究会、昆曲研究会等文艺研究小组纷纷成立并开展活动。在此影响下，1923年冬，陈万里、黄振玉、吴辑熙等发起组织中国最早的摄影团体——艺术写真研究会，后改称光社。陈万里被称为“光社四杰之一”。1924年夏，在北京光社第一次摄影展览会上，他展出作品60余幅，得到社会好评，“屡屡感受好友的奖掖”“好友们又怂恿我付印”，于是，他从中选出12幅制成珂罗版，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摄影作品专集《大风集》。
    陈万里在中国摄影史上占据了几个“第一”：第一个出版个人摄影作品集（《大风集》，1924年）；第一个出版纪实摄影作品集（《民十三之故宫》，1928年）；第一个举办个人摄影作品展览（1926年，上海）；与同道一起组织了国内第一个摄影团体——“艺术写真研究会”（即“光社”，1923年）。他为《大风集》所写的序言，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个摄影艺术宣言。《大风集》，“美术摄影”的创作实践范例 《大风集》中收入的作品数量不多，但装帧印刷考究，布面精装，墨绿色的封面上烫银“大风集”三字，由马夷初题署，另标有“陈万里摄影集作品之一”等字样。书中除自序外，还收入俞平伯题词及钱稻孙、顾颉刚两位大家的序。如果说1923年出版的欧阳慧锵著《摄影指南》中，张元济的序和康有为的画意点评为“美术摄影”的诞生制造一定的舆论准备，而《大风集》中收入的作品，则为“美术摄影”的创作实践提供了范例，从这12幅作品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观念对其摄影的影响，拍摄题材主要为风景或静物，没有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题材，画面追求古典诗词与绘画的意境，并处理成朦胧写意的效果，虽然不尽成熟，但在中国摄影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作品集中收入的陈万里的自序及另外三人的题词和序，表现出了新文化运动中几位文化先辈对这一新兴艺术的热忱，也从理论上预示了它的发展方向，对后来“美术摄影”的盛行影响深远。
    在《大风集》自序中，陈万里认为，“摄影离了机械的动作及技术上的经验以外，对于取材、构图、阴阳、向背种种方面都是重要的”。他在自己的摸索研究中，最早体悟到摄影的审美功能，提出了摄影“造美”的论点，即在“极不美的境界中”，发现并“照成它美”，把自然美创作成融入、表现摄影者个性的艺术美。陈万里还提出了摄影的个性化和民族化问题，其作品要“还出我的本色，使得他无愧为中国人的摄影集”，我们中国的摄影艺术，“不仅须有自我个性的表现，美术上的价值而已；最重要的，在能表示中国艺术的色彩，发扬中国艺术的特点”。这与五四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表现出他的艺术探索精神和爱国精神，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加以论证，创作出“诗味隽永底摄影，中国底艺术的摄影”。从这些摄影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位摄影艺术的拓荒者善于从生活中发现美、捕捉美，“无论什么地方，总有照相的机会，不过大家不会取景，容易忽略过。……他的最好的照片，如淡烟寒日荻花秋是在南下洼子照的，大风起兮是在顺治门内大街照的，寂静是在望海楼的院子里照的。这种照片的材料，别人最容易忽略过，而万里的敏捷的心灵时时提醒他，使他把这种机会捉住。”并注意画面意境的营造，“蕴藉着一种旷远高古的意味和文人儒雅的风采。”
    钱稻孙的序言虽然只有短短的400多字，但借着对陈万里的介绍，道出了作为艺术家的摄影家应该具备的艺术素养和美学修养，“真正感激于自然美而不能自己地用种种方法来创作成表现个性的艺术美，是他的全生活”，“……有时作山水墨画，也有时自见于舞台，却很少人知道他是艺术天才，有极丰富的艺术生活。现在这个集子的内容和这集子的装帧意匠，可表现了他那艺术的美生活的一部。”正是由于陈万里的“多方面的艺术天才”和美学修养，才使得他在“还只是极少数人知道艺术化它；一般人连赏鉴多（都）不知道”的时代，以自己的创作为摄影地位的确立做出卓著的贡献。
    顾颉刚的序言从陈万里至交的身份道出陈万里的艺术创作道路，“他高兴起来，可以独自出行几千里路，搜寻名胜”。他“善于取景，从他的敏捷的心灵里发抒出来，这是别人及不来的。”“为了辅助照术的进步”，他“很勤勉的练习画图”，“室中到处都是画册画卷，他的胸膈之间永远饱饫着图画的趣味。在他的照片里，他所受的图画的陶冶很能做亲切的表现。”后来，有人批评他的照片接近中国画，“充满着中国画的神韵”，他又“从了西洋画师学画”，“在照相上受了光的训练已深”，此后，他的照相帮助着图画，他的图画又帮助着照相，他的艺术的完成自然是更顺利了。后来，他联系同好成立“光社”，一起“切磋攻错，夜以继日，艺术的进步自然是更快了”。 作为挚友，顾颉刚为《大风集》的出版感到“无比的欢喜赞叹”，陈万里艺术创作的精神不颓废、不玩世，也不是“到足以自娱的程度时，就算够了”，他“自己总不满足，在他的理想中，有更超远的境界”，“这一集大都是风景片，将来要换一个方向了”。陈万里具有“爱美与勇毅的两种性情”“合一的才性”，“在感情上勇于求适，在理知上勇于求高，在极不枯燥的境界中表显出极活动的心灵，成就许多伟大和优美的作品”。实现他信奉的“从极不美的境界中照成它美”。
