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儿童时代起我就受到民间年画的熏陶，后来学习了中国画，现在又走到民间年画这条路上来了。由于我打心里喜欢它，在谈论的时候总免不了看它的优点多一些，可能有些偏爱吧。
近来，我们年画工作者都在思考着一个问题，就是民间年画的出路问题。为什么有着如此悠久历史、深受人民喜爱的民间年画，在今天却存在着出路问题呢？我们听到不少的议论，说：“现在是80年代了，印刷术大大地发展了，民间年画还是手工刻印，太落后了”；“民间年画要淘汰了”；“现在民间年画是专家喜欢群众不喜欢”；“民间年画大多是封建迷信的东西”……这些议论给我们年画工作者思想上造成一种压力，也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对民间年画提出的批评和否定，我觉得并没有打中它目前所存在的问题的要害。当前不是“民间年画要被淘汰”的问题，而是如何更好地继承和发展的问题。
我常常想，为什么童年时代看到的那些出自民间艺人之手的木版年画，给我那么强烈的、难以忘怀的印象呢？为什么我们世世代代都不自觉地受着它的感染和熏陶呢？无论这些人长大成人之后从事了什么职业，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是漂泊在海外的异乡赤子，那童年时贴在家乡土房子里的民间木版年画，却时时牵动着他们的乡情。听河南的一位画友说：一个开封旅居香港的同胞，写信给家人，要求寄一张朱仙镇年画，过年时贴在他的门上，看到它，就想起了家乡。我听了很感动。一张印刷简陋的“花纸”(鲁迅称民间年画作花纸)，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作为一个美术工作者，特别是年画工作者，的确应该冷静地找找它的根本原因。
民间年画，这个拥有最多观众的画种，之所以能够长久地存在和发展，首先因为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它不但很好地继承了我们民族绘画的传统，而且它还有自己的根，这个根深深地扎在民族和民间艺术的土壤里。劳动者的创造，给予年画以健康和质朴的优秀品质，反映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有着浓厚的生活情趣，不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保持了我们民族、民间最纯的、最强烈的和最鲜明的艺术特点。看到它，就想到中华民族。这大概就是它能够永存和叫人难忘之处吧！
目前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自己的民间美术品，把它们当成国宝，形成一种民间热。历史上，中国的统治者们，把民间的艺术统统看成下里巴人，长期以来没有民间年画的研究和收藏机构，很多优秀的传统年画失传了。然而外国的博物馆里却收藏着我们许多民间年画。山东潍县是我国著名的年画产地之一，它的木版年画畅销本省和东北、河南等地，而对这样一个有重大影响的画种，在解放前的潍县县志上，竟然没有一个字提起，这不能不叫人痛心！
建国后的最初年代，国务院发布的第一个文件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当时老解放区来的美术工作者和各美术院校的师生，都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年画创作，他们深入民间了解人民，研究民间艺术，从中吸取营养，创作出了不少优秀的年画作品。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我国年画史上非常令人怀念的时期。
近几年，美术创作出现了新的繁荣景象。在农村，读者结构有了很大变化，他们的眼界更宽了。年画市场也不像过去只能买到民间木版年画或者月份牌年画。现在，国画、油画、版画等大量的印刷品甚至原作进入了农村，人们可以欣赏到更多的东西。人的欣赏趣味总是多种多样的。他们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喜爱去挑选，在这种情况下，木版年画销售量的减少是正常的。减少不等于消灭，更不能因此得出“民间木版年画太落后，要被淘汰”的结论。
如果把民间年画的兴衰只看成是木刻印刷和胶版印刷的竞争，那就太简单了，评价一个画种能否存在和发展，决不能从它制作的工具来评定。当我国还没有胶版机的历史条件下，为了满足广大农民的需要，民间年画便采用了木版刻印的方法，当时它只是一种复制的手段，若干年来，这种木版刻印的工艺制约着年画的构图、造型和色彩，画稿必须适合套版印刷的要求，天长日久，形成了木版年画的版画效果和浓厚的装饰风格，因此说，刻版印刷是形成民间年画独特面貌的重要条件，它已不单纯是复制绘画的手段了。事实上，它早已成为独立的一种民间水印木刻。当然，作为印刷手段，手工刻印是没法和胶印去竞争的，也没必要去作这种竞争。它应该作为一门艺术品种去发展自己。世界各国的木刻艺术不同样是手工刻印吗？为什么没有人去非议它呢？木版年画就是要继续发扬木刻印刷的特点。从事民间年画创作的画家们，最好做到能画、能刻，这样就可以改变过去和目前画稿和刻工分家的状况，作者在创作时才能更多地获得表现上的自由，能充分发挥刀味木味，丰富它的表现技巧。
