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睦亲慈幼、孝老爱亲”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仙居人民薪火相传、孜孜不倦、生生不息的地域文化。在10月19日全国慈孝文化建设现场经验交流会上,浙江省仙居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陈红雷向来自全国13个孝文化名城、孝文化之乡的100多名代表介绍仙居的做法,从2012年开始,仙居只用了短短三年,就已经把“慈孝文化”做得风生水起,成为中国民协命名的“中国慈孝文化之乡”和“中国孝文化实践基地” ,当地好评如潮,影响扩展到海外,“仙居模式”也呼之欲出。
(一)全方位多角度建设仙居慈孝文化
仙居的孝文化,专注于“慈孝” ,因为慈孝是作为博大精深的孝文化出现的,可谓古已有之,在慈溪、宁波、温州一带积淀深厚。在新的历史时期,仙居县委、县政府要做的是将“古已有之”的慈孝文化推陈出新,注入新鲜血液,让这笔宝贵的文化资源变成当下仙居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唤醒每个人的文化自觉和道德自律。
一是发挥理念的引领作用,批判地继承慈孝文化,赋予其与时俱进的时代内容和时代精神。举办第三届海峡两岸儒学学术论坛暨慈孝文化理论研讨会、“慈孝仙居”理论征文比赛、“孝行浙江走进仙居” 、慈孝创建骨干培训班等活动,高层次、多角度、全方位地总结和提炼“慈孝仙居”创建的核心价值和制度安排。邀请国内慈孝方面研究专家、学者开设“慈孝大讲堂” ,并成立由本地专家组成的慈孝讲师团在全县机关、企业、学校、农村进行巡回宣讲。
二是用足用好当地现有的文化资源。搜集整理仙居古代慈孝典型、慈孝文化遗迹遗存、文献资料、民俗习惯等,并汇编成书,已经编印《仙居古代24孝》和《仙居当代最美人物集》 ,成为教导全县人民学习慈孝典型的教育读本。组织人员到全县各地开展家训征集活动,开展家训进三堂活动,即“家训进文化礼堂、进家庭厅堂、进学校学堂”活动,引导人们砥砺成才、崇德向善、明理守法。发动本土词、曲作家创作12首“慈孝仙居”原创歌曲,不断唱响“慈孝之声” 。还创设了周敦颐后裔故居、朱熹遣子上学的桐江书院等10个慈孝文化教育基地,以及一批慈孝主题公园、慈孝文化街、慈孝文化墙、慈孝文化长廊等。在县城各个主入口、县城主要街道、 20个乡镇街道、418个村(居)都精心布置了有关慈孝的公益广告;在仙居电视台、仙居报开设“仙乡新风·慈孝在行动”“寻找身边的感动”等专题专栏,确保慈孝创建“日日有动态、天天有声音” ;大力应用新媒体,开通“慈孝仙居”专题网站,开设掌上仙居客户端、手机报、微博、微信平台;制作慈孝宣传环保袋、广告扇、餐巾纸等免费发放给居民,确保创建工作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三是建立慈孝基金,补济养老短板。慈孝基金有别于一般的慈善募捐,主要在农村熟人社会,有相对特定的地域范围并适当辐射,基金的募集和使用都在固定的范围,大家看得见,摸得着,用得到,真正体现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人人受益”的基金设立原则。目前全县各级慈孝基金总额已达到了5000多万元。
在仙居,一个新生事物—— “6199食堂” ,正在快速推广。这是一种专门为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就餐建设的食堂,“6199”食堂对于每个老人,平均每个月只收取100多元的费用。而一个老人一天的伙食标准是十多元,再加上请厨师、服务员等费用,食堂该如何维持?党员干部带头捐献,慈孝基金适当补助。这是一种真正的把慈和孝凝聚在一起的公益性、互助性、可行性兼备的模式。
(二) “制度化慈孝”确保慈孝创建变短期为长期
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确保慈孝创建化虚为实,变软为硬,变“短期”为“长期” ,是仙居慈孝文化建设方面的亮点。
复旦大学教授郑土有对此举评价很高。他说:“仙居的慈孝文化建设,已经具备了模式价值,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郑教授所指的“仙居模式” ,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建立健全正面激励机制。坚持精神鼓励、政治待遇和物质奖励相结合,以强有力的激励政策和实打实的厚待回报激励“最美人物” 、引导社会风气。政府出台规定,使慈孝典型在景区旅游、公交出行、医疗服务等方面都享有优待、优惠政策。二是建立健全反面约束机制。在干部选拔任用和年度考核中,将是否孝敬父母、关爱子女等指标纳入个人德的考核体系,促使领导干部更加注重官德,以身作则。在农村地区广泛推行“慈孝协议” ,将慈孝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对村民的慈孝行为进行量化,若违反协议则在宅基地审批、村集体福利享受、入党和党员民主评议等方面采取惩罚性措施。三是建立健全组织保障机制。县委专门成立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抽调骨干力量,制定出台实施意见和年度创建工作方案,制定具体可操作的考核办法,作为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纳入年度责任制考核。聘请离退休老干部成立慈孝督导团,不定期对乡镇部门工作推进情况进行督查考核。
在西方的现代社会,人们通常把公民的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利分割开来,但是在有着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尤其是孝文化积淀深厚的中国乡村,这种“制度化慈孝”有没有大力推广的价值呢?
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会长陶立璠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渐次递进的逻辑关系,在中国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管理体系中,个人与集体、自我与他人并不是截然对立的。 ”换言之,对于制度化慈孝的评价,不能只有一个西方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