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纪念钟敬文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人员合影

【人民的学者】钟敬文

□ 周巍峙(中国文联名誉主席)

　　今天参加钟敬文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我心潮澎湃、感触良多。钟敬文先生，是我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和发展事业上非常尊敬的师长，亲密的战友和知心的朋友。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面对着历经文化大革命冲击破坏，民族民间文化岌岌可危的生存状况，一批著名的老专家奔走呼吁，建议政府对民族民间文化进行全面的挖掘、整理和抢救性保护。这其中就有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钟敬文先生。在这些先生的倡议和推动下，文化部、国家民委先后会同中国文联有关文艺家协会开始收集整理，出版编纂了“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浩大工程。钟敬文先生不顾年事已高，承担起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主编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顺利完成，为建设我们中华民族“文化长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卷包含4万多则民间故事，另外还存有10倍于此的地方资料，在今天已经成为实现文化发展繁荣最深厚的资源。

　　钟敬文先生一生致力于民族民间文化的研究、保护工作。正是在他的引领下，我国的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才得以建立和发展，构成了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的重要组成力量，我们今天所开展的很多文化保护事业正是受益于钟敬文等一批老先生所开创的领域和所积累的经验。每一个故事、每一首民歌、每一条谚语都是文化工作者从田间地头搜集上来的。正是他们持之以恒、求真务实的不懈努力，才成就了很多“轰轰烈烈、热闹非凡”的文化事项。文化工作重在积累、贵在坚持，润物无声才能深入民心。

　　钟敬文先生被誉为“人民的学者”，我要向他学习。学问、事业是踏踏实实做出来的，做传统文化的研究，就要少一点浮躁，多一点坚持；少一点忽悠，多一点实干和学习！这正是我们今天纪念钟敬文先生的意义所在。

　　（本文系作者在钟敬文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

缅怀钟老，做民间文化的守望者

□ 李 屹（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今年是我国著名民间文艺学家、教育家钟敬文先生诞辰110周年。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举行座谈会，纪念和缅怀钟敬文先生为开创我国民间文艺事业立下的不朽功勋，为新中国教育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重温文艺学前辈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学术思想品格。

　　钟敬文先生是我国现代百年史上最重要的学术文化大家之一。他从青年时代就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毕生致力于教育和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研究，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望。与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钟敬文先生从早期接受西方先进人文科学影响到最后接受马克思主义，逐步完成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由民主主义进而追随社会主义的人生历程。

　　钟敬文先生毕生在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园地里辛勤耕耘、坚持不懈，撰写了大量文章及专著，为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学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自上个世纪20年代前期，钟先生就开始在故乡搜集歌谣、故事，并陆续发表有关民间文艺的文章。他的重大学术、文化、教育成就和社会活动影响，反映在他一生撰写的大量著述中。同时，他在世界范围内创立了“民俗学的中国学派”，被国际同行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是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倡导者和领路人，同时也是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高等教育事业的奠基人。

　　钟先生自1949年7月回国参加全国第一届文代会起，就与新中国的文化艺术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与中国文联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凝结起特殊的关系和感情。他曾荣任中国文联委员、荣誉委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席，曾获得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是民间文艺战线上最有影响的旗手和思想理论家。

　　钟敬文先生晚年参与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十大集成工程，重点参加了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搜集编纂工作，并担任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主编。在这项浩大的民间文化工程中，他的民俗学学说体系得以进一步确定，他所提出的中国民俗学派理论，也反映出他的本土文化实践和田野调查积累以及民间文化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人文思想成果。他在领导民间文学集成的工作中，通过全面清理和研究中国传统民间文艺资源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为中国民协后来开展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工作，奠定了前期理论准备和队伍人才基础。钟敬文先生在倡导并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工程中的学术思想和奉献精神，再次体现了他将学术发展与国家社会重大文化发展目标联系起来思考的境界。他的许多精辟论断闪烁着进步思想和时代人文智慧的光芒，在民间文艺界、教育界及当代学人中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今仍作为重要理论思想影响和指导着中国民间文化事业的发展与实践。

　　钟敬文先生是传统文化的坚定守望者，人民文化的坚强捍卫者，无愧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宗师和楷模。在钟敬文先生的身上，我们领略了一个文化大家的卓越风范；钟敬文先生的精神和品格在当今的文艺事业发展中仍然熠熠生辉，是我们不断学习和继承的宝贵财富。