    俞平伯的题词对《大风集》作了高度的评价：“摄影得以艺名于中土，将由此始”。（全文为：“以一心映现万物，不以万物役一心；遂觉合不伤密，离不病疏。摄影得以艺名于中土，将由此始。万里先生曰何如？题《大风集》首页。俞平伯十三年八月。”）此外，《大风集》印出后，叶圣陶在《文学》第143期上有一篇介绍，其中写道：“他并不是只给死板的景物留下个迹象，乃是把景物的活泼的生命摄取出来，完成他的艺术创作。”这些新文化阵营的大家为陈万里呐喊助威的同时，也为处于萌芽时期的摄影艺术争得了一席之地。可以说，陈万里的《大风集》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摄影从此与艺术联姻，结束了摄影被称为“夷术”、“方术”，称摄影家为“术人”的时代，对中国早期摄影美学做出突出贡献。《民十三之故宫》，摄影纪实的探索 1924年冬，在国民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被迫搬离故宫，当时北京大学的许多学生和教职员参加宫闱的清点工作，陈万里是最早进故宫的“摄影记者”，用相机记录了宫中的真实情景，后辑成《民十三之故宫》一册，于192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同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陈万里编辑的《故宫图录》，收照片97幅，其中十分之七八为陈万里所摄。他的照片是封建王朝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的见证，他在《民十三之故宫》的《小言》中写道：“废帝溥仪出宫以后，我就跟着军警政学各界办理查封时所照的照片，由百余幅里面选出八十四幅，遂成就了这一小册子。自信其中多少部分可以留作将来史料的地方。”这说明他已充分认识到摄影的纪实功能，有意识地利用摄影记录重大历史事件。他平实地记录下紫禁城内的这场政治变故，神武门内接受检查、准备出宫的太监、隆宗门前收拾箱笼的宫内婆妈（女佣）、接受检查的寿康宫宫女和忙碌查封宫殿的军警人员，等等；他也注意选择最能表现这一事件本质的内容，如乾清宫、斋宫、养心殿门上封条的特写，永寿宫后库秤量存银的场景。陈万里在拍摄中注重利用细节，加深报道的力度。以后把故宫辟为故宫博物院，他的许多照片还成为恢复原貌陈列的主要依据。
    1925年，陈万里随美国哈佛大学考察队去敦煌考古，从春至夏，历时约半年，归来后又以朴社的名义印了一本《西行日记》，于1926年7月出版。《西行日记》内容丰富，集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民俗学、语言学资料于一书，堪称游记文献的典范之作，其内容涉及山西、陕西、甘肃等广大地区。陈万里还以其实地考察在书中改正了以前史书记载的错误。叶圣陶介绍说：“除了考古方面，在这部日记里可以看见西北的社会、西北的民众。陈先生是无处不留心观察的，一种风俗，一句方言，一出戏文，一席闲谈，他都看作宝贵的材料，珍重地收在他的日记里。”叶圣陶还介绍说：“陈先生此行摄有照片300多幅，其中写大漠景色的旷远，雕刻壁画的精妍，物质生活的简陋，都使没有远行的人仿佛身入其境。照例这些画片应该附在这日记里的，只因印刷费不充，未能做到。”以游记的形式结合摄影图片来介绍各地历史文化和地方风土民情在近年的摄影文化出版读物中深受欢迎，遗憾的是，当初陈万里的这300多幅照片未能付印，如今这些照片又不知散落何处，否则，他又在国内开了这种先河。
    1926年夏，陈万里“应厦门大学之聘，南下过沪，携来杰作颇多”，8月19日至20日，在上海慕尔堂举办了个人摄影作品展，影展由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天马会”筹组，展品主要是参加敦煌考古过程中拍摄的古文物摄影专题，如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大同云岗石窟，甘肃敦煌石窟等，这个影展被认为有“历史与美术上的价值”。也是见诸于文字记载的中国最早举办的个人摄影作品展览。这些作品也在苏州青年会、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展出。
    如果说，《大风集》中的作品代表了陈万里在摄影艺术性上的探索，《民十三之故宫》和敦煌考古过程的拍摄则代表了陈万里在摄影纪实性上的探索，说明了陈万里对摄影艺术的特性有了很准确的把握。
    陈万里各方面造诣都很深，著作很多。其中摄影专集除《大风集》《民十三之故宫》外，还有《西陲壁画集》《越器图录》和《故宫图录》等。他的《云岗图录》摄影集，原稿毁于“一·二八”炮火，未能出版。他还写了数种游记著作如《西行日记》《闽南游记》《湘川道上》等，并且都附有他的摄影作品，图文并茂，很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