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以北，向北，再向北。天上有云，斑斓而飘逸；云里生风，薄雾轻扬；风追着原，原上原下，沟沟峁峁，遍地青翠，满眼葱郁。道路蜿蜒而少颠簸，游人恬淡却多假寐，眼际不时掠过一些窑洞的影子，成片裸露的黄土不见，满目飘飞的黄沙不见。更远处，有炊烟丝丝缕缕，原上一道道密密的林子间，兀地铺下几条曲曲折折的小路来，路畔也许有几只悠闲的小羊，也许有几朵兀自盛开的小花。

　　此刻，我在延安。我第一次来到了延安，怀着崇敬，怀着神圣，怀着爱。我从黄帝陵来，我从兵马俑来，我从气吞山河的黄河壶口瀑布来，我从汉唐盛世的古都西安来！可是，延安是什么声音？延安是什么模样？是荡气回肠的小米粥？是壮硕甜腻的大红枣？是芳香四溢的南瓜汤？是千人织布的小纺车？越靠近延安，我就越渴望早一刻走进延安。

　　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随着不断催促游人加快脚步的解说，穿过兜售各种纪念品和土特产的摊贩，杨家岭、枣园、王家岭，一路走来，一路拍照，我看见了毛泽东住过的窑洞，看见了朱德睡过的土炕，看见了他们使用过的那普通而遥远的物件，还有小石凳、小石桌。透过它们，我看见往来穿梭的电报和传文，看见照耀人心的宏文巨制，看见无数人在随风吟诵：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宝塔山、凤凰山、清凉山一直在我心里耸立着，延河水一直在我的心里流淌。可是，若干年来，我一直不敢轻易来到延安。因为延安是神圣的，是神秘的，我与延安隔着千山万水的距离。但神圣的延安就在我的心里住着，我的心里自有我的延安。

　　此刻，我在延安。七月的夜里，陕北的风带着阵阵凉意，我席地而坐，仰视夜空，记起伟人的诗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时光荏苒，灯光照耀下的宝塔山比昔日更加巍峨，而日夜流淌的延河水却早已不再滚滚。

　　绕延河大桥行走，同伴们在为延河水的变迁争论而感叹，我的心绪却早已越过历史的沙堆，思想的丛林闪烁出十万个为什么来：为什么是共产党？为什么是毛泽东？为什么是延安？广场上，月华如水，一位老者正在用笛子吹奏《东方红》，我默默走过去坐在他身边的人群里，那些历史岁月，过去的风风雨雨，都在他的笛孔里流淌。

　　延安是边远的，是贫穷的，而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却有过波澜壮阔的13年。13年里，有那么多脚步奔向延安，那么多道路通向延安，那么多青春被点燃，那么多理想插上翅膀，那么多俗念脱胎换骨。他们从国统区来，从沦陷区来，或结伴，或独往，穿越层层封锁，道道关隘，即使飞蛾扑火，也义无反顾。在延安，最常见的是枣树和银杏，它们高大、挺拔、坚韧、向上。正是因为拥有这种品质，延安的路通向了西柏坡，通向了天安门。

　　此刻，我在延安。《东方红》无论曲调，还是歌词，我都早已耳熟能详，但关于它一波三折的来历，却是此行的最大收获。最初，《东方红》的曲调是一首陕北情歌《芝麻油》。歌词是这样的：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咳哟，哎呀，我的三哥哥。随着全国抗日高潮的来临，歌名改成了《骑白马》，歌词也重新填写：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嘿哟，打日本就顾不上。

　　1942年冬天的一个早晨，陕北农民李有源出门劳作，初升的太阳暖洋洋地照在他的身上，从小家境贫寒的他怀着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感激之情，脑子里灵光一闪：毛主席和共产党不就是太阳吗？于是，他把歌词再次改填：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不久，这首歌改名为《移民歌》，在南下移民途中传唱开来，经过延安文艺工作者公木、刘炽的修改，最后命名为《东方红》发表在1944年延安的《解放日报》上。

　　《东方红》从一首抒发个人情感的民歌，升华为对共产党和领袖拥护爱戴的颂歌。因为年代久远，传唱的版本虽然略有不同，但透过这首歌的前世今生，却看得见一个民族的人心所向。和着老者的曲调，我一遍又一遍地吟唱……

　　离开的时间到了。一个英俊的陕北年轻后生来到跟前，头扎白巾，腰系红带，右手擎一管烟袋，左手牵一匹小白马，同伴们争相与他合影。他的俊俏媳妇，标准的陕北女子打扮，索性来到人群中间，边唱边扭起秧歌：青线线（那个）蓝线线，蓝格英英（的）彩，生下一个兰花花，实实的爱死人。秧歌声里，车子缓缓驶过延河大桥，我回过头来，轻轻地招一招手，嘴里念着贺敬之的诗句：身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