　　今天，当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民间文艺事业的接力棒传到我们这一代人手上，我们备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每一位有志于为中国民间文艺事业奋斗终生的同志，都应该学习钟先生那种高度的爱国热情和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发扬他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忘我精神和勤于思考精益求精的学风；秉承他严谨坚毅的治学态度和博学强记的本领；恪守他持之以恒的开拓探索的勇气和敢舍弃、有担当的精神，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果为实现文化强国的伟大梦想作出新的贡献。

　　（本文系作者在钟敬文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

被民间文艺润泽的华美人生

□ 罗　杨（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今天，民间文艺工作者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共同纪念和缅怀中国民间文艺事业的先驱钟敬文先生。此刻不禁令人浮想联翩，思绪万千。

　　作为中华文明一半和中华文化根脉的民间文化，源远流长，浩如烟海，博大精深。而历代封建帝王视民间文化为草根唏以不屑。自“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起，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自觉地把民间文化作为反抗封建旧文化、创造现代新文明的有生力量。钟敬文先生从刘半农、郑振铎、周作人、董作宾等民俗学研究先行者那里以及西方文化人类学学者那里接手了民俗学研究的基本方式与方法，在新的历史时期，构建了民间文艺学理论体系，开辟了民俗文化学的学术领域，并朝着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方向发展。他用温暖的现实主义情怀来讴歌民间文学作品，抵制民俗学研究当中脱离田野、急功近利，将民俗学演变为现实斗争工具的不良趋势，凸显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视“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学术独立精神和价值追求。他大力提倡调查研究及重视实证的学术研究新风气。天道酬勤，通过钟老和他的弟子们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如今民俗学终于发展为我国学科领域中的一棵硕果如花的参天大树，并以“中国学派”巍然屹立于世界民俗学之林。

　　钟老一生浸润着民间文艺的乳汁，毕生致力于学者与民众的对接，专家与草根的对接，书斋与田野的对接，民族与世界的对接。1984年钟老在步入80高龄时众望所归地当选为继郭沫若、周扬之后的第四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晚年的钟老依然每天夜以继日埋头于民俗资料堆积的峡谷中，沉醉于民俗研究，不计功名利禄，排除世俗烦扰，清心寡欲浑然忘我，所有的心血都化作民间文艺的蜡炬在炽热地燃烧。钟老晚年还参与了中国民协所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搜集、整理及编撰工作，并任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主编，这也为中国民协后来开展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了前期的理论奠基和人才准备工作。大批具有民间文学研究天赋和兴趣的年轻学子，在他的感召下，走进了民间文学的研究领域，殚精竭虑，薪火传承，确保了中国的民俗学在世界民俗研究领域的勃勃生机和强劲后劲。作为师长，他所展现出的“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大家风范和高尚学养，正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优秀传统美德的自觉继承，他所发出的正能量无疑具有“灯塔效应”，成为引导年轻一代民间文化工作者的灯盏。

　　光阴荏苒，在钟敬文先生离开我们已10年的日子里，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民间文化研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机遇。当历史的车轮进入到“非遗后时代”，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与以冯骥才主席为代表的一批民间文艺界的中坚力量一道，在继续沿着钟敬文先生规划的民俗学研究方向前行的同时，不断地探索着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研究的新途径，以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术理想。

　　钟敬文先生一生筚路蓝缕、百折不回，将毕生献给了他所挚爱的民间文艺事业。或许，我们不易从他身上看到那些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惊天事件，而他内心所蕴含和身上所散发出那种治学严谨，虚怀若谷，雅量高致，善为人梯的人格魅力和强大精神力量在穿越历史的时空后仍然折射出熠熠华彩。缅怀钟老，方知世事之沧桑；缅怀钟老，方知事业之艰辛；缅怀钟老，方知民间文化之绚烂；缅怀钟老，方知生命之华美。我想，在当今这样一个民间文学特别容易被人们所忽视所忘记，而实现“中国梦”的美好愿景又特别需要民间文化作为民族文化复兴底蕴的今天，民间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不是在书斋里穷其学理，或钻进象牙塔里舞文弄墨，最紧要的任务是融入到如火如荼的社会生活的洪流之中，与民族文化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像钟老那样去不断揭示民间文化的真谛，彰显民间文艺工作者应有的时代品格，去完成钟老及老一代民间文艺工作者的未尽事业，从而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民间文艺的新辉煌。

　　我相信，今后在我们为实现民间文艺事业理想的路道上，钟老学术思想的精魂将会始终与我们一起同行。

　　（本文系作者在钟敬文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个愿做泥土的人

□ 刘锡诚（中国文联研究员）

　　钟敬文先生虽然不是我的本师，却是我所崇敬的诗人、散文家和学者。他骨子里有一种诗人的气质和想象。他曾对我说：“我死后，在我的墓碑上，就刻上‘诗人钟敬文’！”他在一首诗里写道：“几株黄落及霜天，触履沙沙一恍然。舍得将身作泥土，春风酬尔绿荫圆。”他的“舍得将身作泥土”的献身精神，始终鼓舞和激励着我。