至于说“民间年画大部分是些封建迷信东西”的说法，虽只是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上存在，但它却影响着我们正确地对待传统的问题。比如说：哪些是真正的迷信品，哪些是属于民俗方面的？就拿门神和灶王来说吧，过年时群众习惯在大门和房门上贴上一对门画，在灶前贴上一张灶王，家中里里外外贴满了年画、对联和过门签，增加了过年时的红火热闹气氛。门神和灶君，人们虽然也叫它神，但它们大概是诸神中地位最低下的吧，因为它们不过是传说中的历史人物和神话故事中的人物而已。就拿灶王爷来说吧，它原是民间故事中的主人公，名叫张郎，和丁香结为夫妇，因为喜新厌旧遗弃了丁香，娶海棠为妻，不久家境败落，张郎又被海棠所弃，当贫病交加，双目失明的张郎又会见前妻的时候，羞愧地投身到锅底的灶火里烧死了。戏曲“火龙记”就是描写的这个故事。对于灶王，在绝大多数的农民心目中并没有把它当成什么了不起的神灵，也不会相信灶王会对自己的命运起着什么决定作用。农民所以要贴它，不过是祖宗传下来的一种风俗习惯而已，贴上它图个吉利，像个过年的样子罢了。可是，多年来门神、灶王一直被当作重要迷信品查封。我想，既然可以在庙宇内为释迦牟尼塑像，为泰山奶奶塑身，那么，过年时在家门口和灶前贴上一张年画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和神婆下神坑害人命，算命先生骗人是两回事，何况灶祃上方还印着农民最关心的农历图，它告诉农民谷雨、芒种、白露等节气，叫人不要误了农时，是科学而又有实用价值的。这也是灶祃家家过年时必买的原因之一。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管她的科学、工业如何发达，她本民族的习俗、风土人情将会永远保留，而伴随着这些民俗风情的，便是大量的民间美术的存在。因此，对待传统的民间年画，我们应该持非常慎重的态度。
关于民间年画的出路问题。
前面我谈到我们年画工作者有一种压力。人家瞧不起，我们不介意。首都的大剧场里上演名剧，而农民却爱听地方戏，两者都重要，缺一不可。我们感到压力的是，我们新创作出来的好木版年画太少了，我们面临着一个严竣的现实，一句话，群众需要我们拿出更多的、有传统特点的崭新好年画。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的文化和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村读者结构有了很大的变化，一代有文化、有觉悟的新型农民成长起来了。他们对知识的要求和审美趣味，较老一代农民有了很大的改变。年画工作者要去熟悉他们，了解他们，然后才能满足和适应他们的要求。当前随着农村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农村住房结构在迅速改变，陈设也随之改变，很多农户家里摆上了沙发和其他新式家具。这一变化，必然促使我们年画体裁形式的某些改变。一句话，民间年画要有一个新面貌。这个新，就是内容的新、形式的新和趣味的新。这个新决不是丢掉民间年画的传统，用洋的或其他的画种代替它。
内容新。就是要努力表现所处时代，反映新生活。解放后的新年画如《水库好》、《喂鸡》、《讲卫生》等，都是内容新的好作品。我们要继承发扬民间年画的这个好传统。
形式新。在表现形式上，民间年画要注意从外来的或者姊妹的艺术中吸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充实自己。在一些传统年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的排线出现，这是作者学习和运用铜版画或木刻的手段而来的。潍县年画中的花鸟画，就受到文人画的影响，从朱仙镇的年画造型和用线上，又明显看出它受唐宋绘画和龙门石窟艺术的影响；潍县年画在构图上则有汉代画像石的艺术特点。这些吸收都是成功的。今后我们要注意吸收国画、版画和一些装饰画的表现手法，进一步丰富自己的技法。
趣味新。一张年画，除了内容和形式新之外，趣味新也是很重要的。如六届全国美展获银牌奖的山东年画《三月三》，画的是儿童放风筝，这个主题并不是新鲜的，在年画中不少人画过它。但这张画在表现上给人们以时代的气息，它区别于清朝人的放风筝，也区别于50年代人画的放风筝。虽然作者并没有贴上80年代的标签，但它给人—个新的意境。这种艺术趣味上的新意，在一张画中也是很重要的。
只有不断地从外来的和姊妹的艺术中吸取营养，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但在吸取和借鉴别人的东西时，只能立足于民族和民间，吸收之后一定要加以消化，才能变成自己的东西。用别人的东西代替自己，是盲目而危险的。那样最终只能丢掉自己民族的东西，使民间年画变了味。
注：此文刊发于1985年4月《齐鲁艺苑》
