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这些瓦片的时候，正是午后时分，阳光泻落在林间的草地上，斑驳处的阴凉下面，刚好可以看见那些已经被我们留在身后的云雾和山峰。

　　以博格达峰为代表的东天山这一段，不仅神迹遍布，还因为有了天池这样一座高山上的湖泊而声名远播。多年来，人们习惯了对天池的观光和游览，满足一下“到此一游”的感官性刺激。看看今天的游人如织，就知道“天池”作为一个旅游景点，是多么具有市场的号召力。

　　事实上，无论从哪个角度讲，纯粹自然或者山水的景点都是单薄的，甚至是浅薄的。我们需要的是在这些亘古不变的山水中，辨认历史和时间的遗迹，寻找时光的脚步中被遗落的信息；我们也还需要多一点，对于这些山水的体认和内心的体味。同时我还相信，几乎所有的高山和湖泊，都应该是神灵的居所。所以，朝山觐水，要远远大于旅游的意义。

　　天池是西王母的居所。那个美丽而遥远的神话，一直在我的记忆里盘旋着，无论是在湖边还是在上山的路上，我都在想，人神共享的所谓稀世美景，原来竟也是如此的安静呢。

　　沿西小天池一路上来，这山腰处的一块高地，渐显出一片小范围的开阔和平坦。周遭林木苍翠，花草摇曳，适时的阳光照见了这一切，不时从山下天池里浮上来的水汽，被一些缓慢的风托举着，散步到了更远处的山腰和山顶上，去做了那些云朵和漫游者的亲戚。就像一些好日子里的旧时光，远了和近了的亲人，这些回忆，总是在缓慢中展开。

　　所以，山神庙遗址看上去并不像是一个旧日的遗址，它就像我们邻居家因为一场大风或者洪水而倒塌的房舍。那些房屋的轮廓，四散的瓦片，以及一些房基上散落的草籽都使我相信：一切都还没有结束，一切，都还在进行当中。

　　我随手捡起一片瓦当，青灰色瓦面上，有一个约一公分的圆孔，据说是当时运输上山时，用绳子穿孔系在羊背上驮上来的。无法确知的是，究竟有多少只山羊参与了这支深山中的运输大军，而崎岖的山路上，那些被追赶或者牵引着的山羊，最终，都去了哪里？

　　尽管爬山的过程充满艰辛，气喘吁吁中，我还一时无法让自己迅速地平静下来，我依然为这么完整的一座寺庙遗址感到惊讶。遗址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大，我能够看清楚的，是地上散落着的青砖和瓦片，潮湿而松软的泥土上，覆满了青苔和这个季节里疯长的青草。

　　仔细端详着手上的瓦片，纹理清晰可见，有过一些时间上的断裂，但在大体上还是完整的。只是，我不知道这些潮湿的黄土下面，到底还掩埋着多么深远的历史。见过许多高山上的建筑，那些高耸在云端的气象，总是让我浮想联翩。而眼前这个掩映在高山深处的寺庙遗址，早已不见了气宇轩昂，有如一声叹息在山梁上划过。

　　山神庙，其实并不只是山神庙。坊间大多以为清代所建，而顺着历史脉络往前走，我们便不难发现，早在唐代，这里便有庙宇和祭祀活动了，并且是一座佛教遗址，而不是后来所说的道家庙宇。《西域番国志》记载，“近山有土台高十余丈，云唐时所筑，台畔有僧寺，寺下有石泉一泓，林木数亩。由此而入出，行二十余里，经一峡之南，有土屋一间，旁多柳树，沿土屋之南登山坡，坡上有石垒小屋一间，高不五尺，广七八尺。房中有小佛像五位，旁多木牌。”由此可见，先民们遵从山水的观念及其历史，要远远早于我们的回溯。

　　后来的“博岳庙”、“东岳庙”、“灵山寺”等名称的由来，随着岁月的迁徙，应当都是一个自然而又缓慢的过程。其实，我更愿意相信《西域番国志》里“池东面，山石青黑，远望，纷若毛发状，云十万罗汉佛于此洗头削发，遗下此灵迹”所昭示的历史遗存，对于一切我们无法穷尽的山水而言，所有的历史，都是被传说和膜拜的历史。

　　相对于神话和传说，山神庙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沿山神庙攀援而上的“灯杆山”并不是清代道士开启的所谓“点灯祈福”，而是时间更为久远的佛教活动中的“福佑禅灯”，更确切地说，改“灯杆山”为“禅灯山”，似乎更符合山神庙所标示的文化记忆，也似乎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无论如何，我都愿意为这一湖水写下自己的感动和崇敬，尽管这些文字中充满了无法避免的孤见和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