　　上世纪50年代初在北大读书时，我学的专业是俄罗斯——苏联文学，但我的毕业论文做的却是民间文学。所以，我当学生时就读过钟敬文先生的不少著作和文章，应该说对他的生平创作已经有了大致了解。头一次见到他，却是1957年11月批判他的会上，那是我刚分配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两个月后。其实，我真正认识钟先生并与他有私人之间的过往和交谊，却是在“文革”结束之后。那时，我在《文艺报》编辑部工作，担任恢复文联各协会领导小组的组长林默涵、副组长张光年和冯牧等，都是我的领导，举凡讨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恢复方案的会议，总是叫我去参加，钟先生是恢复民研会筹备组成员之一，还因为我的老伴马昌仪在文学研究所民族民间文学组供职，钟敬文的生平和学问是她当时选定的一个研究题目，曾写成一篇长文《求索篇——钟敬文的民间文艺学道路》，因此与钟敬文和陈秋帆先生过从甚密，我也就很自然地与钟先生多了一些接触和讨教的机会。后来，我在他荣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席时期，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前后长达7年之久，钟先生对我有很多帮助和教诲。在我去职之后的岁月里，我和钟先生之间的莫逆之交，一直持续到他离世。我与钟先生交往中的许多往事，特别是他对我的鼓励和帮助，如今还历历如在目前。

　　1983年3月20日，是钟敬文先生80岁生日。在此之前，我作为《文艺报》的编辑，去他的住处北师大小红楼向他约稿，他把刚刚写好的《民间文学谈薮》的序言给了我。我编好后，另拟了一个题目《民间文艺学生涯60年》，发在《文艺报》上。同时，我给胡乔木和周扬两位文艺界领导人分别写了内容相同的信，告诉他们今年是党外左派人士钟敬文先生80寿辰，建议他们给钟先生写封信表示祝贺。周扬很快给他写了“成绩卓著，众所共仰”八个字的信。此前，兼任着民研会主席的周扬，正对民研会内部的混乱情况烦恼不已，曾于1982年12月14日在他家里召集中国文联党组的副书记赵寻和延泽民，民研会的副主席钟敬文、马学良，以及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王平凡等人，开民研会主席团特别扩大会议，研究解决民研会领导人的方案。正是在这次特别会议上，任命了以延泽民同志为组长的民研会临时领导小组，我也被提名为成员之一。到1983年秋，周扬和文联党组决定把我调去民研会主持工作。

　　这一年，大力倡导思想解放运动的周扬同志，因提出“社会主义异化论”而遭到猛烈批判和攻击后，于11月6日被迫作了违心的检讨，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作为民研会主席的他，在秘书搀扶下，于12月8日带病来到崇文门向阳招待所（现崇文门饭店）民研会二届二次理事会的会场讲话，当众与钟先生有一段对话——

　　周扬：我不知道我们攻读民间文学博士学位的有多少人。

　　钟敬文：我们现在还没有招，教育部授权我培养博士研究生，但我考虑到目前条件还不成熟，所以没有招。

　　周扬：我认为应该招收民间文学博士研究生，这倒不是为了名誉。按照民间文学的财富，是应该也可以产生博士的。关键是我们的重视和培养，博士学位可以反映学科的水平、研究的成果，也反映国家对它的重视程度。

　　钟敬文：外国人研究我们的东西，得到博士学位的很多。

　　周扬和钟敬文的这段对话，成为促进我国开始培养民间文学博士研究生的先声。

　　民研会要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换届。我被中宣部干部局老局长召去商量人选，并告诉我，有人把干部部门拟定的钟先生的名字勾到了后面去，使林默涵同志很是生气。我想，既然组织上给了我这个权力，我就毅然地把钟先生的名字改回到了第一位人选。我的意见最终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同意和认可。在钟先生领导下，与他共事的年月里，我们启动了“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这个重大的民间文学工程。为了避免无谓的纷争和掣肘，顺利推动工作的进行，我提名由周巍峙部长和钟敬文先生担任常务副总主编。在长达25年的调查和编纂过程中，钟先生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钟敬文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并论证了建设“民间文艺学”的命题，20世纪80年代又提出和论证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的命题。他为中国民间文艺学建设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继续前进的基础。

　　（本文系作者在钟敬文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本刊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